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剑南节度使韦皋派巡官崔佐来到南诏首府阳苴咩城，与当时的南诏王异牟寻之子寻阁劝以及南诏的清平官们，于洱海之滨的苍山会盟，在与唐朝持续了四十多年的敌对关系之后，南诏重新归附唐王朝。
南诏随后袭击了吐蕃的神川都督府，夺取铁桥等16城、虏其5王，降众十余万人，打掉了吐蕃设在南诏南北部的军事重镇。然后异牟寻遣使朝见唐德宗，献上南诏的地图，以及吐蕃给南诏王的金印。在此之后，南诏与唐朝保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友好关系，双方间形成对付吐蕃的同盟，唐朝在西南边疆的统治稳固地确立起来。
也是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不论是南诏，还是唐朝和吐蕃，内部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几乎是同步兴起的这几个政权，又几乎同步地衰落下去。
少年执政：繁华外表掩盖下的衰亡之势
唐朝与南诏重新结盟以后，剑南节度使韦皋主动取消了南诏派王子去唐朝首都做人质的旧制，而是在成都创办了供南诏王室及贵族子弟入学的学校。这是一项极其高明的政策，一方面，可以通过向王室及贵族子弟进行汉式教育，在南诏贵族阶层中培养起亲唐的势力，并向南诏传播中原文化；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子弟在成都学习，同样可以起到人质的作用。
不知道异牟寻是否识破了韦皋的用意，总之异牟寻表现得非常配合，他在南诏国内大力提倡贵族子弟前往成都接受汉式教育。除去政治方面的意义，这一举措对于南诏吸收中原文化促进南诏文化的发展，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异牟寻的配合换得了唐朝对南诏的更大支持。出于对付吐蕃的需要，唐王朝积极加强南诏的军事实力，甚至派出工匠去教南诏制造优质的盔甲与弓弩。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细节，唐朝在此后给南诏历代国王的封号都是“南诏王”，唐朝曾经封给皮罗阁、阁罗凤的封号“云南王”，再也没有出现在此后历代南诏王的册封中。显然，唐朝仅仅承认这些首领是南诏之王，不承认他们拥有控制全部云南的权力。通过这一微妙的变化，可以推测，也许在唐朝高层，始终存在对南诏的防范心理。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毕竟南诏国曾经的背叛，给唐朝带来了太过巨大的伤痛。
但总体来说，在半个世纪里，唐与南诏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
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迎来了一个新的开疆拓土的时代。首先，南诏向西北进攻吐蕃，攻下了剑川以及今天的鹤庆、丽江等地。这一战还具有特别的意义，南诏俘虏了原浪穹诏之主的后裔矣罗君、原邓赕诏之主的后裔颠之托，并将两诏的残部全都迁至永昌一带，可以说，是彻底清除了六诏的残余势力。吐蕃的势力退缩，南诏还俘虏了一些当地部族的首领，并把一些部族迁往南诏控制更为严密的地区。南诏的势力向今云南西北部挺进，并逐渐在当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在进一步稳定了内部的统治之后，南诏又把矛头对准了其西南部，大力开发今西双版纳及其附近地区。与此同时，南诏又联合唐军，合力进攻吐蕃，将其势力推进到今天四川的西南部地区。南诏的版图至此达到极盛。
也有学者认为，在9世纪的上半叶，南诏还曾向中印半岛进攻。如，在公元832年，进攻了在今缅甸中部地区的古代骠国；几年以后，又进攻了在今缅甸亲敦江流域的弥诺国和在今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入海口一带的弥臣国。另一些位于今中印半岛的古代小国，如在今中印半岛南部的昆仑国，在今老挝川扩、桑怒地区的女王国，以及在今柬埔寨的真腊国，也都曾受到南诏的进攻。但是，对于这些记载，也有很多学者是持怀疑态度的。
根据《新唐书·南诏传》的记载，南诏极盛时的疆域，北至于今云南省维西县以北，东北达到大渡河畔，东至今云南、贵州两省之间，西抵缅甸境内的亲敦江，南部当已伸入缅甸的东部以及老挝和泰国的境内。
南诏强盛时以羊苴咩城为都，其地在今云南大理县。别都设在阐鄯府，为今云南昆明市。
