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木简作为文字的记载工具，也缔造了一种汉语流行文化，汉语成语中的“学富五车”、“汗牛充栋”则描述的是竹木简时代的书籍存世和流播状况，体现了知识载体决定文化流行语的社会和文化风习。司马迁《史记》曾记载过东方朔上书汉武帝言事。“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西汉]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第六十六》卷一百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05页。）汉武帝阅读一则奏册竟需花费两个月时间，且要耗费两个劳力的工作量，由此可见阅读简牍之烦难。
竹质简和木质牍的出现是文字和书法历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它涉及竹木简特殊的工艺流程和书法制作程序。在简牍上写字如果出现了错别字，则需要使用刀具削去重写，这便延伸出了刀笔的概念。邓福星、黄兰曾认为：“汉代书法，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汉简。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肃穆、气势恢宏，而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意，富于幽默感。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那么，汉简则如同写意。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注：邓福星、黄兰：《中国美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12页。）大量汉简透露出的信息说明，汉简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书体追求，其丰富的书写细节已然展示出当时书家的心理状态。
简牍书在存世和流播过程中曾经保留下大量书法构图的规则。与纸质载体相比，作为文字载体的简牍相对笨重了一些，简牍文字的传播效率较低，但是，分片排列的简牍却让阅读者获得了缓慢阅读文字的机会，这样的载体虽然说延缓了阅读文字内容的效率，却意外地为阅读者预留下更多的对充满自由度的汉字造型之美的欣赏时间，并进而提高了阅读者欣赏汉字书法艺术的几率，载体决定阅读效率的现象在此得以体现，而缓慢阅读现象有力地维持并促动了汉字书法朝着独立的造型艺术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三、汉简缔造出民间书法的活力
汉简书法具有很高的价值，它不仅体现了汉代民间书写的原始风貌，对中国当代书法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汉简书法完成了对中国古文字的改造，开启了后世的草、行、楷书，一直影响到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书法创作。”（注：佚名：《流沙坠简》，《大众日报》，2010年2月10日第A7版，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汉简书法以其独特的笔法，曾为现代大型文化活动增添了亮点。“北京奥运会会徽图案高度融合了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和现代体育运动特征，古朴稚拙而又动感十足，极富现代气息。特别是英文‘BEIJING’和阿拉伯数字‘2008’出人意料地用敦煌汉简书法的形式写成，堪称神来之笔。”（注：佚名：《流沙坠简》，《大众日报》，2010年2月10日第A7版，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在许多人眼中，汉简书法草率粗糙，无法与细腻精致的文人书法相提并论，但是，汉简书艺在中国当代得到了众多书法家的认可，恰是因为其内在的任性而为、挥洒自如的自由精神，现代书法界人士对汉简的艺术价值评价很高。“汉简的出土在中国书法界引发的震动更为强烈。著名书法家刘正成先生甚至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这种震动。”（注：佚名：《流沙坠简》，《大众日报》，2010年2月10日第A7版，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从书法学的角度看，简的书写空间有限，而从简到册的连缀过程中又营造出了一种新的书法形态，竹木、编绳、书迹、适手度、简牍质感等元素构成了竹木简书法文化的整体性空间，这种空间本身可以产生赏心悦目的视觉美感，独立的简与连缀而成的册形成了一种书法载体和观赏对象。
自从学院派书法追求书法造型的独特性风尚弥漫于书界以来，学书者群体逐渐接受了简牍书法造型的风格，并为简牍书写者在自然书写状态下大胆的布局、奇特的构思、无拘的笔意所吸引，由衷地敬服其不囿于法度的自然而然书法格调。简牍书法体现的风格更为天真自然、拙朴简约，其极端者甚至达到了狂放恣肆、粗野无拘的地步。汉代简牍书奇特的字形构图给当代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现代书家大多受到西方自由艺术思想的浸染，对汉简中的自然书风极为欣赏，汉简书呈现出一种强势品格，因而深得今人尊崇。汉简书风中出现的极度夸张的圆弧与带有超越法度的长竖，给遵循现代书法理念的习书者带来了新的启示。汉简书法再现了当年草根书法的自然拙稚的美感，并以其具有自由不羁的风尚，逐渐成为中国当代书家的主要参照对象和上佳的摹写范本。中国当代许多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简牍自由书风的影响。
