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简牍书的经文垂范价值
简牍书迹和出土文物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已出土的简牍大致可分为战国简、秦简以及汉简三类，另有少量晋简存世。
中国的简牍出土大约可划分三个时期，其一，古代偶然发现及采掘时期。简牍出土可溯至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注：[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卷三十，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678页。）《尚书序》曾对此作出评述：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矢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磨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注：[春秋]孔子等编撰：《四书五经简注·尚书·尚书序》，上册，王彦、李铭起注，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第576页。）
鲁共王在孔子旧宅中发现壁中书是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大事件，它引发了后世关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论争。总体而言，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歧导源于传播经学的两种版本的差异。古文经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儒家经书，采用战国时各国通行古文书写。秦始皇焚书之际，民间儒士私藏过一批使用战国古文书写的经书，汉重新统一中国后，相继发现了这批使用战国古文书写的经书。古文经书的来源有三方面：汉武帝时鲁共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购到的古文经书；诸王等人士先后献于朝廷或藏于秘府的经文。今文经则指的是汉代初年根据老儒背诵而重新书写的经文，其根据是口耳相传的经文及其解释文。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文字有差异，而其书写风格也不尽相同。古文经用六国古文书写，今文经则用汉代流行的官方隶书记录。经学一向有其特殊的精神内涵，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经学中的诸多细节会给传播者和接受者带来超越文本的影响力。古文经与今文经的版本、文字、书体的差异导致了后世两种观念的对立与冲突。
简牍文献的发现与传播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包括了盗墓现象。盗墓活动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埃及、印加、玛雅、印度的古墓都有被盗现象，但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一个崇尚厚葬的国家，厚葬的内涵极为丰富，陪同死者一同下葬的不仅包括了死者生前喜爱的珍宝，还有大量体现死者尊严的器物，更有显示死者地位的物件，这些物件中包括竹木简以及碑石、金属器皿、绢帛等，而此类物件中有些带有文字，其中不乏书法价值较高者。某种意义上说，盗墓同样也是书法传播的一大类型。书法与墓穴发掘活动产生联系是历史的必然，它再度显示出中国书法文化的独特性。
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今河南汲县）有一个叫不准的，盗掘战国时期魏王墓，从中掘出有字竹简数十车，这是大批出土简牍最早的一次。经过辨识整理，从中得到古书75种，其中《纪年》13篇、《易经》2篇、《易繇阴阳卦》2篇、《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名》3篇、《师春》1篇、《琐语》11篇、《梁立藏》1篇、《缴书》2篇、《生封》1篇、《大历》2篇、《穆天子传》5篇、《图诗》1篇，另外还有《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等。还有7篇由于简书烂坏，不识书名。这批出自汲县墓冢的竹简，后来被称为《汲冢书》。《汲冢书》在隋唐间还有流传，后来逐渐散失了。今天只有《穆天子传》一书还可读到。胡维草：《中国传统文化荟要》，第3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9页。）
其二，近代探险采掘与联合考古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如瑞典的斯文赫定、英籍人斯坦因、俄国的柯斯洛夫、日本的桔瑞超和大谷光瑞等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楼兰、敦煌、酒泉等地掘取过诸多汉晋时期的简牍。
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Hedin）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到我国西北边陲“探险”，前后共48年。1899年他发现了楼兰遗址和121支晋代简牍。他写的《我的探险生涯》中记述了他在楼兰发现简牍的情况。匈牙利人斯坦因1901年受英印政府派遣，到我国新疆“探险”，得到魏晋时期的木简数十支，同时还发现了佉卢文木牍数十件。1907年，又在敦煌以北的汉代长城遗址内，得到汉代简牍704支，这就是有名的敦煌汉简；后来又在罗布淖尔以北的北海头故城内得到魏至北宋的木牍104件，在尼雅遗迹中还得到11件。这些实物后来保存在大英图书馆中。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记》和《中国沙漠考古记》中，对上述发现有着详细的记载。1913年，沙畹教授发表了解读和研究上述简牍的著作并附有大部分实物照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1914年，斯坦因在第三次“探险”中，得到汉代木牍166件，晋代简牍49支。这些遗物都收藏在不列颠博物馆。1907年，俄国柯斯罗夫带领的地理“探险队”，得到简牍2支。1908年至1910年，日本桔瑞超、大谷光瑞的“探险队”在楼兰遗址得5件晋代木牍，据说日本人共得简牍23支，其摹本或照片收在1915年日本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和1931年日本出版的《书道全集》中。（注：胡维草：《中国传统文化荟要》，第3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0～341页。）
1927年5月，徐炳旭率领北平中国学术协会会同斯文赫定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先后奔赴内蒙、外蒙、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考察，并在今甘肃省的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发掘出汉代的简牍1万余枚，其实物现存台湾。由于这些发掘调查活动在整体上具备了近代科学的诸多条件，所发掘的简牍尚未发现有造伪现象。参见（注：罗桂环、徐凤先：《20世纪一次成功的中瑞合作科学考察——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引自中国史学会、宁夏大学编：《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200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09~219页。）
