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8年，沙州（今甘肃敦煌）人张议潮发动反抗吐蕃统治的起义，唐人群起响应，很快占领了沙州。接着，张议潮又派兵攻取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以上地区在今甘肃、新疆、青海境内）等十州。公元851年，张议潮遣其兄张议潭奉沙、瓜等十一州地图入朝，唐宣宗在沙州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河陇地区又重新为唐朝所控制。虽然唐朝与吐蕃同在衰落中，但两者相比较，似乎唐朝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吐蕃政权明显已经垮下去了，南诏自然不可能在这种时候再考虑与吐蕃合作，因此，南诏对唐朝友好，似乎也是南诏统治者唯一的选择。
再起干戈：南诏闪电进攻西川
在公元9世纪上半叶，和平友好是南诏与唐朝关系的主流，当然，摩擦与冲突也不是没有的。公元829年，南诏在刚刚向唐朝首都长安派出一个使团之后，就突然大举进攻西川。
南诏对西川的这次进攻既显得突然，又显得莫名其妙。
说突然，是因为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史书中查不到在此前南诏与唐朝关系紧张的记载，也查不到有什么可以视为此次战争导火线的事件发生。就在向西川发动进攻的同时，南诏还向长安派出了朝贡使团。
说莫名其妙，南诏此次对西川的进攻，前后也没有持续两个月，在唐朝的救援部队赶到之前，南诏就已经撤兵了，并在此后主动上表请罪。南诏发动这样一次短暂的袭击究竟目的何在？难道南诏不担心由此引来唐王朝的报复吗？尽管唐王朝已经走向衰落，但其国力仍旧是偏安于一隅的南诏所无法抗衡的，南诏就不怕由此引来灭顶之灾吗？如果我们思考到上述种种问题，就会觉得南诏发动的这次战争非常莫名其妙。
南诏发动战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南诏方面指挥这场战争的统帅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南诏权臣王嵯巅，当面对唐朝方面的斥责和诘问时，他声称，南诏的入侵，主要是因为西川节度使杜元颖部下的士兵经常越境骚扰南诏的领土，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南诏才兴兵报复的。用王嵯巅的原话来讲：“杜元颖不恤三军，令入蛮疆做贼；移文报彼，都不见信。故蜀部军人，继为乡导，盖蜀人怨苦之深，祈我此行，诛虐帅也。”王嵯巅称，此前南诏方面曾经多次将唐朝西川士兵骚扰南诏的情况向唐朝方面作了汇报，但唐朝的地方官员甚至都不相信南诏的汇报属实，就更不用说处理了。王嵯巅甚至声称，杜元颖待部下特别刻薄，他是应唐军士兵的邀请，来为他们除去暴虐的统帅的。
杜元颖部下的士兵经常越境骚扰当是事实。
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唐朝将原剑南道分为剑南西道和剑南东道，分别设立剑南西川节度使和剑南东川节度使进行管辖，简称西川、东川。剑南西川节度使驻成都，剑南东川节度使驻梓州（今四川三元）。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辖区与南诏接境。
杜元颖为唐太宗时的名相杜如晦的五世孙。靠着家世和文采，更靠着皇帝的宠信，在唐穆宗时，杜元颖得到火箭式的升迁，由从七品的右补阙一职，在穆宗继位的当年升任正四品的户部侍郎，在第二年的三月，就令人震惊地荣任宰相了。连史书作者在对杜元颖的升迁经历进行记载的时候，也忍不住加了一句评论，说文臣讲晋升之快，还没有人能够与杜元颖相比的。但是，在公元823年，失去皇帝宠信的杜元颖，终于由宰相的高位跌落，被外派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杜元颖文臣出身，不懂治军；由中央的一个从七品的职位坐火箭直接升至宰相，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急于回到中央的权力中心，因而无所不用其极。可以想见，杜元颖主政西川，不论是对四川地方而言，还是就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来说，其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对于杜元颖来说，最急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搜刮地方，向皇帝进献各种西南奇珍异宝，以期得到皇帝的宠信，将他调回朝中任职，至少也能使皇帝不至于忘了他。
最为丧心病狂的是，杜元颖的搜刮不仅面向四川地方、面向南诏等属国属部，还面向西川驻军。
