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文化的知识论理解
关于文化的知识论研究主要是指关于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的特征的描述，以及关于文化自身的传承、传播、交流等演化特征的揭示，这种研究显而易见与受达尔文进化论直接推动的，研究人类起源和文化现象的各种文化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密切相关。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学文化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种文化人类学流派所考证和揭示的图腾、神话、习俗、仪式、规范、礼仪等自发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特质；二是各个时代文学、艺术、宗教等人类精神性成果。
在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一大批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考察和实证研究开展关于文化现象的实证研究。这种关于文化的知识论研究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到了20世纪更为全面和丰富，涉及各种文化现象，从图腾、神话、习俗的自在的文化现象到文学、艺术、宗教等自觉精神现象。例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泰勒所理解的文化现象就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这样描述文化的总体性和普遍性特征，他们指出，“文化就是生活中数不清的各方各面。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包含了后天获得的，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行为、观念和态度。我们每个人诞生于某种复杂的文化之中，它将对我们往后一生的生活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对这些具体的文化现象的细致入微的、实证的和科学的考证与描述，成为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根本性任务。
知识论文化理论关于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的实证研究很大程度上指向人的给定的和自在的行为规范体系，人们从不同角度，例如，从宗教、信仰、给定的地方性知识储备、语言、艺术、仪式、习俗、原始意向、集体无意识等各个方面研究作为给定的和自在的行为规范体系的文化。例如，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中明确地强调了文化的规则性特征。他指出，“我们应当期望文化能表明它是某种规则，而这已被证明确实如此。现在，可以用如下的话来完成我们的定义：‘文化’，就是‘社会成员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行为规则，但是剔除那些在起始时已明显地属于遗传的行为规则’。”如前所述，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强调了文化的普遍性和总体性特征，但是，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特别强调文化所代表的行为规范体系。他们是从文化所具有的整合性和适应性特征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的。他们指出，“我们说文化是整合的，指的是构成文化的诸要素或特质不仅仅是习俗的随机拼凑，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或和谐一致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往往是整合的，其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一般是有适应性的。”从这种分析进一步推论，他们认为，“文化可以定义为被一个集团所普遍享有的，通过学习得来的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我们发现，这些关于文化的理解已经接近文化哲学视野内的文化范畴，即作为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的文化。
20世纪许多文化学家热心于对文化问题作更为具体和深入的探讨。在这方面，文化模式论的见解很有影响，如本尼迪克特通过对印第安人的日神型文化模式和酒神型文化模式的研究，以及对日本民族的耻感型文化模式和西方的罪感型文化模式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模式对个体和民族的行为的决定作用。在文化人类学中还存在着关于文化问题更为具体的研究。例如，以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文化学派；米德、林顿、克拉克洪等人关于文化和人格问题的研究；列维-施特劳斯等人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对于具体文化现象的结构学探讨；利奇、道格拉斯等人的象征人类学对仪式象征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文化人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对于文化问题作了极为细致与深入的探讨。
在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探讨文化的演化和发展问题。这一问题，伴随自觉的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为理论家们所关注。在这方面，很有影响的是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的争论。以“人类学之父”泰勒以及摩尔根、巴霍芬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派是第一个自觉地以文化问题为研究对象，并提出关于文化的系统阐释的流派。他们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强调文化的普遍性和进化性特征。以德国的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莱奥·弗罗贝纽斯、奥地利民族学家威廉·施密特、英国人类学家威廉·里弗斯、埃里奥斯·史密斯和威廉·佩里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传播论学派从基本特征上来看，也属于文化进化论学派，但是，他们对泰勒等人的古典进化论学派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们反对古典进化论学派关于各个文明“独立发明说”和“平行发展论”的观点，认为文化最初只起源于地球的某一个地方，如埃及，并以此为中心向世界各地传播扩散，因此全部人类文化史就是文化的传播与借用的历史。以博厄斯等人为代表的历史特殊论学派从另一个角度，即非决定论的立场，对古典进化论学派提出了挑战，提出了相对主义的文化观。他们反对古典进化论学派关于文化进化普遍规律的论断，强调各种文化都是各个社会独特的产物，都有其自己独特的发展线索。因此，他们致力于“文化圈”、“文化区”的研究，反对文化的世界史，强调文化的民族史，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应当说，知识论文化理论属于具体的实证学科，其局限性是大多停留于对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的相对独立的研究，没有将文化置于人类社会历史现实的演变和人类的总体发展中去加以审视，没有上升到社会历史理论的层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关于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的扎实的知识论研究对各种文化理论都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它有助于防止我们的文化理论研究会变成远离现实、远离文化、远离历史的空泛的逻辑范畴推演。