南诏于其境内分设节度、都督和睑。节度、都督之称毫无疑问是从唐朝学来的，睑才是当地土语，实际上就是州的意思。南诏盛时，共有六节度、二都督和十睑。六节度为弄栋、永昌、银生、剑川、拓东、丽水。两都督为会川、通海。十睑为云南、白涯（亦称勃弄）、品澹、登川、蒙舍、大厘（亦称史睑）、苴咩（亦称阳睑）、蒙秦、矣和、赵川。都城羊苴咩周围自成一个区域，不隶属于节度或都督。弄栋节度治所在今云南姚安县，永昌节度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县，银生节度治所在今云南景东县，剑川节度治所在今云南剑川县，拓东节度治所在今云南昆明市，丽水节度治所在今缅甸密支那南恩梅开江畔，会川都督治所在今四川会理县，通海都督治所在今云南通海县。
南诏前期的都城在太和城，公元779年，异牟寻迁都至羊苴咩城。
羊苴咩城位于大理苍山中和峰下，在今大理古城及其以西地区。该城原为“河蛮”所筑，异牟寻迁都时重新加以修筑。此后，该城一直是南诏的都城。至公元937年段氏得国，改国号为大理，羊苴咩城也在此时更名为大理城，仍旧作为大理国的都城。直至元朝至元十一年（1274年）建云南行省，将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中庆（今昆明），羊苴咩城才结束了为时近五百年的国都历史。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将沐英攻下大理后，在羊苴咩城的基础上修建了今大理古城，旧城废弃，渐被掩埋。今大理古城以北500米桃溪南岸，残存城墙遗址一道。残墙基宽8—10米，高2—4米，大部分为夯土筑成，部分用砖砌垒。南诏国的往事早已经消失在长草衰烟之中了。
皮罗阁、阁罗凤至异牟寻统治期间，南诏国达到了极盛。
随着南诏国力的强盛和疆域的稳定，在南诏国内，在洱海地区，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即后代的白族。此时的白族已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自己共同的宗教信仰——本主及阿吒力佛教，也有自己的分布区域，即以洱海为中心的南诏首府区，包括阳赕、太和、史赕、邓川、赵州、勃弄、云南、蒙舍、蒙秦、矣和等十赕区。因此，学者一般认为，当代的白族起源于南诏时代。
公元808年，异牟寻去世，子寻阁劝立。可是，寻阁劝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年仅31岁。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研究发现，正是在寻阁劝在位期间，南诏朝廷采用了“骠信”这个新的头衔。骠信是一个缅甸名称，其意思是“骠国之王”。南诏的统治者采用这个称号，说明当时南诏的统治已经扩展至当时的骠国，也就是今天的上缅甸，这一地区从公元7世纪末期开始就在骠人的统治之下。
实际上，骠人对南诏的臣服应该可以追溯到阁罗凤在位时期，也就是8世纪中叶，此后，在异牟寻的统治下，南诏对骠国的控制力逐步增强。公元802年，骠国就曾经派出一个使团随南诏的使团抵达唐朝的首都长安，骠国使团在唐朝宫廷表演的音乐，与南诏乐舞一样引起了轰动。大诗人白居易曾有一首诗名字就叫《骠国乐》：
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纩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左右欢呼何翕习，至尊德广之所及。须臾百辟诣阁门，俯伏拜表贺至尊。伏见骠人献新乐，请书国史传子孙。时有击壤老农父，暗测君心闲独语。闻君政化甚圣明，欲感人心致太平。感人在近不在远，太平由实非由声。观身理国国可济，君如心兮民如体。体生疾苦心憯凄，民得和平君恺悌。贞元之民若未安，骠乐虽闻君不叹。贞元之民苟无病，骠乐不来君亦圣。骠乐骠乐徒喧喧，不如闻此刍荛言。
估计是在寻阁劝继位时，在阁罗凤、异牟寻两代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南诏对骠国的统治已经相当牢固，所以才给南诏王上尊号“骠信”以夸功，但这一事业似乎不可能是寻阁劝完成的，毕竟他在位仅仅一年多。
此后，可能是在公元809年，寻阁劝之子劝龙晟成为南诏王，这一年他才只有15岁。劝龙晟在位时间虽然不算长，只有7年，但却在史籍中留下了荒淫无道的恶名，这是很令人奇怪的事情。因为劝龙晟是被当时南诏一个颇有势力的节度使王嵯巅杀死的，所以劝龙晟无道昏君的恶名，很可能是弑君者为开脱自己的罪责而有意编造出来的。不论事实是否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此时南诏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已经相当激烈了，连南诏王都可能在宫廷的争权夺利斗争中被杀。