公元9世纪初，由于吐蕃的逐渐衰落，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是和平而稳定的，西南边境地区呈现出难得的长时期和平，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未经历战争的杜元颖来到西川，自然是不会做任何战备工作的，而且，为了敛财，他拼命地克扣军饷——杜元颖不认为，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里，部队还具有什么重要作用！
在杜元颖的克扣下，戍边士兵甚至食不果腹。忍饥挨饿的唐军士兵不得不越境到南诏去抢掠，为的只是多吃几顿饱饭。王嵯巅称南诏方面多次向唐朝官员上报此问题，是否属实不清楚，但我们在史书中却可以查到南诏方面免费向饥饿的唐军士兵提供食物的记载。这究竟是为了换取边境地区的和平，还是另有其他目的，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从南诏后来进攻西川时有蜀兵为向导来看，恐怕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杜元颖的士兵越境骚扰情况属实，但这真的是南诏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吗？我们不难想象，南诏有多种方法可以解决唐朝士兵越境骚扰问题，而诉诸武力无疑是最下策，可能引发的后果绝不是南诏所能承受得起的。
从王嵯巅公开指责杜元颖不恤三军来看，南诏好像主要是针对杜元颖。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杜元颖也是最为倒霉的，他被唐朝皇帝流放到循州（今广东惠州）任司马，而且不久后就死在流放地。南诏此次军事行动，如果从结果来看，似乎只是想除掉西川节度使杜元颖。
此时唐朝官场的党派斗争正趋于激化，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正斗得不亦乐乎。杜元颖属于李党，而且，从后来李德裕对此事的善后处理来看，李德裕也是千方百计想要保全杜元颖，由此可以看出，此事背后的党派斗争的影子。是不是南诏已经卷入了唐朝内部的党派斗争，并充当了党同伐异的工具？这恐怕是难以解答的历史之谜了。
在杜元颖治理下的西川，防务空虚，战备不足，部队几乎没有战斗力，对此，杜元颖显然是难辞其咎的。
由于唐军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南诏的部队如入无人之境，进展非常迅速。大约是在公元829年十二月的头十天，南诏已经攻克了巂州，顺利地拿下青溪关，而后分兵两路，一路进攻邛州（治所在今四川省邛崃市），一路进攻戎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宜宾市西南），一时间，西川首府成都与东川首府梓州同时受到威胁，两川震动。
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三十日，唐朝任命东川节度使郭钊取代杜元颖为西川节度使，同时仍兼领东川节度使，由他开始组织对西川的救援和对南诏的战争。
郭钊是公元8世纪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孙子，郭家与唐朝皇室联姻，郭钊的父亲、郭子仪的第六子郭暧，娶了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郭钊的妹妹嫁给了唐宪宗，她生的皇子后来继位，就是唐穆宗，而在公元829年南诏进攻西川时，在位的唐文宗是唐穆宗的第二子。
有一出名戏《打金枝》，说的是汾阳王郭子仪花甲寿辰，子、婿纷纷前往拜寿，唯独升平公主不往，引起议论，郭暧怒而回宫，打了公主。公主向父母哭诉，郭子仪绑子上殿请罪，唐代宗明事理、顾大局，加封郭暧，皇后则劝婿责女，使小夫妻消除嫌隙，和好如初。这出戏的主人公，就是郭暧和升平公主，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东川节度使郭钊的父母。
郭氏与皇室的姻亲关系我们可以图示如下。
也就是说，这个郭钊，不仅是名将之孙，还是当朝皇帝唐文宗的老舅爷。名将之后加上外戚的身份，就当时的形势而言，一时还真找不到比郭钊更适合的统兵人员，何况郭钊当时任东川节度使，离战场也最近。
郭钊率东川的部队前往救援，与此同时，唐朝至少从六个地区征集军队和粮食，各路援军匆匆赶赴西川。
当时，南诏的军队已经包围了西川的首府成都，在公元830年的正月里，南诏的部队甚至攻占了成都的西城墙，并占领了西郊部分地区，南诏的部队在这里掠夺达10天之久。尽管形势似乎不容乐观，但是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的郭钊还是认为，事态并未发展至不可控制的局面，双方间不是没有和平的可能，因此他给南诏部队的统领王嵯巅去信，责备南诏违背了唐与南诏间的和平协议。
尽管王嵯巅的回信中为南诏辩解，但是也明显透露出希望和平的愿望，于是，在郭钊到达成都后，双方很快进行了谈判，并顺利地达成了协议。唐朝的各路援军还没有全部赶到西川之时，南诏的部队就已经主动撤出了西川。
