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李诵做皇帝后能够迅速施展抱负，按预定计划推行革新，王叔文秘密网罗人才，壮大改革力量，陆陆续续结识了许多年富力强的知名人士，其中关系比较密切的有刘禹锡、柳宗元、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等人，他们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青年才俊，在吏治、军事、财经等方面各有所长，成为日后永贞革新的中坚力量。王叔文把这些密友推荐给李诵，说某某可做宰相，某某有将才，将来都派得上大用场。在这些人中，王叔文尤其看重刘禹锡和柳宗元，说刘禹锡有宰相之器，柳宗元可堪大用，经常与他俩共同谋议朝政，因此，后人又把永贞革新的改革集团称为“二王刘柳”。与此同时，李诵也热心地为王叔文引荐朝士。当时深受德宗宠爱的翰林学士韦执谊，经李诵牵线搭桥，与王叔文结识，二人遂成为好朋友，结下一段非同一般的友谊。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李适去世。三天后，45岁的唐顺宗李诵即位，王叔文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在他的领导下，永贞革新正式拉开大幕。
王叔文处事果断，雷厉风行。在顺宗的支持下，很短的时间里，一系列顺应民心的重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京师老百姓无不拍手叫好。在疾风骤雨般的改革中，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宫市和五坊小儿被废除（所谓宫市就是中唐以后，宦官借皇宫采购之名，在繁华的街市以低价购买所需的东西，很多时候根本不付钱而是明抢白拿，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民间财富的掠夺。五坊是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是宫中专门捕捉动物供皇家玩乐的处所。小儿是指在宫中服役的人。五坊小儿在长安内外各处张网捕雀，有时把网盖在百姓家门口及水井上，不让百姓出入打水，只有给了钱，才许可打水。他们到饭店吃饭，非但不付钱，还要留下一筐蛇，叫店主好好饲养。店家无奈，只得赔钱赔礼，千求万求，这批恶人才肯把蛇筐带走）；宫中不再从民间征乳母，大量宫女被遣送回家；常贡以外的其他进奉被取消，老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王叔文集团就革除了诸多虐政、暴政，为老百姓接二连三地办好事、办实事，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
就在永贞革新初见成果，王叔文等人信心满满地准备打响改革攻坚战，啃下弊政硬骨头的时候，保守派和改革触及的利益集团的大反扑开始了。王叔文等人之前的废宫市、除进奉等只能算是改革派的牛刀小试，并不能从根本上触及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对他们而言只能算是隔靴搔痒吧，但是接下来的收回财政大权和兵权，抑制藩镇割据就是要对唐朝政治彻底做一次大手术了。这直接触动了宦官和藩镇的根本利益，他们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了，直到这时，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事实上，以王叔文为核心的改革派有点高兴得过早了，他们过分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对改革的形势也缺乏清晰的判断。在面对敌人的反扑时，王叔文等一介儒生，有笔无剑，无法作出有效反击。
“屋漏偏逢连夜雨，破船却遇打头风”，令改革派雪上加霜的是，连老天爷也跟他们作对，站到了对手那一边。在与反对派的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的关键时刻，王叔文的母亲居然病倒了，命悬一线。按照唐律，遭父母丧大臣要离开工作岗位，回家丁忧。身处权力斗争漩涡的王叔文深知自己的处境，如果现在离开，改革势必前功尽弃，而自己也必将遭到反对派的清算报复。眼看母亲病危，丁忧已是不可避免。心力交瘁、恐惧万分的王叔文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天，在翰林院设下盛宴，邀请包括昔日死对头，宦官头目俱文珍、刘光琦在内的朝中名士共饮。席间，王叔文卑躬屈膝，请求在座权贵手下留情，不要趁他丁忧落井下石。没想到，大太监俱文珍根本不领情，反而对他讥笑一番，王叔文颜面扫地，酒宴不欢而散。第二天，王叔文丁忧去职。昔日那些围绕在王叔文周围的改革派成员深知王叔文离职的后果，绞尽脑汁、夜以继日地为王叔文的夺情奔波。王伾一遍一遍地跑到宦官头目俱文珍那里求情，回回都吃闭门羹，一时间急火攻心，中风倒地，从此瘫痪在床失去了活动能力。
