第二，劉瑾對詩篇創作時代的論斷，多能突破《集傳》乃至傳疏舊說的藩籬，頗有創見。如《衛風·旄丘》篇，《集傳》引陳氏說以為「穆公之詩」，劉瑾則以為：「上篇黎臣有勸歸之辭，則此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黎侯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為赤狄所滅？故晉人數赤狄之罪，立黎侯而還。以此意之，《式微》《旄丘》二詩，雖未有以見其必作于衛宣之時，恐亦未必作于衛穆時也。」否定了衛穆公時之詩的說法。又如《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雨無正》三篇，《序》皆以為幽王時之詩，而《集傳》雖以《序》說未可信，但也僅以「或曰」的形式疑其為東遷以後之詩。劉瑾則於《節南山》篇末按曰：「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憯莫懲嗟』，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又於《雨無正》篇末按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暬御，慘慘日瘁』，固可見其作於暬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於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夀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劉瑾以作品內容為證據推論詩篇作於東遷之後，其證可信，其說可從。故清惠周惕《詩說》亦認同劉瑾之說，曰：「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偉！」這里還應該指出的是，早在清初朱鶴齡《愚菴小集》卷十三《讀〈周本紀〉》一文中，即以《史記·周本紀》與《竹書紀年》相參，論證上述《詩經·小雅》篇章為「幽平之間」詩。由此可知劉瑾之說確為孤明先發。
第三，在思想上，劉瑾解詩具有鮮明的理學色彩。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詩集傳》中多處透露出他的理學思想，劉瑾《詩傳通釋》既以羽翼朱《傳》為宗旨，也不可避免地帶有鮮明的理學色彩。例如注重揭示詩篇所隱含的理學修身之道，劉瑾於《大雅·抑》論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即《中庸》之内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即《中庸》之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能戒懼，則心無不正矣，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也。蓋由武公本亦聖賢之徒，宜其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劉瑾還十分注重發明《詩經》「溫柔敦厚」的詩教观，如於《衛風·簡兮》引張學龍曰：「此蓋伶官碩人之詞，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幽厲，此詩人之忠厚也。」甚至可以說，朱子《詩集傳》理學說詩的氣味，到劉瑾《通釋》这里變得愈發濃烈了。
《詩傳通釋》一書也有其不足。劉瑾嚴守朱說，《集傳》有誤或自相矛盾處，也曲為回護，即使有所修正，也不敢以為定論。如前所述，他對《節南山》《正月》《雨無正》三篇的創作時代提出了精彩的論斷，但卷首《作詩時世圖》在給詩篇編年時還是遵循《毛序》的舊說。又如劉瑾雖然吸收大量漢唐注疏以充實《詩集傳》，但其辨訂故實，也還多有疏略，陸心源《元槧詩傳通釋跋》曰：「考訂非宋人所長，瑾書雖名『通釋』，而于朱子所未詳者，如『居居』、『究究』、『鉤援』、『臨衝』之類，未能證佐一字。」可見，與清代漢學家相較，劉瑾《詩傳通釋》在名物、禮制、史實等考證上仍有局限，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對此多有駁詰，《四庫全書總目》亦有引證，譏其「徵實之學不足」。
