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不弃，2010年初，责任编辑同志致电寒舍，嘱祖武选编近若干年所撰学术论文，以《清代学术源流》为题结集，奉请该社出版。谬蒙盛谊，喜愧交并。祖武深知，虽已届望七之龄，然在学史、治史的道路上，无非起步伊始。所知不过沧海一粟，要认真去学习的功课还太多太多，又遑论东施效颦，忝然出版文集！好在近二三十年间，祖武关于讨论清代学术史的习作，皆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发表，业已接受过方家大雅的指教。因而此番结集，或可作为学史历程的一个阶段性记录。其间的偶然所得及诸多失误，对今日及往后的年轻朋友，抑或不无些微助益。秉持此一宗旨，于是便有了奉献给各位的这一册不成片段的集子。如果幸能再获四方高贤拨冗赐教，祖武不胜感激，谨预致深切谢忱。
以上，算是本书的编选缘起。2004年8月，应《人民日报》理论部之约，祖武曾就清代学术史研究写过一篇短文，题为《清代学术研究的三个问题》。六年过去，重读箧中旧文，似乎所言尚无大谬，谨冠诸卷首，权充本书前言。
近一二十年间，关注清代学术的学者日益增多，并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关于清代学术研究，笔者以为，划分清代学术演进的阶段、清理《清史稿·儒林传》之讹误和发掘《清儒学案》的文献价值，是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
划分清代学术演进的阶段
清代学术，以对中国数千年学术的整理、总结为特点，经史子集，包罗宏富。260余年间，既随社会变迁而显示其发展的阶段性，又因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而呈现后先相接的一贯性。以时间为顺序，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清初学术，上起顺治元年（1644年），下迄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顺治、康熙两朝，是奠定国基的关键时期。就一代学术的发展而言，清初的80年，是一个承先启后、开拓路径的重要阶段。其间，才人辈出，著述如林，其气魄之博大，思想之开阔，影响之久远，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是不多见的。清初学术，既有别于先前的宋明学术，又不同于尔后的乾嘉汉学，它以博大恢弘、经世致用、批判理学、倡导经学为基本特征。正是在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之中，清初学术由经学考辨入手，翻开了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新篇章。
第二个阶段为清中叶学术，上起雍正元年（1723年），下迄道光十九年（1839年）。雍正一朝为时不长，实为清初学术向清中叶学术演进的一个过渡时期。清中叶学术以乾嘉学术为主体。王国维先生曾以一个“精”字来概括乾嘉学术：“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乾嘉学术，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惠栋、戴震、钱大昕主盟学坛，后先辉映，古学复兴蔚成风气。三家之后，最能体现一时学术风貌，且以精湛为学而睥睨一代者，当属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至阮元崛起，身为封疆大吏而奖掖学术，以道光初《皇清经解》及与之前后问世的《汉学师承记》、《汉学商兑》为标志，乾嘉学术遂步入其总结时期。
第三个阶段为晚清学术，上起道光二十年（1840年），下迄宣统三年（1911年）。嘉庆、道光间，清廷已内外交困。面对汉学颓势的不可逆转，方东树、唐鉴等欲以理学取而代之，试图营造一个宋学复兴的局面。然而时代在前进，不惟汉学日过中天，非变不可，而且宋学一统也早已成为过去，复兴蓝图不过一厢情愿而已。晚清学术，既不是汉学的粲然复彰，也不是宋学的振然中兴，它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随着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而演进。70年间，先是今文经学复兴同经世思潮崛起合流，从而揭开晚清学术之序幕。继之洋务思潮起，新旧体用之争，一度成席卷朝野之势。而与此同时，会通汉宋，假《公羊》以议政之风愈演愈烈，终成戊戌维新之思想狂飙。晚清的最后一二十年间，“以礼代理”之说蔚成风气。先秦诸子学的复兴，更成一时思想解放的关键。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挺生其间，以之为旗帜，思想解放与武装抗争相辅相成，腐朽的清王朝无可挽回地结束了。然而，立足当世，总结既往，会通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与融域外先进学术为我所有的民族气魄相汇合，中国学术依然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执著地求索，曲折地前进。
清理《清史稿·儒林传》之讹误
《清史稿·儒林传》凡4卷，前3卷入传学者共284人，第四卷依《明史》旧规，为袭封衍圣公之孔子后裔11人。前3卷为全传主体，以学术好尚而区分类聚，大致第一卷为理学，第二、第三卷为经学、小学。入传学者上起清初孙奇逢、黄宗羲，下迄晚清王先谦、孙诒让，一代学人，已见大体。各传行文皆有所依据，或史馆旧文，或碑志传状，大致可信。因此，数十年来，几辈学人研究清代学术史，凡论及学者学行，《清史稿·儒林传》都是重要的参考依据。
然而，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加以书成众手，完稿有期，故而其间的疏失、漏略、讹误又在所难免，从而严重影响了该传的信史价值。仅举数例，以见大概。
