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表姐问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关心一下你母亲是怎么去世的？”
我说：“我在想父亲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表姐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我，笑了：“你想了三十年了。”她拿条毛巾，擦干双手，“现在还没想出来？”
“快了，”我说，“老太太一死我就敢想了。”
我父亲喜欢默默地下棋，是这样。他从来不在下棋的时候说一句闲话，也绝不会下没有赌注的棋。我父亲很少赢，他的钱全花在了下棋和抽烟上面。高叔也是。他们是下棋的时候认识的。
家里还有一副黑色的犀牛角制的象棋。我们搬家的时候丢了好多棋子，没剩下几个了。以前象棋总是放在床底下，每天傍晚他都是提着象棋下楼。他在躲避我母亲，躲避他逃脱不掉的生活。我母亲的嘴很厉害，每次在她刚开始喊叫时，我父亲便提起象棋出去。我姐姐无法下楼，她没有象棋这个法宝把她送出去，她只能站在六楼阳台上望着头顶红色的云听着我母亲不停息地喊叫。几年后她从楼上跳了下去。
我父亲是躺在京哈线的铁轨上等待死神降临的，一列到北京的火车硬是从他的脖子上轧了过去。我母亲后来用像描述泰山顶上看日出一样的神情告诉我：“他的身体被截成了三段，头都碎了。”她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看着窗外轻轻摇晃的柳枝，仿佛看到了朝阳的升起。“我找不到还有哪根指头在他身上。”
警察在我父亲体内发现了大量酒精，鉴定是意外死亡。他们都是我父亲的同事。他们敬重我父亲。他们让我母亲销毁遗书。他们知道我父亲两个星期前刚刚买保险。他们知道我父亲已经从警局辞职三个月了。是的，他们还知道我们家穷，很穷。
活着的人每一个新年来到都会增长一岁，我父亲到四十七岁那年便永远停止了增长。
人们在背地里说我姐姐是被吓死的。可我觉得一个女孩敢在九楼平台起跳飞翔这一事实就已经击破了所有的流言。我母亲没有再去看死去的姐姐。警察也无须再让她辨别这是不是她女儿。我们希望不是，真的，但愿死的人不是她。不过有人看见了，有人看见她像展翅雄鹰一样滑翔下来。校长告诉我妈妈姐姐是脸先着地的。校长本来要说姐姐的脸都平了，顿了顿还是没说出口。我妈妈呼吸急促，可是没有哭。校长却忍不住哭了。
我上高中学重力加速度后的第一件事是计算我姐姐的飞行时间。我假设护士学校最高的那栋楼有二十米，得出的结果是两秒钟。有时候发呆我就看着教室的大钟。一，二。我姐姐一生中最美妙的那次表演结束了。
后来舅舅和舅妈也死了。两个人都是挂在房梁上吊死的。他们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他们的女儿在一年后下飞机走进了我们家。她在我们家住了二十九年，直到我母亲死后，她成了这个家没有消失的标志。
我母亲的儿子在广州，他迟迟不愿和琪琪另组一个家。
我母亲是三天前去世的。表姐问我为什么不打听一下她是怎么死的。我觉得一个人活到七十三岁不管她得的是什么疾病都应该算是善终，尤其是这个人在经历了丈夫、女儿、哥哥、嫂子的死亡之后。
5
家里有一个红檀木箱，我母亲搬家时也舍不得扔，把它从六楼抬下来，一直弄到这间屋子的东南角。我也没见我母亲打开过。她禁止我和姐姐动上面的锁。三十多年来它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吸引我而又使我不敢接近。有时候我会在心里嘲讽这就是中国第一织布大王给她孙女的陪嫁。整理我母亲的遗物时，我们没有找到能打开木箱的钥匙。我告诉表姐：“别找了，事情很明显，老太太早就弄丢了这把钥匙，她又不忍心撬锁，就这么一直带在身边。”
