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坦齐马特”改革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帝国军队同俄国人作战很不利，这恰好暴露了帝国政府的腐朽和无能。于是，素丹又一次向欧洲列强提出，在他们的帮助下将接受社会的进步和改良，全面推行一项更加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运动。这样，帝国的改革派又重新上了台。大司法会议经过改组，分成两个机构，其中一个严格来说，更多的是和法律事务有关，另一个就是最高改革会议，统筹办理一切有关改革的事务。1855年5月，帝国政府宣布，愿意废除有关歧视非穆斯林的两项重要措施。一项是人头税，这是自有伊斯兰教政权以来，便要求在伊斯兰国家内，所有受保护的非穆斯林属民都要缴纳的一种税，如今庄严地以法律的形式被废除了。另一项是携带武器的特权，也就是服兵役的特权，过去几乎同样长时期地仅限于穆斯林才能享有，如今也对所有的人开放了。但是非穆斯林属民经过多少世纪的免役，已经变得不愿意或是不适合在军队里服兵役了。总之，参军入伍，把军人作为终身职业，这对于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来说，实在兴趣不大，甚至为了免服兵役，他们宁愿付一种叫作“贝代尔”的免役税。这种税是完全按照已废除的人头税的那种同样办法而征收的。
在“坦齐马特”时期，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帝国政府在1856年2月18日又颁布了另一份庄严的改革法令——《哈蒂·胡马云诏书》。这份改革法令不同于1839年的御诏，它只字未提《古兰经》，而是较多地谈到了人间的平等，强调了世俗的进步和繁荣。帝国政府表示要建立银行、改善公共建筑和交通设施，改进商业和农业，将充分发挥西方的知识、技术和欧洲都城的作用。
实际上，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已经大大地增强了欧洲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影响。士兵、特许权持有人和大商人纷纷从西方涌来。欧洲的生活方式，如服饰、食品、家具等都在帝国的沿海城市广泛传播开来。更主要的是，电报技术在1855年传到了帝国京城，并及时拍发了第一份电文，向巴黎和伦敦报告了俄国要塞陷落的消息。不久，电报网遍及全国各地，这不仅促进了帝国与欧洲各国的联系，而且也便于帝国中央政府及时检查省区官员的所作所为，并根据汇报的情况及时处理地方上的各种问题。另外，随着外国大商人承建了几条铁路短线，奥斯曼帝国的铁路时代也开始了。虽然由于地势崎岖不平，建筑成本较高，但是在帝国政府优惠政策的刺激下，铁路发展的速度并不比电报缓慢。此时，克里米亚战争也向奥斯曼帝国政府传授了西方化的又一神秘花招，这就是通过发行债券取得外国借款。但是在以后的20年里，由于帝国政府无度借债，使得外债的数额呈直线上升，达数十亿元之多，从而最终造成奥斯曼帝国社会动荡、财政破产，严重影响了帝国改革的顺利进行。
关于改革的新法令——《哈蒂·胡马云诏书》的制定与颁布，作为改革派领袖的雷什德帕夏却并未参与，此时他已年迈多病，这次改革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他的信徒、阿利和富阿德两人的手里。这两个人领导了此后“坦齐马特”15年的改革工作。阿利出生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商店老板的儿子。像雷什德帕夏一样，他在少年时期便进入了帝国政府机关，并沿着晋级的阶梯步步高升。1833年，他学得一些法语后，被调到帝国政府翻译室工作。在这里，由于得到法国教师的耐心指导，他的法语大有进步。1836年，他作为帝国专使的幕僚随同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从此以后，他先后担任过一系列外交职务，最后于1840年任奥斯曼帝国驻英国大使。1844年，他回到奥斯曼帝国，担任帝国司法会议委员，在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和雷什德帕夏共事，深受其影响，升任各种要职。1852年，大维齐雷什德帕夏被免职，由他继任。虽然这一次他担任大维齐的时间仅两个月，但他一直处于左右全局的地位。1854年，阿利出任新成立的奥斯曼帝国最高改革会议主席，稍后，即在帝国改革法令——《哈蒂·胡马云诏书》颁布之前，又重任大维齐，成为“坦齐马特”时期改革运动中的主导人物，直到1871年去世为止。
在这段时期内，阿利最亲近的同僚和合作者是富阿德。富阿德同样也出生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然而他却有着与阿利极不相同的背景和教育。富阿德的父亲埃芬迪一度是马赫默德二世手下的要员和宠臣，是一位在奥斯曼帝国语言文学改革运动中，起过一些积极重要作用的著名诗人、学者兼政治家。富阿德少年时期进入马赫默德二世于1827年在加拉塔萨雷开办的医学院，毕业后转入新成立的军医团。然而当时他的法语知识比他的医务训练更显得有用。1837年，他参加了帝国政府的翻译室工作，1840年前往伦敦担任大使馆的翻译，随后任一等秘书。此后他曾多次担任外交职务，于1852年任帝国政府的外交大臣。他也是奥斯曼帝国最高改革会议的委员，后又任主席，曾经积极参与制定新的改革计划和起草新法律的工作。除了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外，他还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学者，曾经同他人合作编写过一部关于突厥语法的书，成为奥斯曼帝国文学改革中的一块里程碑。