当然，掠夺还是不可避免的。公元830年的正月十九日，南诏的部队从成都撤走时，不仅带着掠夺来的大量财物，还掳掠了大量的工匠。当时诗人陶雍曾写过题为《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的一组诗歌，正是对当时惨状的真实写照。
别巂州
越巂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便为蛮。冤声一恸悲风起，云暗青天日下山。
出青溪
欲出乡关行步迟，此生无复却回时。千冤万恨何人见，唯有空山鸟兽知。
初出成都闻哭声
但见城池还汉将，岂知佳丽属蛮兵。锦江南度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
过大渡河蛮使许之泣
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
入蛮界不许有悲泣之声
云南路出陷河西，毒草长青瘴色低。渐近蛮城谁敢哭，一时收泪羡猿啼。
传说，在南诏的部队即将渡过今大渡河时，王嵯巅下令给押回来的俘虏：“过了河就进入我国境内了，在此任你们哭别乡土。”数万俘虏齐声痛哭，在一片哭声中投河自尽的达千余人。
南诏此次对西川的进攻，时间虽然短，前后不足两个月，但是对西川社会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却是极其严重的，以致此后几任节度使都未能使西川的经济恢复到先前的水平，甚至在半个世纪以后，还有人指出，南诏这次入侵对西川造成的损失仍旧未能完全恢复。
南诏的部队刚刚退走，郭钊就因病申请离职，从其第二年病逝来看，此时郭钊的身体状况已经极差了。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刚被流放，东川节度使郭钊又辞职回京，四川战后一片狼藉，恢复重建工作千头万绪，急需一位重臣坐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裕被派到了西川。
李德裕与其父李吉甫都是晚唐名相。公元830年十月被派到西川之后，他的应变能力与行政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他就完成了整顿边防、整肃部队、修备武器等一系列工作，使西川的防务为之改观。公元831年七月，李德裕遣使南诏，要求南诏送还掠去的人口，南诏很快就送回了四千多人。尽管这不是南诏掳掠去的人口的全部，但南诏能对李德裕的要求迅速作出回应，足见南诏很清楚李德裕整顿西川军政的成效，因而不愿意得罪李德裕，给他以讨伐南诏的借口。
公元831年以后，唐与南诏的关系又恢复到了和平状态，直到公元859年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再一次破裂。
公元859年唐与南诏关系破裂的导火线有一点匪夷所思。就在这一年，南诏王劝丰佑去世，他的儿子世隆继位，唐朝拒绝对世隆进行册封，因为他的名字中的“世”字犯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讳。世隆对此感到非常气愤，由此开始自称皇帝，不再奉唐正朔，并改国号为大礼国，正式与唐朝决裂。
因为这样一件小事最终竟导致了两国的决裂，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首先，犯皇帝名讳的事情在古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先例，就是世隆在接受唐朝册封时临时地改一个名字，而后在与唐朝官方往来时使用这一新的名字，而在南诏国内，他愿意叫什么，唐朝也不会过多地干涉。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世隆不能采取这种已成惯例的简单方法化解这一矛盾，却最终选择坚持自己的名字而导致两国决裂。
其次，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世隆”这个名字本身。按着南诏历代王的父子连名制，世隆名字的第一个字应该是他父亲名字劝丰佑的最后一个字，即“佑”字，而不是“世”字，换句话说，他本应该叫“佑隆”，而不是叫“世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他之前的南诏历代国王的名字，都符合父子连名制的规律，世隆之后的南诏王分别是隆舜、舜化贞，也符合父子连名制的规律，恰恰是也仅仅是这个因名字引发与唐朝矛盾的世隆，不符合父子连名制的规律。这难道只是巧合？
在后代的文献中，世隆也写作“酋龙”，看来他还真的有其他的名字。那么，就这个“世”字与唐朝纠缠，甚至闹到决裂，显然就是世隆借题发挥、有意为之了。
真正导致唐朝与南诏决裂的原因，很可能是双方在安南的争夺。
唐朝的安南都护府始设于公元679年，属岭南道。辖境北抵今云南南盘江，南抵越南河静、广平省界，东有广西那坡、靖西和龙州、宁明、防城部分地区，西界在越南红河黑水之间。治所在宋平（今越南河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