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回国本是想要进行建设的，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他也和他那一辈新文化人一样，不久仍以破坏责任自居，而且总觉破坏得还不够。1921年5月，胡适已对吴虞说，“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希望吴在教书时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是又将建设的责任，留给了下一代。十五年后，到1936年，胡适更对汤尔和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是他在“国中的事业”之“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39]
而胡适的下一代也渐有同样的认知。比胡适小八岁但属于五四时学生一代的闻一多，以前民族主义情绪最强，认为中国只有造枪炮不如西方，文化却比西方更好。但到抗战末期，闻氏“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自以为“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敢于开方了。他开出的方子，就是“革命”；在文化领域，就是重提“打倒孔家店”的五四口号。[40]这已是在五四之后二十多年了，仍然从中国旧书中读出破坏的需要来。代代均以破坏自居，而代代均觉破坏得还不够，近代中国的激进化，也就如洪水泛滥，一波盖过一波，而不知所止。
士人救国的努力所形成的破坏甚于建设的客观后果，进一步强化了龚自珍时代已开始的国无重心的进程。但基于中国领土主权基本保持的潜存信心使士人可以有比较乐观的希望，而西来的进化论更为这样的希望提供了理论的依据：由于人类各社会总在进化，自认野蛮和自居边缘都不过是进化中的一个阶段；目前中国虽已由文变野，再由老大帝国变为少年中国的转化契机终为进化论所保证。本来近代中国的整个发展趋势呈现出正统衰落、异军突起的典型特征，社会、政治、思想、学术等领域都可见明显的权势转移。面向传统的守旧一派提不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案，而面向未来的趋新士人则可以描绘美好的前景；他们立足于此一想象的描绘，可以提出无限多种解决现存问题的可能选择（实际能否解决要将来才知道），故中国的希望实与“新”共存。
注释
[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制洋器议》，67～74页，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897年聚丰坊刻本。
[2]转引自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177页。
[3]各家说法皆转引自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52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丁伟志、陈崧的《中体西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对“中体西用”观念的渊源流变有详细的研究，参见139～173页。
[4]攻法子：《敬告我乡人》，《浙江潮》，二（1903年3月），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50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5]《严复集》，第3册，558～5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宓克著、严复译：《支那教案论》，南洋公学译书院重印本（光绪十八年初版），页28A。需要说明的是，宓克本人并不赞同这种“吾非除旧，何由布新”之势不两立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晚清那些主张“翼教”的人，在文化不可分这一点上倒与西方传教士的观念接近。此不详论。
[7]冯友兰：《新事论》，见氏著：《贞元六书》，23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8]叶德辉：《郋园书札·与皮鹿门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汇印本，页9B。
[9]转引自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Mass.1964），p.87.
[10]Cf.Isaiah Berlin，“The Bent Twig：On the Rise of Nationalism，”in idem，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London，1990），pp.238—261.
[11]《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六（1903年4月），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381～384页。
[12]陈王：《论婚礼之弊》，《觉民》（1904年），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854～858页。
[13]反之，中国少年读书人对西方的憧憬普遍相当美好。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林圭论中西医之别时说：西医不一定能治中国人病，盖“外感风寒湿热，中西无异也。内感之劳、郁、忧、伤，则中四而西仅一劳字也”。他以为：“人之劳，有时而憩；心既憩，则劳可舒。”这在他所想象的西方世界中解决得相当好：“礼拜之功，在于能舒。劳之字既去，则一生均极乐世界，无一时有郁伤之事；既无郁伤之事，则无郁伤之病；内感全除，所患者外感耳。”（林圭致黄奕叟，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1辑，35页）这里对西人生活的想象性描述，那时大多数西人想不能同意，马克思、恩格斯所见的西方无产阶级更绝不能接受。
[14]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475页。
[15]胡适：《非留学篇》，原刊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3期，收入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5。
[16]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475页。
[17]陶希圣：《北大、五四及其应负的责任》，见《学府纪闻——国立北京大学》，41页，台北，南京出版公司，1980。
[18]郑观应：《西学》，见《郑观应集》，上册，202页。
[19]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制洋器议》；倭仁奏摺，《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故宫博物院1930年抄本，卷47，页24～25，卷48，页10～12。
[20]严复致熊纯如，1916年9月20日，见《严复集》，第3册，648页。
[21]钱穆：《中国思想史》，165页，香港，新亚书院，1962。
[22]Cf.Erich Fromm，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1941）.
