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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在前年十二月七日闯进了女寝407室，政委并没有查出来。男生宿舍很多人都曾被他找去盘问，然而还是毫无头绪。李佳毅分析，在这所不足万米方圆的校园里至少有四种人有作案嫌疑。
电信中专的学生，该校最后一届毕业生直到第二年三月才陆续搬出科防院，在那之前，几乎所有人都猜测这校园可能是科防院向他们临时借来的办学地点，不过去年春天新上任的校长以强有力的报告粉碎了这一流言。他说，作为原电信中专的主任，他保证科防院大学文凭的含金量，这里吸纳了一批最资深的中专教师，相信很快他们便可以适应从中专到本科教授的过渡，“重要的是这些老师几十年的中专教学经验，”他坚信地讲道，“另外，祝贺科防院和电信中专的合并。此后科防院的学生要在生活和学习上帮助这些原电信中专的学子，尽管这些只是没经历过高中、比你们小两岁的孩子。”由于这些电信孩子不是军校出身，不太具备飞檐走壁的本事，李佳毅排除了他们的嫌疑。
第二种是保安公司的学生。每天饭后都会见到他们排成一队进入食堂如领救济一般端起铁碗依次打饭。虽然说不清在大学校园怎么能有保安培训这样的机构，但毫无疑问他们是比我们更苦的孩子。我们的培训时间是四年，他们是三个月。十二月八日刚好送走一批旧学员迎来新一批立志毕业后去酒店宾馆做保安的孩子。即使李佳毅再聪明，也不会从这些人身上找线索。
学生出入科防院一定要得到政委的字条拿到出门卡，但这里总会来来往往地跑着大小机动车。去年十一月有一位司机下车向龟仙打听汽车修理厂在何处。“就在这院儿里，”他对一头雾水的龟仙说，“你这书怎么念的？自己学校都不知道。我再打听一下去。”“还院儿里？”龟仙晚上对我们讲，“丫怎么不说胡同啊？”他当时跟着那东风车一路钻到食堂后院。一片别有洞天的景象，整个地面浸满油渍，像钢厂一样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车架，几个看不清肤色的人在阳光下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李佳毅把第三种人划掉，说：“这帮人没法查。”
最后一种是科防院的本科生，政委在查，院长和大校也在查，他们没什么进展，我们更不知道从何下手。那次夜里埋伏在女宿楼下的计划失败后，李佳毅建议从刚入学时学长教我们的校歌下手。“假设某人极度压抑，那他就很有可能做些过激的事发泄一下。”李佳毅解释道，“这是作案的动机。如果谁听过这歌能情不自禁地哭出来，我们就可以重点观察那些人，缩小嫌疑人的范围。”
“好，”黄教授赞成道，“你带着录音机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去放，龟仙跟在后面跳舞，我负责收钱。”
“严肃点！”李佳毅命令道，“查案呢。”
“那我们跟人家清唱？”龟仙问。
“钥匙我搞得到，”李佳毅沉思道，“等广播歌声一响起来，你们就一层层地去查。看到谁哭了就把他所在的宿舍和床铺记下来，之后我们就跟踪调查。”
当天中午李佳毅偷了我的饭卡和杨杨在食堂共进午餐，其间他拿到她手中的钥匙。“你要干吗？”她问，“别惹出事。”
“有人问你就说你也不知道，钥匙丢了。”
