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武装叛乱固然与开展向西方异教徒学习的改革有关，因为帝国保守的社会势力害怕社会改革会严重损及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社会结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叛乱也是对帝国社会上流人士所盛行的“法兰克生活方式”的一种抗议。不过帝国的印刷所倒都暂时地幸存了下来，而且出身于法国贵族的冒险家邦纳瓦尔伯爵在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做了奥斯曼帝国的一名政府官员。1731年9月，大维齐托伯尔召见了他，并交给了他一个改组欧洲式炮兵团的任务。1734年6月，此人在帝国的斯屈达尔建立了一所军事工程学校，次年被提升为帝国炮兵部队司令。不过他所筹建的军事工程学校，由于近卫兵团的敌视和压力，并没有存在多久。
到了18世纪中叶，尽管另一名具有改革精神的大维齐拉吉勃，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例如，他甚至不顾伊斯兰教法的禁令，允许一位外国医生做尸体解剖试验，但是，前一段奥斯曼帝国开展的温和“启蒙运动”已经近乎销声匿迹。大维齐拉吉勃年轻气盛，思维敏捷，善于接受新事物，对学习西方文明抱有极大的兴趣。他非常崇拜西方科学，据说，伏尔泰撰写的一篇关于牛顿哲学的论文，就是按照他的希望译成突厥文的。还传说，他于1759年重建了几所军事工程学校，不过都是在名城小镇卡拉加奇的一所私人住宅中秘密举办的。
18世纪40年代，由于社会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帝国所有的印刷所都被迫关门歇业，军事改革也完全失去了发展的势头。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保守势力竭力抵制的结果，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1739至1768年间，奥斯曼帝国没有遇到对外战争，长期的太平使得帝国发展军事缺乏动力，整个计划成了泡影，就像早先海上长期休战期间，奥斯曼帝国根本就想不到要发展海军的情况一样。
然而，顽固守旧，不求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状态，使得奥斯曼帝国在1774年的对外战争中再一次出丑，败给了强劲的对手俄罗斯。这一惨败的事实，又一次在奥斯曼人面前确凿无疑地证实了西方武器装备的优势。尤其是1783年俄罗斯用武力吞并克里米亚的现实，极大地刺激了奥斯曼帝国，变成了帝国对于一项新的改革方案实施的推动力量，而害怕俄罗斯人可能威胁到他们在勒旺岛利益的法国人，也在实施社会改革方面给予了奥斯曼帝国以物质和精神的支持和鼓励。
3.18世纪兴邦强兵的改革
此时，18世纪初叶在奥斯曼帝国着手进行的那套兴邦强兵的改革，又一次在帝国境内兴起。就在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帝国政府又聘用了一名出生在匈牙利的法国顾问托特男爵来训练帝国的炮兵和工兵部队。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这次帝国政府倒没有要求他像以前聘请的军事顾问那样皈依伊斯兰教。
这一时期，在社会改革的推动下，奥斯曼帝国境内许多新的军事学校相继建立起来。这些军事学校拥有的教学设备和使用的教材都来自欧洲，明亮整洁的图书馆内都收藏有欧洲书籍，其中有些书籍是突厥文译本。这些军事学校共有四百余名学生，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帝国军队和社会上层人物的子弟。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些军事学校都得到了扩充和发展，它给由素丹塞利姆三世及其继承人所开办的其他各类学校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此外，以前的印刷厂现在又恢复了生产，并承印了许多有关西方军事或科学技术方面的译著。更多的西方人才，尤其是法国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有的属于官方交往，有的出于民间的经济交流。特别是掌权的大维齐哈米德对西方人士和西方化的社会改革均持一种友好的态度。但是，面对源源不断来自异邦的人士和观念，再加上又有迹象表明西方国家正在企图控制东地中海，威胁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安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保守势力又引起恐慌，于是在一片阴谋诡计之中，他们联合起来把支持社会改革的大维齐哈米德赶下了台，并派人秘密结果了他的生命。这些还不够解心头之恨，那些极端的保守派分子还在他的尸体上插了一个标明他身份的牌子：“教规和国家的死敌。”
然而，这些得势的保守派分子根本就拿不出更好的振兴帝国的方案。1787年4月，奥斯曼帝国在同老对手奥地利与俄罗斯的重新开战中，又一次遭到了惨败。所以当年轻有为，充满朝气，具有强烈改革精神的素丹塞利姆三世于1789年即位时所面临的还是帝国以前的两个老问题：西方的优势和国内的保守势力。
