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的维度看，中西哲学研究方法互有短长，中国传统哲学长于综合、融通，而西方传统哲学长于理论分析。比如，西方传统哲学的“是论”或“存在论”严格地区分了现象、本质等范畴，由此展开的理论分析方法，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缺乏的，也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事实上，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分析的视域下展开研究的。从一般意义上看，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尤其是在对本体存在图景的研究中，似乎更注重“合”、“齐”、“同”、“一”等统合研究，如“天人合一”论、“齐物”论、“尚同”论、“万物一体”论等。细致的“分”、“离”、“析”、“别”不能说无所作为，但总体上似乎有“支离”的嫌疑[7]。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分析性的概念、观念仍然是必需的、必要的。注重分析性、解析性的研究方法，非但不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背离，反而是另一种层次上的展开和建构。因为，从认识的一般规律上看，对一个存在的研究对象，只有经过不同向度、层面或各组成要素的具体之“分”，才能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获得此对象的整体之“合”。这是因为，“分解活动就是知性的力量和工作”[8]。这就是说，只有经过“分解活动”，才能展示知性的力量，从而达到认识的目的。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研究始终与“人”的存在相联系[9]，但本质上，由于人是一种有限性存在，当人的存在与本体论问题相涉时，势必会在一定前提条件下产生具体的、不同的视域和形态。本书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的划分，就是基于在人的有限性存在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从不同向度和形态进行探析，其目的在于，从不同形态之“分”来彰显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合”的实质，更深入地揭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整体特质和发展趋向。
当然，分析性、解析性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人的知性认识活动，与人的有限性存在相联系，也最终表现为有限性。本书虽然运用这一方法，但也将其终止在了分析方法达不到的地方。
总之，本书努力继承已有研究，在吸纳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把理论与历史、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整合，在现代中国哲学语境中揭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的内蕴、特征与意义，希望本书的努力能够进一步促进对相关问题的探讨。
就内容而言，本书所期望达到的研究目标主要如下：
1.通过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两个世界”、“三重形态”（“可道”、“常道”和“道德”）的划分，并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可道”、“常道”和“道德”三重形态的具体研究，揭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实质和内涵，期望有助于建立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基本框架和功能结构，即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模板”。
2.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具象表达与象征言说方法，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诠释方法和特征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方法论实质，说明其体现出的是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逻辑思辨方法的广义诠释方法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
3.阐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在信仰维度上的终极关怀。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道德”形态相关，终极关怀与“道德”根源、“道德”自觉、“道德”信念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而共同完成、寄托于“圣人”的象征性形象之中，其凸显的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在终极关怀维度中的意蕴、特征以及在现实上和实践上的意义。
注释
[1]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又叫“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有时还指在物质世界之外寻找物质世界存在依据的学说，如王弼的“贵无”论（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第35页。）其实，以上观点仅仅指出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一种内涵，即对世界的根源、本源的研究，并没有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另外的内涵，即对世界统一性、应然性的研究。
[2]中国传统哲学历来注重对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考察。对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考察目的，是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对学说的源流和发展作出判断和把握，此即章学诚所言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中国传统哲学史或思想史展开考察的代表人物有冯友兰、张岱年、陈来、冯达文、李维武等。他们总体上偏重于历史的考察，主要是以源流的疏通、史料的考辨等为主。如，冯友兰的《中国传统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史新编》、《中国传统哲学简史》等著作（《三松堂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陈来的《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等，这些著作主要侧重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史的考察和研究，但均涉及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诸多问题。专门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史的考辨性著作，如李维武的《二十世纪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问题》（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以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作为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线索，对中国各派哲学家环绕本体论问题的思考作了探讨；冯达文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本源——本体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针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思想的演变、发展尤其是儒家本体论思想进行了纵向的研究；方光华的《中国本体思想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则对先秦以来直到中国近代的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思想发展的源流和特征进行了疏通和整理。