一点过后宿舍响起了人妖的声音，我听得出来那是李佳毅捏着鼻子在说话。他说兄弟们在这里关得这么久，想必有些想家，今天临时播放这首恋家歌抒发心中的情感。或许是担心有人听出他的声音，他没敢多说话。马上操场、教学楼及宿舍楼响起了《铁窗泪》。开始人们被这首歌逗笑了，午睡的人干脆从床上坐起来，仔细聆听歌词。宿舍楼不时传来笑声，不久大家有些沉寂。有人把电视关掉静静地趴在窗前。京开高速刮来的冷风吹得门一开一合的。操场上一个踢球的人叫了起来：“操，你还哭了。”这句话像讯号，马上宿舍里的人也都伤心起来。开始像雪一般静悄悄地眼泪，突然如雨水倾泻下来。“305室4号、5号床铺。”黄教授对身后龟仙喊道。龟仙笑着对两个泪人低头致歉又跑进306室。“306室全部。”我让龟仙记下来。“307，308！都在哭，”黄教授喊，“上四楼！”
政委从梦中惊醒推开门，跳过一摊摊泪水，怒道：“这是谁干的？”然而没人理他，每个人都自顾不暇地哭泣。政委拨通电话给队长叫他赶快去广播室。一分钟后，歌声停止了。等我们清理好积在走廊的泪水后，李佳毅才满面灰尘地抱着足球回来。从我们这拿到统计名单，一大节英语课他都在纸上画着图表。晚饭时他绝望地宣布：“结果出来了，除了咱们四个人，所有的人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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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一月中旬很多人都相信那隐者一样的神秘人物会被查出来。大厅的宣传板又有人将新的公告贴在了石云睫和杨柳郁的作弊处分决定上面。白纸上写着院方经过近四十天周密的调查，已查出此人身高在175公分左右，体重约70公斤，喜好抽中南海（绝不买五块钱以上的香烟），在科防院读大一。后面为处分：一、开除学籍；二、向受害人石云睫赔礼道歉；三、撤掉班长及宿舍长的职务；四、因其行为影响了政委的工作与休息，该生应向政委送两斤人参以表诚意。
一月十三日我们从车站回来，看见一群人围在黑板前嚷着：“这人叫李佳毅！”
李佳毅躲在我和小武后面，上前盯了很久，笑着问我：“要真是我干的，你不会不理我吧？”
“理的，”我说，“把你值钱的东西和四个女孩留下来，我来帮你善后。”
“去吃饭吧，李佳毅！”龟仙拍着他的肩，故意很大声地叫。
所有人都将目光转到我们这边。李佳毅咬了咬牙，跳上去将公告撕下来，狠狠地骂道：“丫黄教授临死都不忘了玩儿我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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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怎么说呢？知道就要走人的那几天黄教授老是伤感地问以后宿舍少了个人，我们会不会想他。大概是由于快离别的氛围吧，我们都答应逢年过节给他烧根香、倒碗酒什么的。唯独李佳毅与此格格不入，一开始便表态：“你丫烦不烦？走就走。长得美啊，没事还想你？”若是平常听这些话倒也没什么，不过那天黄教授倒有点生气了，回道：“我还真让你丫忘不了我。”
小武向政委证明最后几天确实看见黄教授买了纸砚回来。“他当时只是开玩笑说退学后写封血书好跑到天桥上求乞，路过的人都多少扔两个。”小武说。
“看来开除他真没冤枉他。”政委此后也没再追究什么。然而听说他最不爽的是李佳毅送人参的事怎么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
李佳毅解释说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也没看出黄教授在生气，当天还一起送黄教授上火车呢。
假前的几天我们宿舍由于参加集体斗殴被禁假，整天无聊就躺在宿舍里讨论黄教授退学。虽然走之前他说他回新疆拉几个维吾尔族朋友回北京烤羊肉串，可谁都不大信。以前大家听他说过他有个姐姐嫁到日本去了。龟仙就说他肯定漂洋过海投奔他姐夫了。
