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上帝赋予了人选择善恶的自由意志
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自在生活说明了上帝造人时构筑了一个人与神和平相处的道德理想，也表明了人性中具有神性的一面。但是亚当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偷吃了禁果。亚当的堕落揭示了人与神对立的严酷现实。人毕竟不同于神，人既有从善的一面，又有作恶的一面。人从善还是作恶完全取决于人自己，是人自身自由意志的选择。人有自由意志，上帝赋予人理性的同时，又赋予了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意味着自我决断，即人有自己选择行善还是作恶的权利。这样，人既有能力向善、向上帝，又有可能弃善从恶，善恶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说，恶不在上帝所造的人的本质之内，不是上帝给人的，而是人自由意志错误选择的结果。因此，人类为了获救，必须重新作出选择，去恶从善，这一过程则需通过上帝的拯救计划来完成。
5.上帝把人置于万物之上
尽管人有行恶的一面，但与其他事物相比，人更高贵。人的本性比天地万物更可贵，因为上帝在创造其他事物时并没有考虑再三，而在创造人的时候却慎重考虑了一番，上帝要使人的样式有美感，可见上帝对人的重视。此外，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其他事物却不是，它们不像上帝。于是人就有了某种神性，其他事物没有。人的高贵还表现在上帝造物是按先后等级顺序依次创造的，而人是最后被上帝创造的，因而人的阶位高居于先前被造出来的万物之上，仅次于神。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要他来统治万物，与万物相比，“人性自始即有君王的位分”[46]。虽然，人和动物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很软弱，诸如人没有动物跑得快，没有动物跳得高，没有动物力气大，没有动物耐寒等等，但这不仅不是人的缺陷，相反是人的优越之处。正是由于人的种种不如，人才有了许多发明，使自己更加完善，并善于利用一切来弥补人的不足，显示出人之为王的尊严来。
6.上帝让人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
《圣经》中记载了人的有限性，上帝把人安排在伊甸园中，结果人却受了诱惑而偷吃了分辨善恶的智慧果而拥有了智慧，上帝说，看哪，那人竟然跟我们相似，会分辨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会伸手去采生命树的果子吃，这样他就永远不死了。于是上帝才把人赶出了伊甸园。这说明人在自然方面确实是有限的，同时也是有死的。教父们在阐释《圣经》时，也都承认人是有限的存在。承认人的认识和能力都是有限度的，承认人总是有不能够知道的东西。人可以把自己不能知道的事情交给神，只有神能够完全理解这个世界。所以人必须在神面前保持谦虚。“神总是人的师父，而人总是学生。”[47]人的有限性表明了人性的非完善性，从而衬托出神的无限性，为用神性取代人性提供理论依据。
二、教父哲学中的人性思想
早期教父哲学体现了由犹太教发展而来的基督教哲学化的过程。自从基督教由西亚传入希腊-罗马文化圈之后，那些既具有希腊哲学思想，又具有基督教信仰的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们就开始承担起一项重要的文化使命——用希腊哲学中深刻的形而上学思想来阐释基督教的救世福音和基本教义。在米兰敕令颁布之前，当教父们用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等异教文化的哲学思想来建构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基础时，他们不仅有甄别地从希腊哲学中选择了一些符合基督教信仰主义特点的成分，而且对希腊哲学也进行了一种神秘化的改造工作。教父们不仅使基督教“希腊化”，而且也使希腊哲学“基督教化”。在教父们的努力之下，普洛提诺的“太一”、“努斯”、“灵魂”等玄奥的哲学概念与基督教神学中的“圣父”、“圣子”、“圣灵”等神秘位格相融合，柏拉图的“共相”则演化为承担着三个不同位格的同一“实体”（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早期的教父有克雷芒（Clement）、德尔图良（Tertullian）、奥利金（Origen）等，他们认为最高的真知并不是一种希腊式的思辨理性，而是一种与获得救赎相联系的神秘的精神实践。“对上帝的认识”不可能靠科学和哲学的探讨取得，唯一的途径是对“教会权威”的信仰（德尔图良）。奥古斯丁是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受柏拉图、西塞罗和斯多葛学派的影响较多，他以“原罪说”为核心阐述了教父哲学的人性观及伦理思想。
