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作为一本记述礼制的专著，特别注重行孝的礼节和方式，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孝与不孝，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判断，“养则观其顺，丧则观其哀，祭则观其敬”，要求为人子者，出门必告知父母，回家必面见父母，免得父母担心，父母一旦亡故，必须依礼下葬，按制守丧，并且要做到“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而这一规定，正是丁忧制度实行的礼制基础，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先秦时期三年丧实行情况
虽然三年之丧古已有之，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先驱积极倡导，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年丧制并不普遍，更多地表现为儒家宣扬的一个口号，并没有形成习俗，更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根据现有史料不难发现，两汉以前，上自天子下至百姓，真正实行三年丧的并不多见。一部《左传》明确记载实行守丧之制的仅襄公十七年晏婴一例，相反，对三年丧的反对声却是从未间断。
战国时期，孟子想劝滕文公为滕定公守丧三年，遭到百官的一致反对，理由是：“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由此可见，在此之前，鲁国与滕国都未有三年之丧之先例。鲁是周公的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邦，历来就有“周礼尽在鲁矣”的美誉，鲁国的公室先君们尚且带头不搞“三年之丧”，从贵卿大夫到庶民，乃至别的诸侯国，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三年之丧”不仅在底层庶民中难以实行，就是上层的公室贵卿也不把它当回事。儒家的三年守丧之制在先秦时期不仅推行不开，而且还经常遭到其他各色学派的强烈抨击，其中抨击最力者当数墨家。
墨子主张薄葬，重视对死者的精神悼念。在墨子看来，埋葬本身就已经是死者的归宿和生存之道，即所谓“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此乎？”墨子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儒家厚葬久丧的社会弊端。墨子说：首先，久丧不利于实现国家富强和百姓富足。按照儒家礼制服丧，王公大人必定不能上早朝；士大夫必定不能治理五官六府、开辟草木荒地和使仓库粮食充实；农夫必定不能早出晚归、耕作种植；工匠必定不能修造船、车，制作器皿；妇女必定不能早起晚睡，去纺纱绩麻织布。时间久了，势必导致朝政荒废，生产停滞，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从而使“富之说无可得焉”；其次，久丧不利于人口增长。居丧期间，忍饥挨饿，生活艰苦，势必有身体羸弱之人不胜其苦，哀毁过度，造成人员减损，死亡率上升。与此同时，居丧期间，不能娶妻生子，禁止男女同房，自然不利于人口的增长繁衍，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农业社会劳动力的大量缺乏，“众之说无可得焉”；最后，久丧必将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财富匮乏、吏治混乱、百姓贫困必将引发社会骚乱，“治之说无可得焉”。总的来说，墨子认为儒家三年丧制的最终结果必将是“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
事实上，除了来自其他学派的抨击和驳斥，就连孔子的学生宰我都对三年丧提出质疑：“三年之丧，期已久也。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先秦时期，学派纷呈，百家争鸣，儒家的思想尚未取得正统地位，在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首肯和庇护之前，三年丧制很难推广开来，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更多的还是实行“即葬除服”的短丧制度。纵观整个春秋战国至秦及汉初，除了孔子弟子曾为孔子守丧而且是心丧（古时谓老师去世，弟子守丧，身无丧服而心存哀悼）三年外，并无一例守满三年者。历史已经证明，从儒家先驱开始倡导三年之丧，到三年之丧成为习俗，再由习俗发展到封建礼教，由礼教到道德规范，由道德规范到法律规范，终究是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而且期间几经波折，跌宕起伏。
四晏婴为父居丧，严守礼制
虽然居丧礼制的完善得益于孔子等先秦儒家的积极创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礼制皆源于孔子等人的首创。其实，早在孔子之前，就已有人按礼制服丧，比如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晏婴。《左传》专门用20个字记录了晏婴为父居丧的情形，专门记载一个人服丧之事，这在《左传》实属罕见，也仅有晏子一人。
