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和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质规定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生活样法，但是，人类对自身的文化规定性的自觉认识是相对晚近的事情。从19世纪下半叶起，差不多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各种文化人类学流派不断涌现，开始了对文化现象的自觉考证和研究。近现代科学技术和理性的高度发展和发达、人对自身起源的探索和把握、现代理性文化的危机等因素，促使人类逐步自觉地认识到自身的文化规定性，认识到文化的力量，以及文化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在关联。对于文明演进和文化进步的自觉反思，推动着文化学、人类学等专门的文化学科，以及哲学等其他相关人文学科开展关于文化的专门的或直接的理论研究，对文化现象进行知识论的、价值论的或历史学的理论思考，由此促使各种自觉的文化理论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把自己的目光专门聚焦于文化现象，没有建构知识论意义上的文化哲学或者文化理论，但是，它在人类社会历史理论上的革命性变革为关于文化的理解奠定了更加宽广的视域和扎实的理论根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人、实践、社会和历史的理解上实现了哲学变革，为深刻认识文化现象，深入把握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和功能作用确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了更深刻、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有必要首先简要回顾近现代的文化自觉，以及概括介绍各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从而提供一个理论参照系，在比较视野中确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独特地位。
第一节 近现代的文化自觉
人总是文化的人，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世界。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等具体的文化创造形式或者哲学、科学等自觉的精神活动入手来认识文化现象，还是从影响和制约个体生存和社会活动的传统礼俗和行为规范，或者从各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活动机理及文化模式来审视文化体系，都不难看出文化与人和世界须臾不可离的本质关联。著名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指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和更加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
然而，同哲学、历史学等古老的人文学科相比，以文化现象和文化体系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的兴起和自觉，则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大约在19世纪中叶，一些思想家才开始把理性探究的目光投向人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即文化层面。随着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古代文化史学等学科的相继兴起和发展，一大批杰出的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构成了群星闪耀的文化学天空。与此同时，哲学等相关人文学科，也开始把文化纳入自己的研究视域。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一直伴随着人的生存和历史的演进，一直影响着人类的实践和人类的认识，因此，哲学总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哲学概莫能外。然而，传统哲学往往是特定文化模式的不自觉的显现，而当代哲学则表现为特定文化精神的自觉升华。
应当说，关于文化的哲学反思在近现代突然从隐性的哲学理解范式转变为有影响的显性的哲学理解范式之一，同时一批专门研究文化现象的文化学科开始涌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近现代人类社会结构变迁和文化在社会历史运动中地位的凸显，促使近现代的文化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的转变导致文化的力量从历史进程的潜流生发出来，另一方面是人类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出了问题或者成为问题，人类在自觉地体验到文化的力量的同时开始遭遇文化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使人类社会历史的文化内涵越来越凸显出来，形成了空前的文化自觉，推动了自觉的文化理论的产生。
一、理性精神的发达与现代知识反思性的增强
虽然文化一直作为人类社会的深层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但在过去的绝大部分的历史过程中，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一直很少进入理性的视野。一种情形是社会的运行和人的生存主要是由经验、常识、习惯等自在的文化要素自发地左右，虽然这种生存状况和社会历史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未分化的文化世界，但是，文化的自在状态不可能使之成为人类自觉关注的问题；另一种情形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等诸领域虽然经历了分化，但是，在人类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一直为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更为直接的表层因素所遮蔽，不被理性的自觉目光所关注。
所以，我们一般可以说，立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主要靠经验、习惯等自在的文化因素而自发地驱动，往往表现为一种非反思的“自然历史进程”。而经历过理性化和个体化的工业文明则奠基于理性经济或主体经济基础之上，政治、经济、社会各种活动的组织化和理性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人开始凭借着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等自觉的文化精神而活动。在这样一个理性化的世界中，人一方面可以体会到自觉的文化精神和主体意识对历史进程的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可以体会到原有文化模式对人的行为的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现代工业文明通过交换和交往开启了“世界性历史进程”，从而在比较和冲突中展示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各项事业背后的文化模式的影响力。这样一来，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开始成为文化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自觉的主题。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文化自觉的历程实际上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初就开始了。在现代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历史背景中，以理性化和个体化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性逐步生成，理性文化精神越来越发达并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动的一切方面：从生产到生活，从经营到管理，从社会活动到制度安排，处处以自觉的理性精神和规范为准则。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谈到理性时代时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