4.“第二代改革人物”
阿利和富阿德像雷什德一样，都是“坦齐马特”时期社会改革的主要设计人和执行人。也都像雷什德一样，是靠外交知识才开始飞黄腾达的。因为对于商店老板的儿子来说，也正像对于其他人一样，外语可以说是护身符，使得他们由小职员变成了文学翻译员，由文学翻译员进而成为外交官，再由外交官而最终成为叱咤风云的帝国政治家，真可谓时势造英雄。
正当整个世界被咄咄逼人和不断扩张的欧洲列强所控制，以致奥斯曼帝国终日为自己的生存问题感到惶惶不安的时候，帝国政府中一些带有机要性和实权性的位置，便难免让给了那些了解欧洲事务、懂得欧洲语言和情况的人们。从此，奥斯曼帝国新兴的权贵不是来自军队，更不是来自乌里玛，而是来自帝国改府的翻译室以及大使馆的秘书室，这些地方成了奥斯曼帝国训练治世经国之才的重要场所。
阿利和富阿德都属于“坦齐马特”时期改革运动的第二代人物。许多在他们前辈时期还是陌生和新奇的东西，此时都已成了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不论从他们所抱有的改革信念或是他们的个人地位来说，两个人都比雷什德更加稳固。因此，即使他们在帝国的社会改革实践中做得更加谨慎和更加现实一些，都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关系。
阿利和富阿德领导的改革，继续沿着他们前任所制定的路线前进，在法律方面某些部分的改革，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如1858年开始实行的土地法和新刑法，1860年就各商业法庭进行的改组，并把它们合并于混合法庭，还有1861年和1863年以法兰西法律为蓝本而另行订立的商业法和海上法。财政方面的改革，一向是帝国政府改革过程中的弱点所在。在英、法等国的帮助下，使得奥斯曼帝国政府能够兑换它的地方贷款，并在1861年建立起一个新的金融机构——奥斯曼帝国银行，一笔由该银行议定的贷款被用来收回国库公债。这些措施连同一些次要的财政上和管理上的改革，使得奥斯曼帝国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1861年6月25日，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去世，他的兄弟阿布杜尔·阿齐兹继任素丹。新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为人粗鲁暴戾，反复无常。他继任素丹后不久，便同以阿利与富阿德为首的改革派发生了芥蒂，以致帝国的整个改革工作，由于他的粗暴干涉而受到阻挠，甚至往往被取消。但是阿利和富阿德还是能够利用在奥斯曼帝国已经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新的西方式的对王权监督制约的机制，来推行各个方面的社会改革。
1867年2月，法国政府在英国和奥地利的支持下，向奥斯曼帝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照会，敦促它采取更加积极的改革政策，并列出详细的建议。保守的新素丹对于要求进一步改革的主张是极端反对的，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才不得不表示同意。在这以后的三年中，阿利和富阿德执掌了国家大权，一连串的新法律和新制度也都随之而来。此后两年的改革，再度使法律与教育成为“坦齐马特”时期社会改革的两项主要内容。1868年4月，帝国最高会议经过改组，分别成立了两个新的机构，即法制会议和国务会议。前者是过去司法会议的改版，具有司法的职能；后者是法兰西国务会议的仿制品，实际上等于一个处理行政案件的高级上诉法庭，具有某些顾问性和准立法性的职责。
同一年，阿利和富阿德等人在加拉塔萨雷开设了帝国奥斯曼高级中学。这所学校完全采用法语讲课，并且认真地试用现代西方中等学校所应设有的课程。类似这样的学校，过去虽然有过几所，但都是由外国教会所办的，美国基督教会在1863年办的罗伯特专科学校便是其中较著名的一个。加拉塔萨雷学校是第一所由穆斯林政府认真采用西方语言来开展现代中等教育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另一个特点，是从此使得信奉伊斯兰教的学生同信奉基督教的学生，都能够在一起接受教育，这也是奥斯曼帝国朝着取消宗教歧视迈进了一大步。加拉塔萨雷学校对于此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兴起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由于对行政、经济、外交以及其他必须具有西方式教育和能够处理西方式行政机构的人员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加拉塔萨雷学校的毕业生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后来又在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发挥了他们极其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