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开始不断地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为了体现皇权之尊贵、强化对人民的精神禁锢，秦始皇号令天下臣民一律戴重孝为天子守丧三年，期间不准饮酒食肉、嫁女娶妇等。后来，秦王朝滥施暴政，二世而亡，伴随着江山易主，朝代更迭，这一制度多有变更。守丧之制真正普及开来，是在儒家思想得到统治者认可，成为国家正统思想之后，当然，这一过程相当漫长，几经反复，并非一蹴而就。
一、从黄老无为到儒家治世
旷日持久的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之后，刘氏汉家王朝终于在秦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了。此时，摆在刚刚夺下江山的汉朝统治者面前的是一个满目疮痍、人口离散、土地荒芜、国库空虚、经济崩溃、百废待举、百制待建、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们在深刻反思秦帝国昙花一现、二世而亡的基础上，开始积极探索治国安邦的良策，以期实现刘姓江山的长治久安。
以汉高祖刘邦为代表的汉初统治集团，在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全面比较、审慎权衡之后，在诸子百家中选择了与汉初社会现实最相适宜的黄老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以“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为主旨的黄老思想顺应了汉初现实需要，缓和了阶级矛盾，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民生得以恢复，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使新生的汉政权得以稳固发展。但是，“黄老思想”自身所蕴含的消极因素和无法弥补的理论缺陷在实践中也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矛盾滋生并进一步激化，财富增多引起贫富分化，诸侯王拥兵自重，各自为政，严重威胁中央政权，整个社会尚武轻狂、重义轻利，诸多问题成为西汉政权的潜在威胁，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根本无力应付。面对这样的局势，西汉的统治者开始改变治国策略，冷落黄老转而寻找更为有效的治国思想。就在此时，先前注重经籍传播、倡导伦理秩序并在民间早已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儒家走进了统治者的视野，并最终取代黄老，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正统思想。
虽然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楚汉相争的战火连天，很多儒生深受迫害，难以自全，大量儒家典籍更是散落流失，但是，儒家思想的传承并未由此中断。汉初，虽然黄老思想一枝独秀，但儒家的传统观念也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向政治渗透，并逐步积聚了取代黄老的必要条件，只是在一段时期内碍于时势未能发显，直到汉武帝时才磅礴而出，终成正统。
以刘邦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多为少文多质的草莽英雄，他们或者是原来秦朝的下层官吏，或者是贩夫走卒，总的来说，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甚至不少是文盲，导致朝野上下，粗俗狂野，大臣的不受拘束引起了刘邦的极度反感。建国伊始，刘邦迫不及待地利用儒家学术树立帝王威信，任用秦时的著名儒士叔孙通制定朝仪。叔孙通迅速征集了30多名鲁儒，加上原来待在刘邦身边的儒者和自己的一百多名弟子，开始夜以继日地编纂演练朝仪。在汉七年得以实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使亭长出身的刘邦在当皇帝七年之后，终于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尊贵和君临天下的威严。
叔孙通也因此得到汉高祖赏识，被任命为九卿之一，主管礼仪的太常，后来更成为太子太傅。而追随叔孙通左右的一百多名弟子也都被委以郎官职务。叔孙通及其弟子成为汉室政权不可小觑的一支儒家队伍，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随着儒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地儒生进入官僚队伍，一方面改变了汉朝政府的官僚结构，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把儒家精神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操作中，为儒家思想最终取得独尊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本就是个秦朝小吏，自身没多少文化，对儒家思想知之甚少，对儒生也多有歧视。他认为儒家提倡的都是迂腐无用的东西，对儒家的偏见导致他对儒生多有不敬，经常出口辱骂，甚至连叔孙通身穿儒服，他都感到无比厌恶。好在这位缺点不少的草莽皇帝懂得从谏如流，在陆贾、叔孙通等人的循循善诱下，逐渐意识到了儒家思想的重要作用，开始尊崇儒家。在为稳固汉室江山东征西讨异姓王叛乱的间隙，他拖着负伤之躯，隆重祭祀孔子，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