卷一《陆世仪传》，称传主“少从刘宗周讲学”。据考，陆氏虽于所著《论学酬答》中表示，刘宗周为“今海内之可仰以为宗师者”，却并无追随其讲学的实际经历。惟其如此，乾隆年间全祖望为陆世仪立传，说陆氏因未得师从刘氏而“终身以为恨”。又传末记陆世仪从祀文庙，时间也不准确。传称：“同治十一年，从祀文庙。”其实，陆氏从祀，事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五月十六日饬下礼部议复，从祀获准已是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十五日。
又如同卷《颜元传》，称“明末，父戍辽东，殁于关外”。“戍”字不实。据考，颜元父至辽东，系明崇祯十一年为入关清军所挟，非为明廷戍边。一字之讹，足见撰传者之立足点所在。
戴震为乾隆间大儒，影响一时学风甚巨。在《清史稿·儒林传》中，戴氏本传举足轻重，不可轻率下笔。然而此传则疏于考核，于重要学行似是而非。传称“年二十八补诸生”，不确。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洪榜《戴先生行状》、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均作乾隆十六年（1751年）补诸生，时年29。此其一。其二，传称“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为忘年友”，亦不确。惠栋、戴震相识于乾隆二十二年，戴少惠27岁，确为忘年之交。而沈彤已于乾隆十七年故世，终身未曾与戴震谋面，“忘年友”云云，无从谈起。疑系张冠李戴，将沈大成误作沈彤。其三，紧接“忘年友”后，传文云“以避仇入都”。倘依此行文顺序，则先有与惠、沈订交，随后传主才避仇北上。其实大谬不然。戴震避仇入都，事在乾隆十九年，三年后南旋，始在扬州结识惠栋、沈大成。于此，戴震事后所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沈学子文集序》，说得非常清楚。
他如对吕留良、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视而不见，拒不入传，则已非疏失可言，而是腐朽的历史观使然。有鉴于此，清理《清史稿·儒林传》之讹误，爬梳史料，结撰信史，已是今日学人须认真去做的一桩事情。
发掘《清儒学案》的文献价值
清代史料，浩若烟海，一代学术文献足称汗牛充栋。以文献长编而述一代学术，前辈学者早已建树筚路蓝缕之功，其间业绩最为卓著者，是徐世昌主持纂修的《清儒学案》。
《清儒学案》的纂修，始于1928年，迄于1938年中。这部书虽因系徐世昌主持而以徐氏署名，实是集体协力的成果。全书凡208卷，入案学者计1169人。上起明清之际孙奇逢、顾炎武、黄宗羲，下迄清末民初宋书升、王先谦、柯劭忞，一代学林中人，举凡经学、理学、史学、诸子百家、天文历算、文字音韵、方舆地志、诗文金石，学有专主，无不囊括其中。它既是对清代260余年间学术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中国古代学案体史籍的一个总结。唯因其卷帙浩繁，通读非易，所以，除20世纪40年代初容肇祖、钱穆等先生有过评论之外，对其做专题研究者并不多见。
同《清史稿·儒林传》相比，《清儒学案》的入案学者已成数倍地增加，搜求文献，排比成编，其用力之艰辛也不是《清史稿》所可比拟的。尽管一如《清史稿》，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清儒学案》的历史观已经远远落伍于时代，疏失、错讹亦所在多有。然而其文献价值则无可取代，应予以充分肯定。今日学人研究清代学术史，《清儒学案》实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参考著述。
《清儒学案》承黄宗羲、全祖望二家开启的路径，采用学者传记和学术资料汇编的形式，述一代学术盛衰。这样一种编纂体裁，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此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说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涵于其间的规律应当如何把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又都是《清儒学案》一类学案体史籍所难以解答的。一方面是学案体史籍在编纂体例上的极度成熟，另一方面却又是这一编纂体裁的局限，使之不能全面反映学术发展的真实面貌。这种矛盾状况，足以说明学案体史籍已经走到了尽头。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融会中西而有章节体学术史问世。梁启超先生挺然而起，倡导“史界革命”，完成《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结撰。以之为标志，学术史编纂翻过学案体史籍的一页，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
祖武治清代学术史30余年，以读清儒著述为每日功课。不间寒暑，朝夕以之，幸有所得则为文敬请四方同好指教。多历年所，成篇居然数以十计。此番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从中遴选20余篇结集，旨在据以窥知有清一代学术之演进历程。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将此一不成片段的集子纳入成果文库。鞭策鼓励，感激至深，谨向规划办公室并各位评审专家致以崇高敬意和由衷感谢。
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盛谊，尤其是责任编辑刘东明同志受累，精心编辑，精心校对，精心出版，本书方能有今日之面貌，谨致深切谢忱。
陈祖武 谨识
2010年12月8日初稿
2011年11月20日改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