“日本你熟，”李佳毅嘲道，“有机会介绍鸟山明和小悟空给他。”
“别让我见到他，丫也别回北京，”龟仙翻个身打算睡了，“不然我杀他抹债。”
其实送行的人里面来得最意外的并不是李佳毅，而是龟仙。自从听到黄教授要跑路，龟仙第一个就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白天不知道他在哪里，到了晚上查房后他就摸进隔壁宿舍的空床位睡觉。小武计划吃一次送别饭，可总是找不到龟仙。弄得黄教授到后来也忍不住了，放出话来：“跟丫讲，欠我那七百块等我再回北京来跟他要，还想躲到哪呀？”
龟仙倒不是想赖账，他确实没钱了。前几个月黄教授借过他四次钱，都在当月还掉了。不过他也并不领黄教授的情。本来他可以少输很多，但每次玩老虎机黄教授都会在旁边极力怂恿。为了得到看别人输钱的快感，他不惜取钱借给龟仙。除了最后那次连回家的路费都输光以外，更惨烈的一回他将月初的生活费一并输光，三十多天他总共靠四十四个馒头和五块钱的咸菜熬到了第二个月。可一拿到钱他又一次输光了。
“借我点儿钱。”坐在地下游戏室，他对身旁观战的黄教授说。
“你丫今天拿的钱是应该还我的。”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我是让你赢，不然你把钱都还我又吃不上饭了。”黄教授喷着烟说，“谁知你丫输了个精光。”
“钱下月还你。”
“这个月计划吃几个馒头呀？”
“我一分钱都没了，吃你的。”
“别，我饭卡上已经没钱了。你赶快还我钱。”
“我没钱。”他从黄教授那儿抽出一支烟，点上火，“下月还你。”
“那我找政委借去吧，”黄教授起身向门口走去，“我就说我把钱都借你赌博了。”
龟仙没吭声，跟着他走上地面。暮色中一高一矮就像两个标点始终保持着五米的距离。进宿舍龟仙就拨通家里的电话。他操着不难听懂的河南话问家里还好吧，身体怎么样什么的。说了一会儿他突然哭了出来：“爸啊，我把钱包丢了……”
黄教授忍不住靠在墙边狂笑，小武看不下去把他拉了出去。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龟仙才擦干眼泪挂掉电话。之后几分钟他一语不发地仇视着黄教授。
不久黄教授还是乐了：“你爸答应寄钱给你？”
龟仙重重地点了下头：“他说我要是再朝他们要钱，就让我回去。”
“回去好，回去跟你爸合伙养猪。”
“你家才养猪，把你养得这么肥。”
李佳毅说龟仙这人不长记性，一辈子贱命。“要是换成我，”他说，“必须把这个戒掉，更不可能再找黄教授借钱。”
可是龟仙就是这样，有钱就去输，没钱就躲。因为他不出现，人总凑不齐。送别酒大家虽没喝成，但走还是要走的，上火车那天谁也找不到龟仙，只好四个人坐上长途车。售票员查票的时候黄教授难得慷慨地一并为我们买了车票。李佳毅觉得这是喜事，花点钱是应该的。他将这比为减刑出狱。
“出去后重新做人，别再被逮进来。”他说。
“再犯事我也得去新疆当地监狱，不给祖国心脏添负担了。”
“有空回来探监看看兄弟们，”我拍着黄教授的膝盖说，“带点新疆烟酒。”
“没烟没酒，”他语气又冷漠起来，“满地都是葡萄干。”
快到站时龟仙打电话说他正在海淀区，问我是几点的火车。我说中午的，问他来不来，他说想想，却奇怪地把电话挂了。
“对了，”黄教授看着前排说，“在我们那儿看见老鼠和乌龟上街就人人喊打。”
我们知道他在怨恨龟仙不讲情面。穿过地下通道我们并排站在广场上发呆。时间仿佛是一位贵客值得让四个大男孩去等待。似乎是为了留个回忆，我们四个一起穿着校服——军装出来的。黄教授说这套军装他留着，有空回来再找我们这帮人摆场去。
这时两个督察并排走来要我们出示军人证。小武跟他们解释我们还是学员。
“不管是什么，”其中一个说，“军人两人成排，三人以上成列，没受过训练吗？”
“不好意思，我们赶火车。”李佳毅拉着我们走开了。