“那怎么办啊？”我表姐一脸无奈地问我。
我看了看她，我感觉她和我母亲住了二十多年，她的脑筋已经布满了铁锈。“撬开吧。”我扬手说道。
我想从潘多拉的盒子里寻找织布大王孙女的传奇。我母亲常常向我们讲述她祖父的发家史。她对我和姐姐说：“长春纺织厂在解放前就是你们曾外祖父产业的一部分。”她说她，中国第一织布大王的孙女，竟下嫁给一个拿着破枪却从不敢开的臭警察，而她的哥哥，织布大王唯一的孙子却在美国开创他们家族的第二次辉煌。
“信不信？你们信不信？到底信不信？”
我们点点头，不然她会叫起来。
我父亲相信了，临到死前，他从铁轨上听到远处火车的声音，他还相信自己这一辈子也比不上织布大王的孙子。我姐姐也相信了。我没相信，因为我活得比他们久，因为我知道，织布大王的孙子、孙媳，被人在房梁上吊死了。
已经发黄的结婚证上标明我父亲那年正好三十岁，我母亲二十五岁。我没有找到结婚照。我父亲不喜欢照相，他说过他一辈子也学不会在相机前把握一瞬间的表情，我母亲也是。这张全家福是我父亲唯一一次和家人一起走进相片。我父亲穿着警服像照证件照一般严肃地对着相机。我母亲侧着脸看到他呆板的表情开心地笑了。中间的女孩显然对镜头后面的世界更有兴趣，全不关心两边的大人张大嘴巴直勾勾地盯着相机。
那时候还没有我。我父亲升职为队长的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这个孩子起名雷力，我姐姐叫雷莲。后来琪琪笑我父亲根本不会起名字。她说一个好名字会给家里带来财运。名字要是不顺风水的话会使家业继续衰败。我笑着问她我们以后的孩子该叫什么。“女孩就叫雷招娣，男孩就叫雷来福。嘻嘻。”
雷力确实不是一个好名字。本来以为我父亲升为队长了，以后家里也会宽裕一些，他们才会要我的。然而并非如此。我们依然很穷，我们父亲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那个带枪的臭警察还是不敢打出一颗子弹，纺织大王的孙女还是在家里享受着和她高贵身份相称的清闲生活。
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她经常冲着我们喊叫。每一次吵架她都提及我是不该被生出来的。“我知道你想要个儿子。哼！你们雷家的儿子！”她这样对我父亲喊，“你也不看看你兜里那几个子儿配不配养儿子！”她问我父亲配不配。
配的。我想替我父亲回答，爸爸配养我。
可我父亲没有说，他一声不发地抽完一支烟提着象棋下楼了。
我母亲指着我说我是多余的。我是我母亲的儿子，儿子不该恨母亲。我表姐可以恨她。可是我姐姐在死前三个月亲口对我说过，她恨妈妈。
6
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表姐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广州。我说反正都回来了，就等过完年再回去吧。然后我们就静静地吃饭，谁也没有说话。我发现我母亲一走，联系我们两人关系的那条线就越来越细了。快吃完时她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琪琪怎么没来。”我说：“她在忙着写《无字天书》，抽不出时间。”
“什么书？”
“那是本小说。”我告诉她。
琪琪是位署名为芭比娃娃的作家。除了我，其他人都这么认为。
傍晚我们将客厅的遗像和供桌收起来，坐下来看电视。电视效果不是很清晰，不时有雪花在屏幕上闪动。播的是一个很老套的侦探片，讲一个妻子在晚上起夜时看到丈夫死在了浴室里，待她报案回来尸体已被凶犯移走了。接下来就是侦探领着一群手下上演漫长的寻尸记。影片很枯燥，音乐搭配得又不合时宜。