奥斯曼帝国18世纪社会改革的尝试，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其一是西方思想与文化的灵感源泉主要来自法国，做法上也多以法国为楷模。原因是法兰西既是西方文明的集中体现，也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盟友。18世纪西方思想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奥斯曼帝国获得一定的地位，完全归功于西方物质力量的增进，即归功于欧洲的政治、经济以及最后归功于它的军事优势在奥斯曼帝国得到建立。其二是帝国的改革重点是致力于改进军事训练、技术、组织和武器装备，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奥斯曼帝国的一副堂皇的军事外表，掩盖了它自己在技术与创造力上日趋衰落的情况。奥斯曼帝国军队中许多好的炮匠和炮手，舰队中好的水手和领航员，全部都是西方亡命徒和雇佣者的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到了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在屡次败于那些曾经为他们所不齿的基督教敌人之手的刺激下，才断断续续地开始注意到应该实行军队装备与训练的现代化，特别是在像工具、炮兵和航海等技术性较高的军事部门，虚心地做基督教国家的学生，全面向他们学习。其三是社会改革引起了奥斯曼帝国内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不惜诉诸暴力。而且在民众的眼里，这种反对社会改革的暴力情有可原，因为倡导的这些社会改革本来就源于西方异端，尤其是它破坏和摧毁了伊斯兰教传统社会的结构和面貌，这种急剧的社会变化，造成了广大民众心理上的混乱，使得奥斯曼帝国变成了一个动荡不定，各种矛盾日益冲突的复杂社会。
二、帝国的社会政治思潮
1.奥斯曼主义
自19世纪以来，在如何挽救帝国命运的问题上，帝国的政治精英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看法。最终在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不断演进的政治主张，即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突厥主义。
奥斯曼主义是19世纪奥斯曼帝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所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这种政治主张力图通过吸纳与统一臣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各民族，创造出一个奥斯曼民族，代表的是对帝国的爱国主义。因此，其政治主张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在帝国境内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民族之间实现社会权利与政治责任的平等这一政治主张的目标，即赋予奥斯曼民族一个统归于单一国家的新民族性，通过实现民族间的相互混融，将它们之间的宗教和种族差异搁置一边，号召民众忠于奥斯曼帝国，维系奥斯曼国家的原初外形和古老疆界。此政治主张的要求与做法类似于美利坚民族。
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在对奥斯曼主义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传统奥斯曼帝国的中心与边缘地区是相互联系但比较松散的两个世界，两者的对立形式主要表现为安纳托利亚的定居民与游牧民之间的文明冲突、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一直持续到近代，使得帝国一直面临着地方实力派的崛起以及基督教民族分离主义的挑战，从而严重影响到帝国的凝聚力。因此，奥斯曼主义有三个重要的维度：第一，它是一种爱国主义。即号召广大民众忠于帝国，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强调帝国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第二，它力图借用国家的力量造就一个新的近代民族。即努力创造一种基于平等公民权的国族认同，因此也有人将奥斯曼主义称为“国族主义”；第三，它追求社会平等，试图通过改革传统的米勒特制度，彻底改变帝国以往实行的那种宗教隔离和宗教不平等的做法，从而弥合帝国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长期分裂状态。奥斯曼主义的出现深刻表明，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统治精英们就已经认识到，推动西方社会迅速发展的政治力量与其民族国家的组织基础是密切相关的。
因此，奥斯曼帝国要想有效地与西方对抗，就必须在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上进行重大的改革。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为期40年的“坦齐马特”改革运动的失败，使得奥斯曼主义遭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并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导致失败。