二、关于文化的价值论理解
哲学领域关于文化的自觉研究集中体现在价值论学说的兴起。差不多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同时，哲学领域也发生了由思辨理性向文化生活世界转向的现象，一些哲学流派开始把价值、生命、生活、意义等问题置于哲学关注的中心。应当说，从古希腊起，价值与文化的问题已经进入了哲学的视野，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些问题并没有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以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发展为背景而形成的追求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哲学范式在近现代几乎占据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全部领域，完全否认了关于人类生活意义和价值问题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特殊性和独特地位。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以及马堡学派的卡西尔等人比较早地开始了哲学对价值、意义和文化符号问题的关注，由此他们把握了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差异，确立了从价值的视角思考文化问题的范式。
文德尔班认为，19世纪哲学发展的重大转变表现为，关于价值和意义问题的思考重新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们时代的高度的文化意识使得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对于个人生活的价值问题活跃起来，生气勃勃。”他把哲学的对象确定为“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并明确无误地区分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要求哲学从自然科学的范式中摆脱出来。文德尔班为文化哲学的发展划定了领域，这就是人的存在的历史领域。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的研究重心是价值问题，而这同时也就是人的问题。人的存在的根据不再是自然规律，而在于历史本身。“人性之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不在于合乎心理规律的形式的必然性，而在于从历史的生活共同体到意识形态所显露出来的有价值的内容。作为拥有理性的人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历史决定的。”文德尔班的学生李凯尔特更加明确无误地突出了文化哲学的地位。李凯尔特认为，自然现象具有直接给予性和普遍的连续性，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种普遍化的方法，它排斥特殊性和个别性，而强调自然之物中的普遍性和同质性，寻找规律性。他认为，传统哲学的问题在于，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去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实际上，这是不适用的，因为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相比具有很大的独特性。与自然现象的给定性和客观性不同，文化作为人为的现象的突出特征是其价值内涵。“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为人所承认的价值”。衡量价值的根本标准不是其客观性问题，而是它的意义内涵。“关于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上存在着或不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这样一来，文化科学的方法不能是普遍化的方法，而应当是个别化的历史方法，它尊重文化的个别性和价值内涵。价值问题的突出，使文化哲学在研究范式上同意识哲学和理论哲学区分开来。
新康德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卡西尔认为，我们不能从实体性来揭示人的本质，而应当从人特有的活动的功能性，即人的劳动来理解人。而人的劳动是通过一系列人特有的文化符号形式体现或展现出来的，因此，人在本质上是符号化的存在，即文化的存在。卡西尔强调指出，“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卡西尔反复强调，文化是人的符号系统，而符号系统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是人性的展示。“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价值和意义的自觉研究，是20世纪很多哲学流派或哲学理论关注的对象，例如，生活世界理论就把人之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置于哲学理性的聚焦点。我们发现，在20世纪的哲学王国中，不是某个哲学家零散地、偶尔地将目光投向了生活世界领域，而是许多哲学家或哲学流派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视角将注意力聚集到生活世界上，提出了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想和批判理论。我们可以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哈贝马斯和列斐伏尔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许茨的生活世界理论、科西克和赫勒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重要哲学流派的主要观点中，看到20世纪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这一重要转向。生活世界理论对于文化理论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它从不同侧面自觉地揭示了生活世界的价值内涵和文化规定性，以及文化在个体生存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社会历史方位来看，生活世界无论作为个体再生产的领域或层面，作为主体间交往的背景、视野或境域，还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深层基础，都体现了深刻的价值内涵和文化规定性，即是说，生活世界是作为一种给定的、既定的、非反思的、自明的知识储备、规则体系、价值观念等影响、制约、约束、规范、驱动、左右着个人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历史的演变。显而易见，只有回归生活世界，我们的文化哲学研究才能把握住文化的基础和根基。显而易见，关于文化的价值论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是把文化问题同人的生存方式和本质规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关于文化的生存论理解
关于文化的价值论研究对于凸显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主体地位和文化规定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是，真正自觉地基于人的生存结构、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来界定和理解文化是关于文化的生存论研究范式。20世纪很多人本主义哲学流派都在这一方面作了探索，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以舍勒、格伦、蓝德曼等人为代表的哲学人类学把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双重维度结合起来，对人的总体性存在方式作了深入思考，这一研究导向对于当代哲学摆脱纯粹经验科学和纯粹思辨理性的束缚，凸显人的文化规定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