1.对上帝的信仰超越理性
欧洲中世纪理性与信仰之争贯穿其哲学发展的始终。在奥古斯丁之前，有“拉丁教父第一人”之称的德尔图良，认为“对上帝的认识”不可能靠科学和哲学的探讨取得，唯一的途径是对“教会权威”的信仰。德尔图良指出：上帝之子钉在十字架上，并不因为这是耻辱的就让人耻辱。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不合理的，但却是可相信的，埋葬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却是可肯定的。信仰是绝对可靠的，教会具有绝对权威。
近二百年后，奥古斯丁建立起信仰权威的理论体系。奥古斯丁用三位一体上帝观把人的论述也三位一体化。人的三位一体来自上帝，来自创造物与受造物的关系。人的三位一体包括人的生存、知识与对二者的爱，对上帝之爱是唯一永恒的爱，因此人的生活要想具有意义，必须具备对上帝的信仰。信仰的核心在于爱，上帝创世是上帝的至善所致，至善从根本而言就是爱。人们通过灵魂的攀登对三位一体的上帝产生信仰，唯有人才能认识上帝。人无法独自形成真理的概念，上帝的光照是一切真理的最终来源，“你是理智之光，在你靠你由你，一切有理智之光的事物才有它们的理智之光”[48]。上帝是大而无量，善而无质，现存而无空间，永恒而无时间的，人能认识上帝依靠的不是理性的认识能力，而是在神圣的光照下，以信、望、爱为依托。人的存在与人的认识在上帝面前是合而为一的，人不仅在上帝那里获得了认识，更获得了本质性的存在根据。“这若不能由理解把握着，就要用信仰怀抱着，直到那藉先知说‘你们若不信，定然不得了解’的主在心中渐露端倪。”[49]就是说，信仰是第一位的，是具有绝对权威的，是超理性的。
2.一个灵魂下的“双重本质”和“双重意志”
奥古斯丁认为，在上帝的创造物中，人是物质创造物的顶峰，由灵魂和肉体构成。其中，灵魂是肉体的实体，是本质性的、不朽的，而肉体总是要消失的。奥古斯丁给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人是一个使用着会腐朽的、尘世肉体的理性灵魂。
人性就其先天本质而言是善的。安瑟伦提出人的本性是善的，性善的基础是理性。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赋予人以理性，上帝这么做肯定是有目的的，否则就毫无意义了。这个目的就是让人有辨别善恶的能力，从而使人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人如果没有理性，就不能进行选择。因此，善是人的天性。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性分为两个层次，基本的层次是人的一般自然能力（包括人类的理性），这是上帝的形象。更高的层次是神给人“外加的恩赐”，人凭借这种“外加的恩赐”来认识上帝的奥秘，遵从上帝的旨意，追求永生。人类始祖亚当的堕落使人失掉了神对人“外加的恩赐”，但依然保持着上帝的形象和自然能力。
人的现实本质是恶的。奥古斯丁认为，人性是恶的，没有人不是在罪恶之中的。他说：“天主，请你俯听我，人们的罪恶真可恨。在你面前没有一个人是纯洁无罪的，即使是出生一天的婴孩亦然如此。”[50]“我是在罪业中生成的，我在胚胎中就有了罪，我的天主，何时何地你的仆人曾是无罪的？”[51]“我们都是生来有罪的，我们又加上罪恶自己的生活，所以全世界都变为邪恶了。”[52]马丁·路德受奥古斯丁思想的影响，也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他说：“我们所有的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在罪恶中被怀孕和被产生出来；罪恶把我们由头到尾地浸渍了。”[53]“人类的一切情感、欲望和意向，都是邪恶的、刁猾的和败坏的，犹如《圣经》上所说的一样。”“人在肉体里和灵魂里全都有一个搅乱了的、败坏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类没有一点东西是好的。”16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宗教改革家、新教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加尔文说：“原罪是祖传下来的我们本性的堕落与邪恶，它浸透入灵魂的一切部分。我们的本性是全部受到了污损和败坏，正是因为这样的堕落，致使在上帝看来，我们是有罪的，并且是正当地判定为犯了罪的人。”[54]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原罪之中，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原罪的污染。人在本性上是堕落了的。在基督教神学家看来，现实中的人性是完全恶的，人无往而不在罪恶之中，恶的本性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伴随着人生的始终。
