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严格而论，所谓“本质主义”或“类本质主义”并不是专指研究“本质”或“类本质”的理论，而是以研究“本质”或“类本质”作为理论起点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模式化、固定化的理论形态的统称。所以，不是说整个西方哲学皆可归于“本质主义”或“类本质主义”。显然，在“本质”或“类本质”研究之外，还有对于“存在”的研究。但是，西方哲学在对于“存在”的研究中，采取的依然是“本质主义”或“类本质主义”的理论模式、形态，所以最终归于“本质主义”或“类本质主义”。比如，西方现代哲学中，“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在否定传统理论的“本质”的同时，主张非理性的“存在”，如“虚无”、“烦”、“畏惧”、“死”、“荒谬”等，并以此重新规定人，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人的一种新的“本质”或“类本质”，即一种变革或革新了的“本质”或“类本质”。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存在主义”不过是一种新的、变革了的“本质主义”或“类本质主义”。
[12]从总体的研究思路看，胡塞尔现象学中的“面向事情本身”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对“本然”、“根本”的研究形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从研究的方法看，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非局限于逻辑性的研究方法与现象学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因为，现象学中的“事情本身”依然是“纯思”的产物。
[13]F.H.Bradley ：Appearance and Reality，Chapter and ，Oxford，1930.
[14]《道德经·二十五章》：“道，强为之名曰大。”另外，《道德经》中多有“大道”、“道大”、“大象”、“大器”、“大方”、“大成”、“大盈”、“大直”、“大巧”等对“道”之大的描述。
[15]《道德经·二章》。
[16]《庄子·知北游》，《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17]参见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16页。
[18]﹝德﹞黑格尔：《逻辑学》（上），杨之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第69页。
[19]参见《道德经·二章》。
[20]关于王弼的“以无为本”论的局限性，具体参见本书的第四章第二节。
[21]有学者也指出，“本体”之义实质上已经涵盖“始基”、“存在”、“生存”、“实体”等概念。参见江畅：《论本体的实质》，《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22]张岱年曾经把“本体论”称为“本根论”，又说“本根论”就是“是论”或“存在论”（参见《中国哲学大纲》，第92页。），这明显是一个误解。主要原因是，“本根论”含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即“始义”、“究竟所待义”、“统摄义”，而不仅仅等同于“是论”或“存在论”所探求的普遍本质性含义。二者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一致性。
[23]参见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17页；《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本体论》，《探索与争鸣》1990年第1期。
[24]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是论”或“存在论”主要表现为以“是”或“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或学术，这就决定了其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具体性。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体论则不具有学科性（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任何严格的学科、学术分类）。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却内在地蕴含有与“是论”或“存在论”相似或相近的形态或研究方法，比如知识论的形态或特征等，只不过这一部分内容不如西方传统哲学那样得以充分展开而已。具体参见本书的第三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等相关内容。
[25]从西方哲学的发展看，“是论”或“存在论”虽然被称为“第一哲学”，但并非是西方哲学的唯一形态。事实上“是论”或“存在论”自其诞生之时，就不断地受到一些所谓“非主流”或“异端”哲学的诘难和挑战。尤其是在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兴起之后，“是论”或“存在论”所关注的“本质”，已经让位于“存在”，萨特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这一反动的标志（参见﹝法﹞保罗·富尔基埃：《存在主义》，潘培庆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4、57~61页）。而西方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更是展开对“是论”或“存在论”的批判和解构，如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等。所以，如果站在非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立场上看，也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是论”或“存在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
[26]参见杨国荣的相关评述：《道论》，第1页。
[27]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试图建立更为全面、更为系统、更具融合性或包容性的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体系。比如，张立文在建构一种巨系统的结构，含有“三界六层和八维四偶”，以生存世界的生存和合学、意义世界的意义和合学、可能世界的可能和合学作为三层内容的“和合学”，所提供的理论模型分别为：宇宙模型、社会模型和思维模型。其响应者或暗合者有从事佛学研究的赖宗贤、从事《周易》研究的朱伯崑、从事老庄研究的郭沂、从事中西对释的张祥龙等。庞朴则努力将中国传统哲学结构化，以“道、学、治”三统合一的情结去建构“一分为三论”。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与他们的理路有所不同。它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对经济决定论为特征的唯物史观进行理性补充的“历史本体论”，其基本思路是所谓“经验变先验（使用的工具理性论），历史建理性（具有绝对主义伦理学特点的宗教性道德），心理成本体（中国乐感文化的回归）”，所针对的是以“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为基调的反经济决定论的（德国）新历史主义。具体评述参见余日昌：《哲学走向文化的路径——当代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特征综述》，《学海》2005年第5期。
第四节本书的研究思路和设想