王叔文走了，王伾倒下了，改革的决策指挥中心停止运转，群龙无首，改革派内部乱作一团，改革受挫，停滞不前。以宦官集团为首的反对派趁机全面反扑，俱文珍等不断逼迫唐顺宗交权，让太子李纯监国。事实上，热衷改革的唐顺宗早在继位之前就已经重病缠身，口不能言了，做了几个月的哑巴皇帝之后被迫于贞元二十一年(805)七月二十九日把军国政事全部交给太子处理。八月初四，顺宗被迫下诏禅让，自称太上皇，并决定八月初九让太子李纯正式即位。顺宗预定改年号为永贞，所以被后人称为“永贞内禅”。还没等到李纯正式即位，宦官集团就迫不及待地对革新派进行全面清算。
八月初六，新皇帝下诏，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重庆地方辅佐官员），贬王伾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王伾到开州后没多久就病死了。八月初九，27岁的太子李纯在宣政殿登基，是为唐宪宗。同年十一月，下诏贬韦执谊为崖州(广东琼山)司马，韩泰为虔州(江西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湖南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广东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湖南郴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二王八司马”。曾经在“永贞革新”中叱咤一时、风光无限的八司马无一例外，都被贬到了边远之地。在王叔文集团中地位比较低的李谅、李位，后来也被赶出朝廷。当年被王叔文招致麾下参与改革的一众人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报复。但是顽固的旧势力还不肯善罢甘休，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日，只当了六个月皇帝的唐顺宗李诵去世，不久以后，王叔文就被赐死，时年54岁。
至此，前后共计146天的“永贞革新”彻底失败，如流星般划过中唐的天空，留给世人无限深思。为什么一场民心所向的改革最终会失败？原因可能有很多个。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为母丁忧致使王叔文不得不在关键时刻离开权力中枢，导致革新派人心涣散，自乱阵脚，给了反对派千载难逢的反攻机会。王叔文虽然积极奔走，谋求起复，但最终没能及时重返权力中心，力挽狂澜，只能眼睁睁看着一生的心血付之东流。后人在叹息之余不免感慨，如果王叔文没有为母丁忧，也许，被改变的不只是八司马的命运，还有唐朝那前半期辉煌后半段黯淡的历史。
（二）大唐诗人白居易丁忧落话柄
回顾大唐历史，像王叔文这样因为丁忧而波及仕途的不在少数。比如中唐诗人白居易，一篇《琵琶行》洋洋洒洒，荡气回肠，末尾那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千百年来，不知让多少读者感动得潸然泪下。很多人都知道这是白居易被贬之后满腔忧愤的抒怀之作，殊不知，白居易被贬江州也跟丁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称香山居士，是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白居易生活在繁华落尽，盛极而衰的中唐时期。这一时期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对民间疾苦深有体会的白居易怀揣兼济天下的梦想步入仕途。因为多次大胆直言，针砭时弊，以笔为剑写了不少反映政治黑暗和百姓疾苦的讽刺诗，得罪了掌握军政大权的朝中权贵。
元和十年六月（815），飞扬跋扈的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公然向中央政府示威，引起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藩镇势力在中央的代言人得寸进尺，进一步提出罢免裴度的无理要求，以安抚藩镇的“反侧”之心。白居易无比愤慨，认为这是有伤尊严的重大“国耻”，激于义愤，他第一个向朝廷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白居易的正义之举激怒了掌权的贵族豪门，素日看他不顺眼的朝中权贵开始绞尽脑汁地给他编织罪名，于是丁忧违制，甚伤名教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就成了整倒白居易的最佳借口。