其三，现代考古发现时期。王志国、李会林、车锦华主编的《中国书史》对此曾做过较为规整的评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完全由中国考古学家独立进行的科学发掘，有几十次。出土实物都用科学方法保存，大部分已整理出版。比较重要的发现有：
（1）1951年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竹简38枚，这是楚简的首次发现。
（2）1959年甘肃磨嘴子6号东汉墓出土竹、木简504枚，其中有《仪礼》469枚，这是在所发现的简牍中现存第一部较完整的古书实物，在此以前发现的简牍大多属于文书、遣策，只有极少一部分古书，实物都荡然无存。
（3）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2号墓出土32枚，都是先秦古籍与古佚书，这是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出土这样多的古籍（称银雀山汉简）。
（4）同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一座东汉初期墓出土木简92枚，是前所未有的医书。
（5）1972~1976年原出土居延汉简的遗址又发掘19637枚简牍（称为居延汉简），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
（6）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大批简牍，共有《论语》等8种珍贵古籍。
（7）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1155枚竹简，这是自发现简牍以来第一次出土的秦简（称云梦秦简），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8）1977年在湖北隋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00余枚，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
（9）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苍颉篇》、《诗经》等10多种珍贵古籍。
（10）1979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出土约400枚木简，其中有《孙子兵法》佚文。
（11）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3座汉墓中发现西汉早期木简千余枚，其中有《汉律》等汉代法律古籍。（注：王志国、李会林、车锦华主编：《中国书史（古代）》，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51页。）
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郭店一座楚国墓穴出土大批竹简，其中有《老子》甲乙丙三组。“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荆门市博物馆编著《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公布了730枚竹简的照片图版和释文、注释。（注：”陈伟：《楚简册概说》，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48～49页。）同年在江苏连云港东海伊湾村出土133枚竹简。参见（注：胡维草：《中国传统文化荟要》，第3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0～344页。）“2010年6月22日长沙市在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站施工时，于地表下6米处发现一口埋藏有大量简牍的汉代古井。”（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11》，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20页。）可见，考古业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化得以激活并对海外产生影响力的动能，还是书法传播的另一种热点领域。
一般认为，简牍文字为实用性文字，其对书法的传播仅具有间接性意义，由于时间因素作用，战国及秦国的简牍资料较为原始，具有历史学、书法学和文物学等多元的价值，而以汉简为代表的简牍文书发掘和保留得较多，书法信息也十分丰富，其中包括了篆、隶、真、行、草多种书写体式。汉简书使用的材料、工具不同，而其内容、形制以及书写者的身份亦有差异，因而蕴含有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化元素。简牍中承载了中国传世的语义完整的最早的墨迹，可视作留存于世的早期汉字墨迹书法传播的主体。目前出土的简牍除少数书籍类简牍外，更多的是秦汉时期日常实用状态下普通人书写的简牍，其中以汉代简牍的数量居多。从审美的角度看，秦汉简牍书法整体上透露出一种天真拙朴、自然飞扬的神采。秦汉简牍书法具有个性鲜明、书写自然、开张自由的风尚，对于崇尚自由书风的当代书家及书法爱好者来说，秦汉简牍书法是一种极好的借鉴材料。
竹简木牍的出现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文字，书法的传播面也随之得以扩大。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简牍的发展过程中，书写载体一直朝简易化方向发展，逐渐变得易于携带、便于书写与阅读。较诸金文，简牍文更具普及性，但就传播的便捷度而言，简牍文传播仍有局限性。首先，简牍的尺寸、规制、材质很难完全做到统一化、规范化、通行化，因此，写在每片竹简上的字数量不一，而且书写的字数也都有限。郭宝钧曾考证：“一简牍所书只一行，少者七、八字，多至二十五字或三十字，不可容过多。”（注：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248页。）蔡邕《独断》曰：“策书，简也，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册。’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注：[东汉]蔡邕：《独断》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4页。）《仪礼·聘礼》云：“久无事，则聘焉。若有故，则卒聘。束帛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主人使人与客读诸门外。客将归，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馆。明日，君馆之。”（注：崔记维校点：《仪礼》，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8页。）如此推算，孔子《论语》若用竹简或木简为载体来书写，则需大量的竹木简，而成堆的竹木简体量之巨、分量之重、检索之不易、阅读之不便可想而知。孔子曾提出过“有教无类”（注：[春秋]孔子：《论语·卫灵公》，引自[清]刘宝楠编：《诸子集成·论语正义·卫灵公第十五》卷十八，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49页。）的教育理想，但由于记录文字的载体传播面不够广大，孔子的这种思想很难真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