晏子，名婴，谥平，字仲，故又称晏平仲，莱之夷维人（今山东高密）。大约生于齐顷公十七年（前582），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前500）。晏子出身于齐国世家，其父晏桓子，名弱，曾做过齐国齐顷、灵公两朝的大夫，是春秋时期相当有作为的人物。有关晏弱的功勋，在《左传》中有详细记载，主要集中在鲁宣公十四年（前595）到鲁襄公十七年。期间晏弱曾陪同齐顷公与鲁国公孙归父在谷（今山东东阿）会晤，商谈鲁乐；与齐国的高固、蔡朝、南郭偃受命参与晋国主持的断道（今山西沁县西或曰今河南济源西）会盟；在公元前571年到公元前567年，晏弱亲自指挥了齐国灭莱的战役，从围莱、灭莱直至追歼逃亡之莱君，晏弱都是亲自督战，功绩卓著。晏弱能以兵戈攻灭晏氏的故国，这种“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晏子的为官之道。由此可见，晏弱作为齐大夫，深受齐王室的倚重，为官期间，使晋灭莱，既是优秀的外交活动家又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家。不仅如此，晏弱还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精通礼乐，这一切，都对晏子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齐灵公二十六年，晏弱病逝，晏婴谨守礼制，为父居丧。《左传·襄公十七年》对此有专门记载：“齐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绖、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这里所说的居丧期间的服饰及饮食起居事宜，与后世儒家提倡的为父居丧时所用的最重的服制完全相同。晏子至孝，居丧期间身上穿着粗麻布所做的斩衰，头上缠着苴做的绖，腰上拴着苴做的带，竹杖上系着苴做的绳子，脚上穿菅编织的草鞋，吃的是稀粥，睡的是禾秆编成的席子，枕头是用草做成的，住的是临时所搭的简易草棚。居丧期间，晏子忧伤成病，其仁孝之举，传为美谈。守丧结束，晏子出仕，承袭父职任齐国卿大夫，时年27岁。虽然晏子的才华很早就显露出来了，但是，为官初期，他并没有得到灵公、庄公的重用。直到景公时左右相崔杼、庆封专权争斗，崔杼自缢，庆封出奔，晏子才得到景公重用，拜为齐相。
晏子隆重地为父居丧，与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春秋乱世，王室衰微，伴随着王室权力的下移，周天子的威信江河日下，西周以来那套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礼乐宗法制度遭受重创，正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在晏婴看来，天下乱象皆源于礼制的破坏，重建一个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安定有序社会，必须重新发挥“礼”的社会作用，努力探求礼治救世的良方。晏婴的家族有通礼的家学渊源，晏婴本人也被称为“盖北方辩于辞、习于礼者也”，因此，晏婴的救世思想很自然地围绕“礼”这一极有影响力的概念展开。晏子主张“礼以治国，所以御民也”。认为礼可以治天下，试图通过礼的调节、规范作用来匡正混乱的社会秩序，把礼看做治世良方，以此抑制种种不和谐的社会现象。父亲去世，晏子重服居丧，严守礼制，恰恰是他以礼治世的社会理想的体现。无奈，社会动荡，时代变迁，日薄西山的姜氏政权终究没有给晏子实现其“以礼救世”的社会理想的机会。
从承父出仕到生病去世，晏子共辅政56年，历灵公、庄公、景公三朝，是历史上典型的三朝元老。辅政期间，晏子兢兢业业。对内鞠躬尽瘁，忠谏三君，以民为本、以礼治国，薄敛省刑，尚俭力行，爱民恤民，举贤任能，对外睦邻友好，纵横捭阖，多次出使，折冲樽俎，不辱使命。
后世对晏子非常推崇，《史记·管晏列传》中高度评价晏子：“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大意是说，晏子辅佐灵公、庄公、景公三人，因为节俭、办事尽力而被齐国人敬重。担任齐相后，一顿饭不能同时有两样肉菜，家中妻妾不能穿绫罗绸缎。在朝为官，国君对他说到的事，他都直言以对；没有说到的事，他就秉公办理。国君有法度，他就服从命令；国君没有法度，他就斟酌而行。因此，连续三朝为官，扬名于诸侯。最后，太史公感慨道：“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不仅司马迁，就连被晏子批判过的孔子也对他赞叹有加：“灵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洁；庄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俭。”“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能同时得到这两位大家的如此赞誉，史上恐没有几人，由此可知，晏子的人格影响力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