刘邦的尊孔祭孔，对后世继承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儒家最后取代黄老、唯我独尊埋下了伏笔。此后，儒家思想越来越多地被统治者采纳。汉文帝在贾谊的影响下，采用儒家思想，积极实行有为政策；景帝继位后，继续采用儒家积极有为的思想；文景二帝，给了原本处在理论层面的儒家思想一个绝好的实践机会，儒家也不负众望，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的出现。正是由于在文景时期治国实践中的成功表现，儒家思想最终在汉武帝时脱颖而出，取代黄老，成为主宰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正统思想。
二、教化天下，不孝重罚
强秦二世而亡，无形中给汉初统治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非常注意总结秦亡的教训，竭力避免重蹈覆辙。秦朝在统治思想上崇尚法家，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企图以法的精神建立新的统治秩序。但是法治的暴政酷刑最终导致了秦朝迅速覆亡，这给了汉初统治者极大的警醒。他们摒弃了秦王朝依法治国的为政理念，把家庭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以孝治国，通过伦理教化构建全新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取代黄老，成为汉王朝的正统思想以后，儒家所提倡的“孝”在个人修身、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方面的价值被无限放大，孝道最终成为维护社会等级关系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伦理精神基础，被渗透到统治阶级的政策、法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代是教化的兴盛时期。建国之初，统治者就认识到教化的积极作用，通过尊老、旌表、兴学、举孝廉等方式，自上而下地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非强制性的引导教化。孝的观念深入人心，渐渐成为人们自觉的价值追求，讲求孝悌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
（一）教化天下
儒家认为尊长养老既可以培养孝悌之情，同时还能起到整饬社会秩序的作用。汉朝标榜以孝治国，尊老敬老自是践行孝道的必然要求，西汉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国家对于老年人的关怀和尊敬。王杖制度就是汉政府尊老敬老社会教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年满70岁以上的老者经过挑选，由皇帝亲赐王杖，王杖主享有入宫廷不趋、种地免租、经商免税等诸多特权。同时，对欺凌、殴打王杖主的行为的惩罚也比其他同类情形更为严厉，以此，体现社会对老者的尊重。
除了形式上的尊老外，两汉还以法令形式颁布养老令，其数量之多、频率之繁堪称历史罕见。汉时法律规定，70岁以上的老者和鳏、寡、独四种人为养老对象，可以获得政府赏赐的酒肉粟帛等，50岁到70岁的老人还可以免除赋役。除此之外，老年人还享有刑事豁免权，根据儒家的三赦原则，除了诬告和杀伤罪外，老年人的其他犯罪行为均免而不论，不必追究法律责任。对老年人的恤刑，体现了封建统治者尊老爱民的仁慈品格，有利于导化全社会的孝道风气。
除了上述政策性的规定外，在社会上树立尊老孝亲的道德模范也是汉朝统治者孝治天下的重要举措。天子经常颁布奖励孝子令，对那些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孝子以诏令的形式进行表彰，通过榜样的示范作用，教化风气，导民以孝。比如东汉的江革，对母亲非常孝顺，担心牛拉的车子颠簸不平，就亲自驾辕拉车。母亲去世后，他守孝三年，闻名乡里。天子亲自下诏，赏赐谷物，彰其孝行，并命令地方长吏定时慰问。守孝期满后的江革，仕途一帆风顺，最后官至谏议大夫。当然除了天子对个别孝子孝行进行全国性的褒奖外，更多的是各级地方官员在为政一方的过程中对孝子进行地方性的嘉奖。比如豫州刺史曾以图画的形式对孝子陈纪的行为在全城内进行广泛宣传，以厉风俗。浏览汉代史书，时常可以看见各级地方官员旌表、举荐或复除孝子顺孙的记载，如此种种旨在表彰孝行，树立典范，以激励民众自觉践行孝道，推进孝道伦理的社会化。