原来，唐宪宗元和六年（811），白居易在朝中担任左拾遗（谏官）时，白母在赏花的时候不小心坠井而亡。白居易解官回家，为母丁忧三年。元和九年（814），白居易丁忧期满，重返京师官场，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闲职，类似于太子府办公室主任）。为母丁忧期间，酷爱写诗的白居易写了不少抒发情感的诗作，其中有两篇，题为《新井》和《看花》。就是这两首诗，为白居易被贬埋下祸根，政敌借机攻击他不遵孝道，有伤名教。原来，在讲究孝道礼法的唐代，官员行孝是有很多讲究和避讳的，唐律规定官员任职的部门和地名等要与父母、祖父母的名字相避讳，比如，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常字，就不能担任太常一职；父亲的名字里若有卿字，就不能担任卿职；父祖等的名字里有个安字，就不能在长安任职。如此种种，都是朝廷对于官员恪守孝道的要求，在今天看来，未免有些荒唐可笑，但是在唐代，却是很严肃的事情。
按照唐律，如果官员因贪图荣耀而不避讳父祖名讳，一经发现，不仅要革职免官，还要判处一年有期徒刑。虽然当时的法律并没有关于写诗、作文等方面的规定，但是，这样的行为毕竟为名教礼法所不容。白居易一时疏忽，给敌人留下了把柄。一直苦于没有机会下手的政敌们好不容易逮到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一番义愤填膺的舆论讨伐之后，朝廷以不守孝道、有伤风化之名，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刺史。在皇帝的诏书发出去之后，居然还有人不甘心，中书舍人王涯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在皇上面前添油加醋，说白居易为人不孝，作风浮夸，不适合治理州郡，没资格做一个地方的行政首脑。于是，在前一道诏书还未送到的情况下，朝廷又下一道诏书，把白居易由江州刺史又贬成了江州司马。江州在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市，那时候的江州绝对算得上典型的荒蛮之地，司马，名义上是刺史的助手，实际上有名无实。在唐朝，司马是专门用来安置犯错后被贬的官员的，说是当官，其实就是变相的发配，官员犯错后被指派到边远贫瘠之地接受朝廷监管，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八司马事件就是如此。
这次被贬，对素来踌躇满志的白居易而言是个莫大的讽刺，他向来以诗文自负，心高气傲，没想到也因诗文获罪，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被贬江州不仅仕途受损，白居易的心态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原来充满激情、斗志昂扬的他从此日渐消沉，锐气全无。一个人身处江州，尝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于是，在被贬江州后的第二年，即元和十一年（816）秋，倾注了诗人满腔义愤与万般无奈的《琵琶行》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此又增添了瑰丽无比的一笔。今天想来，似乎还应该感谢那些陷害打击白居易的人，要不是这些人绞尽脑汁，穷追猛打，也许就不会有流传后世以飨世人的千古名作《琵琶行》了。
在唐代，因为丁忧影响仕途的大臣还有很多。大唐名臣褚遂良在政治生涯如日中天之时遭遇父丧，当时他担任黄门侍郎，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可以直接黜涉官吏。贞观十八年（644）褚遂良的父亲褚亮去世，于是他辞去了黄门侍郎之职，回籍丁忧。尽管此前他已经是唐太宗面前的政治红人，颇得皇帝倚重，但是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的另一位得力助手马周死后褚遂良才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这一年的阴历九月，他就被提升为中书令，接替了马周的位置，成为继魏徵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如果不是丁父忧，他可能早几年就升官了，如果不是马周死亡，他可能不会这么顺利官复原职。由此可见，丁忧对于褚遂良政治生涯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丁忧原本只是一种爱的表达，孝心之举，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先驱们积极倡导。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被封建统治者过分政治化，逐渐演变成评价一个人道德优劣、人品高下的根本标准，成为士人显身扬名、仕途晋升的重要资本。丁忧离儒家的初衷越来越远，沽名钓誉之徒欺世盗名的滑稽一幕不断表演，社会虚伪之气滋生，比之更可怕的是，在权力斗争无休无止的官场，丁忧成了派系斗争、相互倾轧的利器，一不留神，就有可能阴沟里翻船，轻则贬官削爵、仕途受损，重则发配流放、家破人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