然而，瑕不掩瑜，《詩傳通釋》以羽翼朱《傳》為宗旨，引述先秦、漢、唐、宋、元注家八十八家，著述五十五種，將前代特别是宋元以來的《詩經》學成果加以綜合疏通，頗有一種只此一編在手，即可盡棄他書的方便，實可謂元代《詩經》學著作中的集大成之作。所以，劉瑾《詩傳通釋》一書在後代也頗有影響，明代胡廣編著《詩傳大全》時，即以《詩傳通釋》為藍本而略作增刪；明人王逢、何英為朱公遷《詩經疏義》補作「輯錄」、「增釋」時，也對劉瑾之說也多有采錄；前引惠周惕之說，亦可見劉瑾在清代的影響。因此，深入研究《詩傳通釋》，對準確定位元代《詩經》學在整個《詩經》學發展史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
最後，介紹下劉瑾《詩傳通釋》一書的版本情況。《詩傳通釋》現存五個版本：最早的是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劉氏日新堂刻本（簡稱「元刻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皆有藏，其卷首內容依次為《朱子詩序辨說》《詩集傳序》《詩傳綱領》《詩傳通釋外綱領》（引用諸儒書、引用諸儒姓氏、諸國世次圖、作詩時事圖、詩源流、章句音韻、詩樂、刪次）。又有元刻明修本（簡稱「明修本」），版式、字體、內容等與元刻本鮮有差别，實為同一版本系統，卷首內容亦同。第三個版本是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四庫本據「內府藏本」所刻，不知底本為何，卷首《詩傳通釋序》，實即朱熹《詩集傳序》，《詩傳通釋外綱領》則僅有「詩源流」、「章句音韻」、「詩樂」、「刪次」四部分。《詩傳通釋》在日本有文政十三年（1830）官板松代文庫本（簡稱「文政本」），卷首無《詩集傳序》《詩序辨說》《詩傳綱領》《詩傳通釋外綱領》部分，直接從《通釋》正文起，前兩卷字多有漫漶之處。通過對勘發現，文政本比較接近元刻本，許多四庫本與元刻本用字不同的地方，文政本大多同元刻本，而文政本中出現的錯誤，則多為字形抄纂的錯誤。又有日本嘉永三年（1850）本（簡稱「嘉永本」），是文政本的重刻本，補全了文政本前兩卷的闕失，據其書眉朱批，當是據明胡廣《詩傳大全》補足。
此次整理，以元刻本為底本，以明修本、四庫本、文政本、嘉永本為參校本。遇有異文，擇善而從，並出校記。版式上，經文頂格，《集傳》與夾注皆低一格，雙行夾注改為單行，用楷體與《集傳》區分。在校點中，對朱熹《詩集傳》部分，我們校以宋本《詩集傳》[2]，凡有異文，一般據宋本《詩集傳》改定並出校記說明，若確認宋本有誤，則參他本改正，亦出校記說明[3]。對《詩傳通釋》徵引之諸説，則儘可能查覈原書，凡字句小異、不影响文義者不出校；凡顯係錯引或大疏漏處，或於校記中寫出引書原文，或據引書適當刪改訂補正文，並出校記說明；對於書中之避諱字、異體字及常見刊刻錯訛字，如「已」「己」与「巳」、「穀」与「榖」等，則逕改不出校記。
本書初稿由劉鎂硒、李曌宇、馬千惠三位負責文档轉錄和版本对校，之後由李輝、馬天祥、熊瑞敏、吴嬌、邢毓南、徐逸超諸位進行引文核对，最後李山校讀全稿。囿於學力識見，點校中一定还有不少錯誤，敬請讀者方家批評指正。
劉鎂硒李山
二〇一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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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趙沛霖《劉瑾<；詩傳通釋>；淺說》、楊晋龍《<；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關系再探》。楊晋龍主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
[2]按：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朱熹《詩集傳》自卷十二《小雅·蓼莪》第三章朱傳「則無所恃」四字起，至卷十七《大雅·板》實非宋本，而係據他本補抄配齊。本書對《詩集傳》部分的校對，以四部叢刊宋本部分對校，宋本殘缺部分則以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刊明印本膠卷對校，可以說是以完整的宋本《詩集傳》作為對校本。又，本書校記一般只稱「朱熹《詩集傳》」，個别地方也稱「四部叢刊《詩集傳》」或「四部叢刊三編本《詩集傳》」，後兩個稱法意在強調，併無其他意思。
[3]《詩集傳》部分的校對，參考了趙長征整理本《詩集傳》（中華書局二一一年）的校勘成果，謹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