快上车时龟仙终于出现了。他掏出五支烟递给我们一人一支，说：
“还有时间，抽支烟再上去吧。”
黄教授踢了踢他的脚。“你丫还真是乌龟。”
龟仙抽出二百元钱塞到他胸口的衣袋里，叮嘱道：“我刚搞来的，还差你五百块。回去写个地址给我，我把钱给你寄过去。甭回来，北京不是那么好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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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时留校的人本来就不多，但我们宿舍就占了三个。龟仙整天嚷嚷他要回家。不耐烦时我就说再向家里要一次钱不就成了吗。“不行，”他说，“那我可真得回家了。”
为了准备春天的英语六级考试，小武天天都要到隔壁空宿舍从早上看书到傍晚。
“有什么好看的，”龟仙对他的刻苦始终不理解，“我连四级都没过呢。”
“我估计你也就三级水平。”我说。
“说真的，我还真想看三级片了。”
那两天学校断电了，一过五点就乌漆抹黑的。楼上的几个学长打电话到总院说这里还有喘气的呢。下午值班室的老头找到我们解释电路正在检修，坚持两天就会再供电。无聊的几天我把纳博科夫全集一本本地读完了。龟仙不满两个人都各自看书而不理他，他凑过来叫我把书的内容讲一讲。我说：“这故事讲一女生在夜里被强奸了，当时天黑看不清罪犯的脸，后来几经周折才知此人好赌，好施舍，散尽家财，长相丑陋兼猥琐，成天笑眯眯的。还有，长得有点像乌龟。”
“跟你说正事呢，”他翻了翻书，扔在床上说，“真没劲。”
受我们的影响，他也一起跑了次图书馆，挑来挑去借了本海岩的《永不瞑目》。看了一下午他还是把书放下了，说：“就这本书证明，所有的书都没有电视剧好看。”
寒假中食堂也越来越叫人伤心了。他们把原先的八种菜减为四种，后来又缩到两个菜，一个荤一个素，最后干脆将荤的素的炒在一起，成了一个菜。于是所有人包括食堂员工就像黄瓜与肉片结婚了一般，天天看着它，再说服自己把这些吃下去。有一天我们看到一个女生在座位下面呕吐起来，吐着吐着她难受地哭了。龟仙把菜盘从桌上推下去，站起来宣布：“明早我们去天津吧。”
就小吃而言，天津是北方最闻名的城市。元旦时李佳毅曾和我们去过一次，在美食城我们目不暇接地转了两个小时，最终由于意见不统一而进了肯德基。可是这次，三个人掏尽钱包也只有一百五十元。晚上小武算了算，坐最慢的火车往返要四十八元，在网吧过夜要三十九元，再去掉二十元的公交车费，我们可以吃五十块钱的狗不理包子。不管怎么说，黄瓜肉片跟它总是不能比的。
但是那次我们白去了，连饭都没吃一顿。就在我和小武去商场找厕所的当，龟仙打开我们的包将五十块钱给了一个跪地求乞的女孩。走出商店我一听说就火了。我夸张地大声宣读那女孩似乎是用血写的告白——又是这个套路，说家乡发洪水，没钱只好退学，下面是她的学生证，什么专科学校的。
“反正都是假的，你丫怎么不贴个北大清华的呢？”我没说几句就被小武拉走了。
只有六十块钱了，最便宜的火车要等到第二天早上。到夜里连个避寒的地方都没有。龟仙买了两副扑克，一副来打，一副当赌筹。守到第二天我们躺在座位上就睡。中午醒来火车还没到黄村。那些乘客走来走去吵得要死。我把龟仙摇醒了：“你丫梦遗啊？”
“啊？”他睁开眼睛，摇摇头，又靠了下去。
“那女孩漂亮吗？”
“哪个？”他挺起身向邻座张望，“哪个呀？”
“昨天你拿我钱借花献佛的那个。”
“还提，等我有钱还你还不成吗？人家上不起学嘛。”
“我还吃不起饭呢。”我转头看看窗外，背对着他说，“再添五十嫖她都够了。”