既然人的先天本质是善的，为什么人性又是恶的呢？表面上看来，基督教关于人性的观点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基督教认为，至善而全能的上帝没有、也不可能把罪恶作为人的先天本质赋予人，上帝赋予人的先天本质是神性，是善的。罪恶并不真正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而是人后天所形成的，人性之中的恶起因于人类始祖亚当的堕落。亚当的堕落使人类丧失了上帝所赋予的最初的神圣本质，罪恶随之而来成了人的本性，恶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人的第二本质。当代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孔汉思深刻地指出：“人按其本质是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是善的，但具体地看，人又可能受诱惑作恶，而事实上人也在作恶。”[55]人的现实本性之所以为恶，根本原因在于人是被造的，这决定了人是不完满的、有限的，而始祖的堕落使得人的不完满表现为人的原罪。显然，基督教关于人性之恶和人性之善的观点不是在同一个层面论述的，一个是在现实的层面，一个是在本质的层面，两者正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性论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在基督教看来，尽管人的现实本性和先天本质都是人所具有的本质的、恒定不变的东西，但在两者之中，人的先天本质更为根本。正是因为这一点，人才能够信仰基督教，崇拜上帝，按照基督教的原则来生活，克服人性之恶，发扬人性之善，从而获得人生的完满。
从人的双重本质出发，人具有双重意志：一个向善的意志和一个向恶的意志，向恶的意志以肉体为象征。奥古斯丁从自身由摩尼教信仰向基督教信仰转变过程中的痛苦感受出发，最终认定一个人的内心苦闷本质上就是他的双重意志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体现了上帝对人类罪过的惩罚，“我和我自己斗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这分裂的形成，我并不情愿；这并不证明另一个灵魂的存在，只说明我所受的惩罚”[56]。由于从灵魂分裂出来的双重意志各有所向，才造成了心灵的痛苦：“永远的真福在上提携我们，而尘世的享受在下控引我们，一个灵魂具有二者的爱好，但二者都不能占有整个意志，因此灵魂被重大的忧苦所割裂：真理使它更爱前者，而习惯又使它舍不下后者。”[57]肉体是构成一个现实之人必不可少的因素，那么以肉体为象征的向恶的意志便永远与向善的意志形影相随。由双重意志斗争引起的痛苦既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过程，同时也是人类赎罪的过程。在赎罪过程中，现实人会遭受许多痛苦和不幸，只有经受住世俗城邦的诱惑和克服无数苦难才能到达天国的彼岸。
3.人的罪恶是善的缺乏
承袭《圣经》中原罪说，基督教神学家深入讨论了人的罪恶及其根源。奥古斯丁认为，人的罪恶是善的缺乏。上帝作为至善，是一切善的根源，上帝并没有在世间和人身上创造罪恶，但是始祖亚当、夏娃却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而犯下原罪，因此罪恶的原因在于人的意志对上帝或善之本体的背叛，以对自己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奥古斯丁说道：“我探究恶究竟是什么，我发现恶并非实体，而是败坏的意志叛离了最高的本体，即是叛离了你天主，而自趋于下流。”[58]奥古斯丁的原罪思想是决定论意义上的，他认为亚当的堕落已经通过一种神秘的遗传作用而使其子孙的本性受到罪恶的污染。“人由于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堕落，受到公正的谴责，生下有缺陷的、受谴责的子女。我们所有人都在那一个人中，因为我们全都是那个人的后代，而那个人受到女人的诱惑而堕落犯罪，这个女人是在他们犯罪前从这个男人中造出来的，我们作为个人生活的具体形式还没有造出来分配给我们，但已经有某种能遗传给我们的精液的本性存在。当这种本性受到罪恶的污染，被死亡的锁链束缚，受到公义的谴责时，人就不能在其他任何境况下出生了。就这样，从滥用自由意志开始，产生了所有的灾难，人类在从他那堕落的根源开始的一系列灾难的引导下，就像从腐烂的树根开始一样，甚至走向第二次死亡的毁灭。”[59]因此，亚当的罪就是人性中的罪，就是每一个人的罪。死亡是犯罪中的结果。本来，人类被造是不朽的，人有使自己不朽的能力，如果他驯服于神，他就会在圣洁中得到坚定，就会从不能犯罪与不死过渡到不可能犯罪与不可能死的境况。但是人犯罪了，结果就进入了不可能不犯罪与不可能不死的境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