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袁总统的咨文中提出《临时约法》有好几条不便照行，需要修正。《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国务委员、外交大使，宣战媾和以及缔结条约，都必须经参议院的同意。袁总统则提出这些只需大总统决定即可。同时，要求追加两条：第一，大总统为维护安定、防御灾患，于国会闭会时，可以制定与法律同效力的教令。此教令至下次国会开会十日内，必须提交两院，求得承认；第二，大总统为维护安定、防御灾患，有紧急之需用，而来不及召集国会时，可以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此处分至下次国会开会十日内，必须提交众议院，求得承诺。
当时，宪法草案已拟定十一章一百一十三条，大旨已定，不便变更。况且袁总统提出的这些条款，全然是君主立宪国的法例，与民主立宪毫不相容。宪法起草委员，及宪法会议中人怎么肯一一听命老袁，难道要委曲迁就不成？当下便对八位委员说道：“本会章程规定，裁定宪法草案时，只许国会议员列席旁听，此外无论何人不得入席。今诸君来此，欲代大总统陈述意见，更是与会章不符，本会只知遵章而行，请诸君自重。”施愚等人本打算再说点什么，谁知会员们已不理睬他们，接着开会去了。施愚等人奉命而来，趾高气扬，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颜面扫地，一个个气得胸都要炸了。随即退出院中，回报袁总统，除陈述实情外，难免不添油加醋一番。袁总统沉默半晌道：“我自有办法，你等且退。”施愚等人唯唯退出。隔了一天，即由国务院发出袁总统电文，通告各省都督、民政长，反对宪法草案。
原来，宪法草案的内容，袁总统早已探听得明明白白。所定草案仍然以《临时约法》为蓝本，不过增修字句，更为详备，并没有特别通融，所以袁总统极力反对。各省都督、民政长本是行政人员，当然不能立法，老袁并非不知道，但既为民选的总统，未免有些悍然自恣，不得不借重官吏，反抗立法机关，压倒国会。各省都督、民政长见老袁正在得势，哪个不想卖点乖，得点便宜？于是你上一篇电陈，我达一篇电复。有的说是应解散国民党，有的说是应撤销国民党议员，有的说是应撤销草案及解散起草委员会。还有几个袁氏心腹，简直是主张专制，说：“国会议员与逆党国民党通同一气，莠言煽乱，颠倒黑白，不如一律解散，正本清源。”袁总统接到这些电文，心花怒放，忙邀请国务总理熊希龄和各部总长，商议撤销议员等事宜。熊总理等人毫无主见，全由袁总统决定。十一月四日，老袁便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撤销国民党议员。
此令下达后，不光国民党议员异常惊愕，就连别党议员也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准备就议院法中“凡议员除名必须经议院决定”一条，与政府辩驳。就连新组建的民宪党，也是拥护宪法草案，抵制政府干涉，都说袁总统能战胜兵戎，不能战胜法律，发誓同心协力要与宪法共存亡。彼此抖擞精神，要与袁政府辩论曲直。哪知不等他们出牌，袁政府这边已经动手了。就在宣布解散国民党等命令的当天下午四点，军警遍布大街小巷，前往每一位国民党议员的寓所，追缴证书、徽章。议员稍一迟疑，军警便拔出手枪，指示威吓。无奈大家都是血肉之躯，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将证书、徽章缴出了事。截至半夜，已追索三百五十多件，一并移交政府。哪知老袁意犹未尽，又下令追缴湖口起事前脱党人员的证书、徽章。军警们不敢懈怠，只好再去挨户搜索。一直折腾到天亮，太阳高高悬挂，才追缴完毕，又追得八十多件。不料，政府继续下令，叫军警们监守两院大门，依照追缴证书、徽章的议员名单，盘查出入。凡议员进院，必须经过查问手续，单内未列姓名，才准进去。要知道议院章程规定，必须议员过半数列席才能开议，而最初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三百多件，计算起来不过是两院中的三分之一，但后来又续缴八十余人，两院议员就去了一半，肯定已不足法定人数，还怎么开会议事？因此，立法部的机能全然失去。虽然命令中提到各省候补议员来京替补，但现在这种情形谁敢赴京？袁政府见国民党无计可施，索性命各省将省议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也一并取消。