[23]胡适日记，1929年4月27日。
[24]胡适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转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62～6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25]参见Joseph R.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2nd ed.（Berkeley，Calif.1967）.
[26]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入其《钱穆与中国文化》，21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27]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载《学人》，第4辑（1995年7月），10～18页。
[28]《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提及与传统决裂。
[29]陈独秀：《敬告青年》，载《新青年》，一卷一期（1915年9月），1～6页。
[30]君衍：《法古》，《童子世界》（1903年5月），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532页。
[31]参见罗志田：《评介〈章太炎的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5期，203～205页。
[32]胡适致陈独秀（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19～120页，中华书局，1979。
[33]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212页。
[34]参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55～162页，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第二次印刷。
[35]康有为：《康子内外篇·阖闢篇》，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36]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221页。
[37]说详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国的新旧之争》，载《历史研究》1995年5期。
[38]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
[39]《吴虞日记》，上册，59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95页。
[40]《闻一多全集》，第12卷，50、52、380～381、402页，第2卷，367～36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207页。
三、新的崇拜
沿此趋势发展，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新即是善，旧即是恶；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对“新”的崇拜既因传统的崩散而起，又同时助长了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固有文化的主张。同时，由于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士人心目中已经确立，“新”也成为西方式现代化的代名词。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的，在那时却译为“从新主义”，[1]极具象征意义。
对“新”的歌颂在“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之《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更为简单明了的，则是《杭州白话报》1902年6月的一段话：
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2]
随着科举的废除和辛亥革命后民国代清，趋新又有进一层的社会含义：
新中国处今新世界中，其未来之新事业、新功名，足以空古今而震寰宇者，有如矿产，随在皆是。所须惟确有新知识新能力之新人物耳。[3]
短短两句话，用了七个“新”字，足见“新”的横扫一切之势。更重要的是这里透露出的社会消息：如果不是有新知识新能力的新人物，便不可能开采“空古今而震寰宇”的新功名新事业的矿产。既然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也唯新是尚，“新”的至高无上地位已从精神到物质，稳稳地扎根在中国社会了。如果说对“新”的崇拜此时已形成，大约不为过。从那时起，这一趋向更逐渐深入人心，已达下意识层面，余英时先生注意到：“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4]
近代影响中国人最深的西方思想可能要数进化论（清季甚至民初的中国士人，鲜有不是进化论者），而进化论本身恰具有强烈的厚今薄古和尊新斥旧的倾向。在此倾向影响下，中国士人不但要求变趋新，而且是愈新愈好；不但要学西方，而且要学西方“最新最好”的东西，甚至要想在趋新一面超过西方。1903年时金天翮就提出要在中国实行“欧洲尚未经历之经济革命”，他说：“中国个人经济主义太发达，故不能具有政治思想。而下等社会之困难于经济，类皆受上中二等社会之压制。”故“吾观察中国今日社会之内容及现象，有不能与欧洲比例；而当取欧洲尚未经历之经济革命，以为政治革命之引药线。”[5]后来社会主义在中国果然得到广泛推崇，此已可见一斑；但这里透露出那种试图比欧洲更先进一层的观念，尤发人深省。
在此趋势下，一度颇受人欣赏的君主立宪制自然不再吸引人，中国人要学习的是在西方也更新的共和制。辛亥革命后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时的中国士人想必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而辛亥革命本身也体现出新旧势力竞争的逆转，新旧之间的攻守之势因此而大变；过去是因为旧的不好，所以要新，现在则完全反过来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说得很明白：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6卷1期，10页）。
为了拥护新来的西方民主与科学，中国传统的一切差不多都要反对干净了。五四新文化人有意以西方为本位的取向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
对于许多趋新者来说，由于未来必然是或至少可能是美好的，本民族固有之文化是否保存已不那么重要，从传统中寻找不足（而不是光荣）以摈除或改进这样一种“反求诸己”的取向不但不那么可怕，而且成为走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章开沅先生注意到：1903年时的上海新人物正因“面向未来，因而敢于否定过去”。[6]且如严复所说：“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亟明矣。”[7]面向未来的近代中国读书人多见西学之长和中学之短，也可以理解。实际上，新文化人内心深处对弃中趋西未必就十分坦然，陈独秀连续说出的几个“不得不”，就分明告诉我们他与胡适、傅斯年一样的那种忍痛割爱的矛盾心态。只是为了更新更美的未来，过去的一切才都可割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