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导致奥斯曼主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在帝国当中处于优越社会地位的特权突厥人，本身并不希望这种人为的联合与同化，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必将使他们失去维持了数百年相对于帝国境内非穆斯林的优越社会地位；第二，帝国广大的穆斯林也不愿意接受奥斯曼主义的政治理念，因为伊斯兰教的教义本来就不接受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完全平等；第三，此时的非穆斯林民族意识已经不断觉醒，从而使得帝国境内的政治分离倾向日益强大且不可挽回，广大非穆斯林根本不愿意接受被融合到一个所谓的奥斯曼民族当中；第四，此时已经成为世界列强的俄罗斯帝国，其试图瓜分世界的狼子野心也绝不会对奥斯曼帝国的统一与强大袖手旁观，其与巴尔干的属国必然要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奥斯曼主义；第五，在欧洲的社会舆论当中一直盛行着一种观点，认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互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调和的，特别是许多欧洲人抱定一种强烈的政治信仰，认为从伊斯兰教的控制下把那些被压迫的基督教教徒解救出来是一种神圣的行为，并且还要把突厥人坚决驱逐出欧洲。因此，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当中，一些高层人物试图依赖某些欧洲国家的支持而创造出一个新的奥斯曼民族，实际上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这些高层人物具有伟大的政治抱负和管理国家的才能，他们也完全无法克服如此之多的阻力与障碍。
2.泛伊斯兰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的产生既与奥斯曼主义的衰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又与奥斯曼帝国在本质上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有关，其政治主张是刻意强化奥斯曼帝国传统的伊斯兰认同。长期以来，在西方基督教的不断扩张和政治压迫下，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奥斯曼帝国，除了对外不断地发动圣战、对内实行严格的米勒特制度外，帝国的统治者们还刻意地张扬一种伊斯兰意识形态，在对外关系当中不断强化哈里发的地位。其目的就是想通过逐渐地强化自身的宗教认同与哈里发的影响，来抗衡西方基督教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泛伊斯兰主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奥斯曼帝国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强烈反应。
特别是在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生活在俄罗斯与巴尔干地区的大量穆斯林由于受到不公正的社会待遇，并随着俄罗斯在中亚不断扩张势力，以及印度、北非相继成为欧洲的殖民地，造成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将面临着生存危机，从而引起了奥斯曼帝国广大穆斯林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精英们把伊斯兰教完全作为一个国家政策的重要选项，试图把爱国主义与伊斯兰教结合起来，从而组成一个强大的伊斯兰统一战线以对抗西方基督教的政治压迫。奥斯曼帝国这种极力倡导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希望利用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做法，使得泛伊斯兰主义不断上升，并最终成为奥斯曼帝国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
此外，当整个伊斯兰世界都面临着生存危机时，帝国的素丹就成了伊斯兰世界当中剩下的唯一强大的政治统治者，而且素丹还自称伊斯兰教的最高领袖哈里发，正是这些重要的因素促使世界其他各地的穆斯林把目光投向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并很快地，这种情感就转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它要求在全世界受压迫的穆斯林之中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系，既包括英属的印度和埃及，也包括俄罗斯所属的中亚，以及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其目的在于组成一个庞大的穆斯林联盟来捍卫伊斯兰世界，并抵抗西方基督教的侵略。此时，泛伊斯兰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1882年以前鼓吹“埃及人的埃及”的那些埃及民族主义者，现在都日益转向认同于奥斯曼帝国的素丹，希望借助于彼此之间的宗教纽带再次团结起来，以抵御英国对埃及的占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奥斯曼帝国的素丹哈米德二世向世界各地派遣了许多宣传泛伊斯兰主义的使者，让他们宣传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理念，同时在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政策中，不断强化哈里发的身份，要求全世界的穆斯林团结在哈里发的周围，共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