书法一直具有尚古的意向，书法家对古人的尊崇超过了对现实物象的观察。因此，每逢大批量书法作品出土，就会引起书法家的关注。就出土简牍的数量和质量看，简牍书法的主体是汉简，且以隶书为主。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分水岭的作用。受到日常书写便捷化需求的影响，汉简书法的笔画已由繁密多变转向简约疏放。从书法艺术的视界上观察，汉简书法有消解汉字象形性的倾向。汉简的书写笔画出现了较为自由的符号化现象，逐渐打破了象形字的象形格局，使汉字摆脱了完全象形的存世格局。
隶书是汉字和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共同的转折点，而汉简书写者则是汉字书写和汉字简约化、民间化、自然化诉求的一种强大的推力。一般认为，书法形象性的弱化必然导致其艺术性的下降，然而，汉简由于具备了民间化的相对自由的创造性元素，从而使得隶书体系潜在的活跃性得以呈现，同时也迫使汉字书写朝自由化、流畅化和纯线条的艺术化方向迈进，并为汉字书法的独立发展辟出了更大的空间。汉简书法由于注入了大量书写者的独立的意志而获得了更多的主体性品格，汉简书也由此获得自身的身份认证。书法脱离了甲骨文、金文的明显的象形化发展阶段后，并未摆脱内在形象的意义体系而另呈风貌，反而走向了运用书法线条来再现书者主观意愿的书写路径。从魏晋及唐代书法所呈现出来的中国书法的两次高潮情况来看，汉字书法史上出现的两次高峰都和汉简书法中所透露出的自然与自由的书写精神息息相关。
汉简书大多出自民间书写者，民间书写者的规则意识不强，这种价值选择反而保持了书法的天真率意之气，带给现代人一种全新的审美冲击力。汉简给当代人的启示还远远不止这些。它迫使当代人深刻地理解书法的创造性的界限和内蕴。从表面上看，汉简书法体现了更多的原创性和生命体验的价值，而简书墨迹所体现的民间性取向更是揭示出汉字书法除却文人书法之外的另一种发展规程。总体看，汉简书法较诸文人书法更为天真质朴、自然流利、简约自由，汉简书法充满了民间性的自然风貌，透露出盎然的生机和丰满的个性化元素。汉简书法足以启发现代书家对书法本体的重新考量。
汉简书法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书写者的和当代书法观念的强烈共鸣层面。现代人的个体参与意识、书家的独立创造意识以及对文字变形的极限性挑战等方面都得以在汉简书法中找到明确的依据。由于社会体制的变革，当代中国人的社会人格以及审美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主体意识开始和国际接轨，主体性精神欲求达到了历史新高点，现代社会直接催生出对时代精神极为敏感的文化群体。在这样的文化氛围烘托下，当代书家逐渐摆脱了一段时期的蒙昧、僵化、封闭的精神模式，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并在自属的精神世界中追寻自己的表现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心理状态和感知对象。今人对汉简书法的认同体现出当代书家新型的价值观和精神特质，汉简书法的流行则再度展示出人的自然性和社会的现代性的对应关系。
汉简书法结构舒朗而自由奔放，行笔自然而率直外露，天真质朴而尚拙抑巧，书写流利而快捷生动，汉简书法的现代性体现其书写者强大而丰满的主体意识层面，这些元素暗合了现代艺术的诸多内涵和观念，且对急需主体精神支撑的现代书家产生了很大的发蒙作用。在文人书法传统难以彻底回归的前提下，汉简书法的启示意义仍将继续存在。汉简书法遭遇当代文化从而激活的现象本身还在书法的层面促进了人们对两汉视觉艺术的深入理解。
从文化生发的角度上看，汉简书法为当代人追寻找人类早期文化形态及其与现代文化意识的对应点方面的功能十分明显。汉简书法的整体风貌是清新、自然、率性、朴茂。如仔细观汉简书法，尚可体验出汉代人在书写过程中的所维持的率真、恬淡、纯朴的心态，其书法风格的随意性、自然性和天趣性特征是对汉字原始书写形态的再度展示。真实、自由、唯美一直是艺术存在的基本元素，汉简书法充分满足了从僵化环境中走出来的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它作为一种文化认识的对象和现代人的社会与审美意识甚为契合。艺术是心灵的象征物，其当代性定义在汉简书写者的心灵中体现得更为真实。
就排字布局而言，甲骨文和金文受到书法载体的影响，大体采用固形定势、随手排布之法。金文的文字在钟鼎彝器中主要是为与纹饰、器形相配合而设立的，可看做是作为特定器物的附属品，属于一种物勒工名的文字记录，因此，金文书法更多显示出严谨的法度，其艺术创造性和想象力反倒不及竹木简书法，而竹木简是专为书写而制作的，其书写空间呈狭长之状，文字在竹木简中就成了主角，这是竹木简书法在现代再度激活的主要原因。为了体现在这种狭长、单一的空间书写的自然发挥的极限性，书家在书写过程中必须找到一种符合这种书法载体的书写形式，并在笔法、字法、章法上均需有所变更，以适应在狭长形空间中书写。汉简隶书中出现了大量左右横出的笔势，是因为隶书带有夸张性的左右横势可以很好的节省书写空间，夸大的雁尾可以帮助阅读者快速地辨识这些字的字形。正如竞技运动界的规则决定进化的原则一样，书法中书写空间的限定，导致了字体的革新，而隶书字体上的定型也决定了汉隶的基本演变轨迹。在竹木简牍出现之前的甲骨文和金文时代，文字书写者的个性展现的空间也相对较小，从而影响了书法的艺术独立性。汉代简牍书法则更多的体现出了书写者独立的书写意识和审美观念的自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