本书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是基于以下考虑：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中的“本体”或“本体论”研究，目前的一些认识或观点颇可商榷[1]。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哲学语境中，“本体论”的研究虽然有多方面的展开，但其具有的不同形态究竟如何，却鲜有明晰的探讨。所以，笔者考虑的是，应进一步澄清或辨析传统意义上的“本体”、“本体论”形态及其内涵、特征和意义。
但是，在真正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研究展开之后，就会发现，对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形态的辨析，其实质就可能是突破了传统意义，或者说，是对传统意义的延续，这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所具有的包容性、融通性特征相联系的。无论是传统还是传统的突破、传统的延续，笔者相信，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从内在诸层次上进一步展开，或者从现当代哲学的不同视域进行审视，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所具有的包容性、融通性实际含有的更广阔的内涵和外延。从主要方面看，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不仅与西方传统哲学“是论”或“存在论”（Ontology）、形而上学（Metaphysics）具有关系，而且与西方现当代哲学也具有相关之处，关注、思考和解决这些关系构成本书研究的另外一个目的。
总而言之，本书的“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研究”拟努力地解决以上问题。本书中的“本体”概念主要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用法，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所具有的包容性、融通性特征出发，其内涵和外延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又与现代意义上的多重语境相联系。所以，本书中的“本体论”主要是中国传统哲学语境中的“本体论”，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所涉及的理论形态，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主要问题出发，不仅讨论了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关的理论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现代意义、现代视域中的广义本体论或广义形而上学等问题。
上文曾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具有一种最终的“模板”，那么，本书的主要研究方面就是从整体上揭示这块“模板”本身的形态。本书选择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进行研究，其研究目标不是侧重于源流的疏通和史料的考辨[2]，而是在理论层面考察、揭示这块“模板”本身，即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基本形态及其本质、特征和意义。
因此，本书的关注重点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的建构，注重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自身基本问题的考察。本书从不同维度出发，努力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不同形态的本质和特征，即揭示具有多种视域、多重形态的本体论内涵、特征和意义，力争在更宽广、更融通的视域中，把握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基本结构、本质、方法和意义，从而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特质。
从研究方法上看，本书主要采取的是一种综合融通的方法。这里所谓综合融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鉴和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尤其是继承前辈学人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成果。在对儒道两家的“道”论进行考察、研究的过程中，本书无疑借鉴、继承了多种哲学理论，如中国传统哲学，中国近现代以及现阶段融合了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以及国外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研究的相关成果[3]。客观而言，本书的努力仅仅体现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取向，而不可能真正穷尽所有相关研究。
另一方面，又要把各种适合于自己的学术成果、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综合融通的研究方法。上文提及，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具有包容性、融通性的理论特征，那么，作为综合融通的研究方法，由于其体现出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特征相一致的方法论意义，在目前学界受到广泛关注[4]。当然，对各种成果、观点和方法进行融合、融通的目的，并非完全消融于对方，而是要在融会、贯通、扬弃各种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更具说服力的观点。
由于本书所进行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理论形态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综合融通的方法，所以，本书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不严格区分各学派的界限或分界，也不太注重历史演变的先后顺序，而是把每个学派和哲学家们各自所代表的本体论思想纳入中国传统哲学这一整体的“模板”，指出各自的位置、特征以及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不同形态中的意义和作用。
当然，这样便内在地包含有史料、源流的存在，也有历史的演变。不过，这与单纯的注重史料、源流、考辨的研究方法不同，而是需要对各种要素、各个方面加以整合，在整体性中把握“模板”。所以，在本书的研究中，各种历史资料和理论背景依然存在，史论结合依然是本书的主要方法之一，但不管是史料还是理论本身，均被纳入到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的相关方面。
与史料和理论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诠释[5]。从广义的诠释看，诠释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文本（Text）本身[6]，而往往是事物本身的价值或意义。从总体上看，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的“模板”本身，那么，笔者便有理由确定自己的诠释对象，以及与之相关的诠释方式以及诠释范围。由于本书侧重于考察“模板”本身，那么，在对相关典籍或对象的诠释中，便需要以符合“模板”的整体性意义为标准进行选择，如“道”的层次性诠释、对最终“本体”的体认和把握的诠释、语言在手段而不是目的意义上的诠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