儒家主张“化民成俗，必由乎学”。这类似于我们常说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兴学是教化之本源，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汉朝统治者非常注重学校教育的教化作用，在全国广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汉代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是太学，被喻为“天子教化之宫”。太学是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设置的，儒家的重德论道、以德统才的人才思想就成为官方办学的宗旨和指导方针。在国家层面确定了太学的教育方向，即以孝悌为本，强化政治上的忠君之德，修身上的谦让之德。自此以后，太学为汉政府培养了大批忠勇孝悌之士，成为朝廷网罗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儒家思想的影响和中央政府的带动下，汉代的许多地方官吏也热衷于兴办地方官学，把发展地方教育与设礼化民结合起来。地方官吏办学的先例应追溯到汉景帝时，当时的蜀郡守文翁首开先河，在成都兴办官学，后来汉武帝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地方官学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上至中央太学下到乡间庠序，汉朝形成了体系空前完备的教育机制。《孝经》等儒家经典作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必读书目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自中央到地方，由中原到边疆，儒家孝道伦理在政府的推动下慢慢普及开来，渐渐成为全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除了学校教育传经授道，私学教育也相当普遍，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使私学教育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孝经》等儒家经籍成为普及民间的初级启蒙读物，儒家孝道伦理深入人心。
汉代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尊老兴学宣扬孝道，同时，也不忘以身作则，表率天下以教化万民。自汉高祖开始，皇帝个个以孝子自居，除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外，汉朝诸帝的谥号中都有“孝”字，由此可见统治阶层对于孝道伦理的推崇与重视。建国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的长治久安，汉高祖刘邦竭力强调孝道，努力扮演孝子角色。众所周知，刘邦发迹之前，他的父亲刘执嘉并不喜欢他，对他不闻不问，不予关心，所以，刘邦对父亲的感情也不深，以至于后来其父被死对头项羽抓住，以烹杀相威胁时，刘邦居然说出“到时候别忘了分我一杯羹”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但是，夺下江山之后，刘邦却仿佛脱胎换骨，对父亲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五日一朝见，风雨无阻。为了开解父亲晚年思乡之情，刘邦特意找来能工巧匠，建造了一个与家乡小中阳村一模一样的村子，并把家乡的左邻右舍悉数迁来陪老爷子一起生活。高祖六年，刘邦昭告天下，尊其父为太上皇，以表孝道。
自此以后，后世君主皆以刘邦为榜样，大行孝道。民间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之一——亲尝汤药的故事，讲的就是刘邦的儿子刘恒，也就是后来青史留名的汉文帝。刘恒侍母极孝，在母亲卧病的三年里，刘恒不解衣带，尽心服侍，毫不懈怠，医生所开的汤药，不经过他亲自尝试，绝不献给母亲。后来，刘恒即位当了皇帝，但母亲薄太后厌恶宫中争斗，不愿住在皇宫，选择了永驻乡野，与民同居。汉文帝无奈，只好在薄太后居处建了一座高大木塔，每当思念母亲时，文帝便在皇都登高远眺，见塔如见娘。如今这座经历千年沧桑的望母塔仍旧矗立在陕西礼泉县烽火乡的香积寺内，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座因为帝王思念母亲而修建的塔，如今，“望母塔”三个字仍赫然在目，塔也成了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汉文帝先于薄太后离开人世，临终之时，他对于让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孝深感愧疚，反复嘱咐身边人一定要对薄太后尽孝。不仅如此，汉文帝还要求自己的陵墓按照顶妻背母的方式安置，以尽孝道。受其影响，文帝的儿子梁孝王也是个大孝子，每次太后生病，他都要留在太后身边侍奉左右。
汉朝以孝治国，统治者不惜运用各种举措宣扬孝道，除了尊老养老、兴办学校、皇室垂范外，还有一项不得不说，那就是汉朝别具特色的官吏选拔方式——察举孝廉，可以说举孝用人的职官选拔制度是政府对孝行的最高奖赏。汉初江山草创，汉高祖下诏求贤，开察举之先河，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虽然没有设置具体科目，但是诏书中已隐约含有儒家王道政治的思想倾向；惠帝、吕后时，察举开始有了科目，即孝悌和力田两科；文帝时，下诏将“孝悌”、“力田”与“廉吏”并举，明确订立了举荐制度、考试科目和考试办法，并根据考生的成绩优劣划分了等级，标志着察举制度正式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