“还想去哪找呀，”我往沙发上靠下去，说道，“显然这是夫妻合伙诈骗巨额保险金的一出闹剧。”
“你怎么知道？”她转过身不解地问，“你看过了？”看上去我先前猜她脑袋已经生锈并没有冤枉她。
“你知道以前有个名气很大的队长叫雷奇吗？他就破过这样的案子。”
“老太太这两年总提你爸那些事，”她向我要了支烟。“我都觉得她把你爸爸当神了。”
“她没说我爸就是被她逼死的吧？”
她长吸了一口烟，盯着我，慢慢吐出来。“逼是逼，死是死。她逼我了，也逼过你。你我不都没死吗？”
“但我姐姐死了。”
后一句话我没有说出口。我想说：“你跟死人有什么分别？”
父亲生前很疼姐姐，父亲死后姐姐也是哭得最凶的一个。我姐姐此后没怎么笑过。我不知道她最后一次飞翔时笑了没有。我想她会笑的。可是，她的脸，先落的地。
姐姐讲了很多父亲破过的案子。我大一点之后看福尔摩斯的时候开始怀疑她那些故事的真实性。很多荣耀都是她悄悄戴在父亲头上的。是的，她爱父亲，她爱那个被她虚拟得近乎传奇英雄一样的父亲。
父亲是个英雄，我姐姐站在云顶说，不是那种不敢开枪的破警察。
我还记得我姐姐讲过父亲众多案件中的一个，这件命案我在书里没有看到过。按照姐姐的说法，这是父亲的成名作。
成名之后父亲做了队长，除了新得贵子外，没有人能说出他比成名前好到了哪里。
那时候管道工在下水道捞起了一具裸体女尸，我父亲负责这场命案。一点头绪也没有，连那女子叫什么都无从得知。我父亲询问路口指挥交通的交警。年轻的交警说在夜里路中央并不设岗，案发时间很可能就在夜里。他答应雷奇会在白天留意一些行踪可疑的人，并自愿协助调查。他说他少年时就想当警察，因为身体不好，无奈只能做交警。他想借此机会圆自己的梦。我父亲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也很乐意多一个助手。
接下来年轻的交警就像华生一样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提供一些适得其反的线索。说实话，雷奇觉得这个笨蛋在帮倒忙。毫无进展的三个月过去了。我父亲不再从这场命案本身考虑了，他开始思索为什么每次刚有了一点头绪后便马上会变得一团糟。有一天他把手铐的一边铐在铁栏上叫交警过来一起推测。趁其不备的时候，他将另一边铐在年轻交警的右手上。
“我说这是场情杀，你说是劫杀；我说这井下应该还有死者的衣服，我让你去找，你上来后说没有；我说凶手一定是个了解侦破程序的内行人，你说凶手留下这么多痕迹一定是个没有脑子的狂热分子，表面上像你一样蠢。我这两星期都在琢磨，为什么这件案子出奇地复杂呢？”我父亲按照惯例点起一根烟，继续说道，——请注意，这句话是你在福尔摩斯里永远也读不到的——“因为，你就是凶手！”
我父亲双手持枪，紧盯着前方，凶犯在不远处得意地做鬼脸。我父亲强压着怒火不敢扣下扳机。砰！不是枪响，我父亲的大檐帽被风吹掉了。
我母亲认为这一组镜头是我父亲一生滑稽的体现。我姐姐说他还能用别人没有的工具。他有手铐。
可能我母亲并没有错。
我父亲站在桥拱处凝视着江湖人的残局。他站了两个小时，前后有几百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天已经黑了，我父亲双脚冻得发麻。江湖人要收摊了。
“先别走，”我父亲叫住他，“多少钱一盘？”
“和棋就算你赢，二十一盘。”
我父亲下得很慢，对手也没有催他。江湖人不停地搓着双手暗示他快点。我父亲知道他输了。
我父亲在纸上演算了一夜，第二天他决定去捞回这二十块钱。走到桥拱他自嘲般地笑了。江湖人已经在摆另一个残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