袁总统削平异党，摧残议院，事事称心，般般顺手，唯我独尊的气势一览无遗。云南都督蔡锷在二次革命时，凭法理办事，成功地使两方罢兵。此事为袁氏所忌，于是召他入京，令贵州都督唐继尧兼署云南。湖南都督谭延闿、福建都督孙道仁曾附和独立，虽事后归罪他人，但却瞒不住老袁的慧眼，自是将他们一律免职。三省都督被撤，所有人都俯首帖耳，不敢有异议，只有国会议员对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议颇为不满。为此，袁总统特创一新例，挑选了几个有名的人物组成议事机关，叫做政治会议，集中议政，也算是国会的替身。同时，还授意各省长官遣散议员，取消国会。接着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邀集各省都督、民政长，联名电致袁总统道，仰承意旨。
这黎元洪原本是起义首领，一心想推翻专制，建设共和。此次袁总统摧残国会，明明想恢复专制，他为何也随声附和，带头赞成呢？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大家都赞成袁氏，他也就不便强出头与袁对抗了。不料通电发出没几天，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就来到湖北，声称奉总统密令，邀副总统入京商议要事。黎元洪也不推辞，立即将各项文书委任民政长暂管，草草地收拾行装随王北上。为了预防部下生变，黎假装说是因公渡江，办完事后便立即返回，所以出城之后行踪诡秘，连他的左右也不知道他的行踪。等到黎已到京，才传出袁总统的命令，说兼任湖北都督的副总统黎元洪因公来京，现已派段祺瑞暂代湖北都督。当时，中外人士都莫名其妙，以为政府有什么大举动，必须这黎副总统到京。
原来，黎元洪、段祺瑞二人为袁氏的左右手，黎擅长出谋划策，段擅长调军作战，老袁遇事必内外筹商，谋定后动。黎、段也尽忠职守，所以二次革命黎为外护，段为中坚，在两个月内就肃清半壁。袁总统得此奇捷，难免不顾盼自雄，常对左右说道：“我略用武装，约叛党相见，不到两个月尽已平定，论起功力不在拿破仑之下。只是拿翁自恃武功，觊觎大宝，改变民主，再行帝政，我虽很是羡慕，但不准备轻易效仿他，以免重蹈覆辙。”左右唯唯如命，不敢乱说一句话，只有一位跃跃欲逞的贵公子听到此话，趁机进言。老袁笑着说道：“你想让我做皇帝吗？但做事时必须三思而后行，倘若骑梁不成，反输一跌，岂不是弄巧成拙？”于是这位贵公子，垂首告退。这位大胆的贵公子便是袁总统的长子袁克定。袁总统有一妻十五妾，十五个儿子，十四个女儿，只有长子袁克定为正室于氏所生。他机警不亚于其父，年少时除读书外，就喜欢研究带兵打仗，之后赴德国留学，毕业于德国陆军学校。归国后，他常常想化家为国，一展所长。当时正值民国成立，袁世凯当选总统，他便想趁这机会劝父为帝，好把锦绣江山据为袁氏私产，偏偏父亲不肯答应。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道何时才能达到目的。袁克定踌躇再三，猛然想到好友阮忠枢，他与段祺瑞是莫逆之交，如果他能说动手握陆军重任的段祺瑞鼓吹帝制，号召军民，那时成功的机会就更大了。当下，袁克定派人找来阮忠枢，嘱托一番后，阮便前往国务院与段密语。谁知段不等他把话说完，便厉声喝道：“休得妄言！世凯屡次宣言，誓不为帝，克定痴心妄想，一味瞎闹，真是可笑！”阮撞了一鼻子灰，将段的话一字不漏地返报克定，克定十分懊恼。当下便与袁乃宽密谋，挤排段氏。袁乃宽并不是袁氏家族的人，只是姓袁，平时对老袁俯首帖耳，颇得老袁欢心。于是他认老袁为叔父，与小袁也以兄弟相称。在老袁的屡次提拔下，乃宽已官至陆军次长，因此段氏的一举一动，他无所不知。于是，袁乃宽吹毛求疵，伺机进尽谗言。老袁虽然聪明，但一个爱子，一个爱侄，整日絮叨，难免有些半信半疑。
段祺瑞性情直率，只知道效忠老袁，有时袁总统与他谈及湖北军情，赞美黎元洪，他却说黎仁柔有余，刚断不足。袁克定看段不愿助他，便决定联合黎，不料黎的论调却与段大致相同。于是，袁克定密结爪牙，怂恿老袁，调黎入京，调段离京守鄂。一是软禁黎元洪，慢慢地熔化他；一是驱开段祺瑞，撤掉他的兵权。黎、段并非一无所知，但在他人屋檐下，只好低头奉令，做个傀儡。黎元洪倒也识时务，一入京便上书辞去湖北都督一职，袁总统当天就答应下来。
湖北都督换人后，又免去张勋，改任他为长江巡阅使。另调冯国璋为江苏都督，赵秉钧为直隶都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