公元816年，劝龙晟之弟劝利晟继位，也只有16岁，在位8年。支持他登基的正是杀死前任君主的那位节度使王嵯巅，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王嵯巅由此被任命为清平官，并被赐予王室的姓氏“蒙”，以及“大容”的称号，意思是国王的兄长。即位以后的南诏王劝利晟手上并没有权力，事实上王嵯巅掌控南诏朝政的时间很可能一直到公元819年年底。据说劝利晟最终成功地夺回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权力，却并未对王嵯巅严加惩处，仅仅是解除了他的职务，以至于在很多年以后，王嵯巅仍旧是南诏政治和军事史上最突出与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对于王嵯巅的结局，野史中另有一种说法。
狮子国侵略缅甸，缅甸向南诏求救，南诏派宗榜率部队赴援。宗榜为人勇敢但却贪婪，他暗中与缅甸约定，如果他成功地驱逐了敌人，解除了狮子国对缅甸的威胁，缅甸方面要重重地酬劳他。在缅甸作出应有的承诺之后，宗榜大举进兵，一战成功，全歼狮子国的军队。缅甸送给宗榜巨大的纯金佛像。
当宗榜率部队回到腾越的时候，才得到王嵯巅弑君的消息。宗榜给王嵯巅去信称：“闻公摄位，国家之福。我救缅甸，缅酬金佛。本国无人，惟公与我。回日可亲迎佛，与国争光。”王嵯巅不知是计，真的在宗榜班师时亲自出城迎接。宗榜请王嵯巅向他带来的金佛像叩拜，并乘机杀死了他。
不论劝利晟是否夺回了属于他的权力，反正在公元824年，劝利晟去世了，由他的另一个兄弟劝丰佑继位，当时也仅有16岁。
劝丰佑可能是南诏的历代君主中最仰慕中国文化的，他甚至不愿意再遵照南诏乌蛮人的父子连名制习俗，而直接称自己为丰佑，或者再加上姓氏，称蒙丰佑。劝丰佑也非常欣赏唐朝的文明与技术，对南诏吸纳盛唐文明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劝丰佑似乎是一个善于运用权力的君主，他在位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直到他去世的公元859年，在此期间，南诏国内一直动乱不断。
自异牟寻以后，南诏国内权力交接频繁，寻阁劝在位仅一年，而其后继位的劝龙晟、劝利晟、劝丰佑兄弟，刚登上南诏的王位时，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这对南诏的发展显然是存在负面影响的。在异牟寻以后，南诏虽然表面上还保持着繁华的景象，实际上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亡之路。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公元9世纪的上半叶，南诏与唐朝间的关系一直是友好的、稳定的。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个南诏使团赴唐朝的首都长安朝贡，这种与唐朝间的频繁接触一直保持到公元9世纪的30年代以后，小规模的接触甚至持续到公元9世纪40年代以后。
在此期间，唐朝也给予南诏国以特殊的待遇。公元838年以请益僧的身份随最后一批遣唐使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在他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到，在公元839年，有5个使团同时朝见唐朝的皇帝，而在晋见的位次上，南诏排在第一位，唐朝给予南诏的地位是日本使团远远无法相比的。
其实，圆仁提到的事情还不是最特殊的礼遇。在公元809年南诏王寻阁劝去世和公元816年南诏王劝龙晟去世时，唐朝都废朝三日以示哀悼，以这种礼仪对待一个属国的君主，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南诏在表面的繁华掩盖之下走向衰落，吐蕃在内乱不止中走向衰落，而唐朝则在安史之乱后就再未能真正地恢复元气，涉及中国西南边疆的三大势力同步走向衰落，根本无力再进行争夺，也许这才是公元9世纪上半叶西南地区能够保持和平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入公元9世纪以后，吐蕃开始由盛转衰。公元821年，吐蕃可黎可足赞普派专使到唐朝请求会盟，此后吐蕃与唐朝先后在唐都长安和逻些举行了会盟，要永远友好相处。公元823年，在拉萨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还屹立在大昭寺前。实际上，在友好的口号后面，我们可以发现吐蕃实力的衰弱。统治集团的内战割据以及民众的起义，成为吐蕃无法克服的两大顽疾。公元843年，论恐热率兵20万进攻鄯州（今青海乐都）守将没卢氏尚婢婢，在此之后，整个河西、陇右的吐蕃边将都卷入了这场混战，战乱时间长达二十余年。与此同时，吐蕃各地的民众起义不断。吐蕃政权就在这两大顽疾的夹击下病入膏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