[3]国外开展的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不容忽视。目前，在西方哲学的背景中，出现了不少有关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成果。Michael Lafargue、Herrymon Maurer、Benjamin Schwarts、Arther Waley、Chad Hansen 等学者都有专著探讨这个问题。其中David L.Hall、Roger T.Ames的著作尤其以其当代的视野和关怀而值得关注。David L.Hall、Roger T.Ames在1987年至1998年的十余年中，通过“中西思想比较三部曲”，即《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Anticipating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1995），以及《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Self，Truth，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1998），特别彰显了中西哲学本体论之异，即“理性（或逻辑）秩序”与“审美秩序”、“超越性”与“内在性”、“诉诸定义和本质”与“诉诸范例与历史”之间的差别。其所凸显的这些中西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根本差异，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深化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一些争论，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不过，笔者同时也感到，上述论者的研究仍有某种遗憾，即他们大都以西方哲学形态进行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研究，而未能真正深入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的具体问题中去。
[4]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研究中采取综合融通的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学术界似乎更加重视。其特点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研究中，对中、西、马哲学融通方法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融会贯通的特点非常明显，已经有若干种著述。杨国荣的《道论》、《伦理与存在》、《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孟子的哲学思想》、《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心学之思——王阳明的哲学阐释》、《科学的形上之纬——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和《庄子的思想世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等著作，以中西哲学的思维历程为背景，以存在问题为指向，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方法论的互融、互渗、统一的形态出发，具体考察了诸多形上形态的根本问题，揭示了存在本身的多重维度和意蕴，凸现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通”的品质。俞宣孟的《本体论研究》则系统、全面地对“Ontology”这种理论的形态、特征作了深入的研究，从哲学史的角度考察了它的缘起、发展、成熟和终结的过程，比较了西方“Ontology”和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Ontology”的批判，澄清了许多模糊的观念。立足于现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来研究本体论哲学是以上著作的特点。
[5]目前来看，从诠释学的角度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是海外新儒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诠释学是哲学领域的“显学”之一，其不仅涉及本体论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思路，而且还与广义的哲学方法论相关。在这一点探索上，唐君毅、方东美、牟宗三、劳思光等前辈学者用力独勤，他们首先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入手，说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表述的重点是内向性的心性之学，基于此而表现出特有的文本诠释风格，即重视直觉体悟和形象联想，而不重视逻辑结构和客观思辨，从而初步建立丰富而深刻的中国传统哲学诠释学的理路。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哲学诠释学得以展开，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建构。比如，傅伟勋先生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含的哲理而建构起了中国传统哲学诠释学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除了对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解释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一般化吸纳之外，还结合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和义理之学的方法，对大乘佛学教相判释、胜俗二谛、言诠方便等种种教理方法亦有融会。参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
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似乎更接近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其“本体诠释学”融合了《周易》的本体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诠释学理路，特别重视诠释的本体论意蕴。他认为，“本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无比丰富的内涵，既是历史的根源，也是思想的系统；它是一种基于时间性的根源发生出来的意识或存有，是人的整全性的生活体验；它不同于西方的“Ontology”这种静态的存有，而是动态的、全面的、开放的，是与主体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但不排斥人的主体性，而且包含了人的活动的一切层面。这样，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追求方法就不必、也不能扬弃“本体”，这和西方近代哲学工具理性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必是诠释性的，即有主观感知的理解、认识与评价的参入；反过来意义系统的任何诠释都必然要进入到本体形态，如熊十力所谓的“体用不二”。如果完全抛开西方哲学的背景，仅仅指向中国传统哲学本身，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也切中要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参见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与融合》，上海，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Chung—ying Cheng，New Dimensions of Confucian and Neo—Confucian Philosoph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本体与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002、2003。
[6]参见刘之静：《中国传统哲学诠释学何以可能——兼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特征与诠释方法》，《陕西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5期。
[7]比如，陆九渊批评朱熹“支离事业竟浮沉”，而强调：“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宋﹚陆九渊：《与曾宅之》，《陆九渊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5页。］
[8]﹝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20页。
[9]杨国荣：《道论》，第8~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