理性精神的发达清晰地表征着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冲出历史的地平线。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进程中，人们逐步看到了构成历史运行机理和图式的文化之影响力。文化的自觉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例如，文化模式的凸显、文化形态的转型、经济理性的生成、制度安排的理性文化设计（韦伯所分析的科层制），等等。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简单枚举文化机理在人的生存中和社会运行中的具体作用的显现，而是揭示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走向自觉的机制。促使文化走向自觉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应当是知识的增长方式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
讨论现代化问题，我们会立即想到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生产力的增长、经济的发达、政治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因素。但是，在所有这些社会变革的背后有一种巨大的推动力，这就是人类知识的加速度增长。波普在反对历史决定论时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必须指出，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互交织的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类一般知识的简单增长，而是引起了人类知识的增长速度和作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理论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知识与技术的结合使知识超越了一般德性、智慧、修养、消遣的狭窄范围，直接作为理性设计、价值创意、方法指导、技术方案、操作手段等文化力量整合到个体的生存维度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行机理中，而且具有一种总体化的趋势。
胡塞尔晚年在分析欧洲科学危机和文化危机时曾对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特征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从笛卡儿开始，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自然的数学化、理念化进程的转折。随着数学的普遍化，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大一统的理性主义观念开始支配科学和哲学。到了伽利略，自然进一步被数学化和理念化，纯几何学中的完美观念开始形成，自然作为数学的宇宙，服从于自然规律。在这里，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开始确立并且开始支配历史进程。胡塞尔认为，在柏拉图那里，实在是对理念的或多或少完全的分有，而通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自然本身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自然本身成为“一种数学的集（Mannigfaltigkeit）”。数学化的最高阶段是普遍的形式化，其结果是公式成为预见具体的出发点，“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的整体意义，我们能够作出超出直接经验直观和前科学生活世界的可能的经验知识领域的、具有规定性和系统性的预言。使这样的预言直接成为可能的决定性的成就是我们建立起了数学的各理念存有之间的实际的相互关系。”
同时，形式数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技术化”，结果，“这件‘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理念的衣服，或这件符号的数学理论的符号的衣服，囊括一切对于科学家和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作为‘客观实际的、真正的’自然，代表生活世界、化装生活世界的一切东西。正是这件理念的衣服使得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有，而这种方法本来是为了在无限进步的过程中用科学的预言来改进原先在生活世界的实际地被经验到的和可被经验到的领域中唯一可能的粗略的预言的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
可见，现代理性知识的增长方式和作用方式对于文化在总体上的自觉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里我们还特别想指出的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增长形成了人类知识的反思性（reflexivity）机制。如前所述，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由于理论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知识与技术的结合，知识开始成为一种整合到个体的生存维度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运行机理中的总体化的趋势。现代知识的反思性就是这种趋势的重要特征，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社会历史方位，使自觉的文化开始成为人类社会运行的自觉的内在机理和图式。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社会知识的反思性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反思性是人类活动的内在规定性，但是，由于前现代社会具有“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因此，“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而“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性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再生产的根基，由此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性在于这样的事实：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改变着自己的特征。我们应当明白这一现象的性质。所有社会生活形式都部分地由行为者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所确立。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关于‘如何继续进行’的知识对于由人的行为所制定并加以再造的惯例而言，具有实质的意义。在所有文化中，社会实践惯常地被不断地注入到实践中的新发现所改变。但是，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惯例的改变才能（在原则上）被用于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对于物质世界的技术干预。人们常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追求为标志，但是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完全准确。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确证，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自身的反思。”显而易见，认识现代知识的反思性特征，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现代文化的特点和现代文化在人类社会历史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运行中的经济合理化、政治契约化、管理科层化等自觉的理性文化设计和建构都与人类知识的增长和反思性特征密切相关。
二、理性文化的深刻危机
发端于古希腊理性主义的西方文化模式或者文化精神在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后遭遇十分复杂的命运：一方面，人类理性精神的不断发展和发达，推动物质生产力和探索研发能力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展示了文化特有的作用和力量；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人类开始遇到与人类生存自我相关的、深层的生存困境，即由于理性的过度发达所导致的文化危机。换言之，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本身开始成为问题，这也是推动文化自觉的重要社会历史因素。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特殊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以更为深刻的方式展示了文化在社会运行和人的生存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