“你丫说人话哪？有种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说错了。要是以往我肯定跟他顶下去，大不了两人打起来僵几天，我跟别人说话——可是这时候不行，除了他就只有成天背英语的小武了。我对着车窗敲了九下，就当心里又说一遍“再添五十嫖她都够了”。之后我们冷了一会儿，我看着外面的积雪，听车上模糊的广播。过了很久我说：“把小武弄起来，快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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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次相比，元旦那天的天津之行是多么顺利，毕竟那是李佳毅策划了四十天才行动的，那次除了来天津的目的没完成以外，其余的一切还算过得去，至少不会这么狼狈。
李佳毅要去的念头源于黄教授的教学。刚上大学还不太熟时，黄教授就在每晚十点熄灯后开始人的授课。九月份他讲授了女性的G点、性高潮及白带是怎么回事。他说在十月他将花一个月的时间给大家攻破月经之谜，奇怪的是他从绝经后的老年妇女往回讲。
“月经为什么会出血呢？”照例小武问出第一个问题后不等解释清楚就睡着了。
“子宫壁在出血，我以前上过一个女人就……”黄教授还是从以前的无数艳史中抽出一桩为例证引出他的午夜夜话。
“教授，”龟仙问，“那男人会有月经吗？”
“无理取闹，连变性过的人都没有。不过，据说加勒比海的一种公龟有月经。”
“说正经的呢。”他说，“我发现从十五岁起每周三夜里到周四早上都要遗一次精。”
“你丫那叫周精，”李佳毅接道，“周公解梦就靠这个。”
“一般说来有两种方法可以避免遗精，”黄教授依然严肃，“一是和女人发生性行为，二是定期自慰。”
“我爸说打手枪伤身体。”龟仙说。
“你爸没告诉你梦遗脏内裤费洗衣粉哪？”李佳毅笑道。
夜深一些就变成了龟仙和黄教授两个人的学术性探讨。我们渐渐睡着了，又不断被他们的专业谈话吵醒。李佳毅在上铺翻来覆去的，后来直接坐起来说：“你们丫别说了，都在这瞎子摸象，有什么用啊？大家攒笔钱，元旦去天津找几个女人好好见识一下。”
为什么去天津呢？李佳毅说北京在地头上，被人逮到太没面子。我想真正的原因是他在这根本找不着那种地方。天津他有几个同学，都是喜欢夜夜笙歌、招蜂引蝶的那种。有朋友指引一切都能轻车熟路。他问黄教授大概需要多少钱。
“要是不想当皇帝招一屋子女人，三五百就够了。”
“那就没问题了。”之后他便等待时间快快过去。在仁和医院看护石云睫的那段日子他还聊过天津这个城市，不过很快石云睫便告诉他以色情业的标准来判断城市的好坏是最无耻的。
十二月底李佳毅过生日请了十四个同系的男生，仿佛循环对决一般每个人都喝了十四瓶啤酒而东倒西歪，不知谁提议大家讲一讲第一次是什么样子的。性而已，居然个个不同，一时听得我们张口结舌。转到黄教授，他说自己首次是在初中的毕业聚会上，不知谁下了春药，饭饱之后男男女女便开始乱搞，酒醒来他自己碰的是谁都记不清了。后来我们知道他在说谎，那些不过是他的梦想与心愿。
依次排下去是龟仙，他站起来几次要倒下，扶着椅背终于窘迫地说：“我没碰过女人。”
“孩子，不是你的错。”有个人同情地摸摸他的头，“不过这瓶酒必须罚你。”
在众人的笑声中龟仙终于倒了下去。最后一位是主人李佳毅，没打招呼就一口气灌下一瓶酒，然后他比画着说：“这瓶酒不是白喝的，答案我过了元旦告诉你们。”
现在想想，就算过了元旦他也绝对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太多原因导致天津之行的失败。一是他没找那些沉于声色的朋友，虽然一出火车站龟仙就催他给朋友拨电话，他看了看我们，来了四个人。“四个人，跟嫖妓团似的，你让我怎么跟朋友讲。”他拨了几次电话拒绝道。
二就是他玩得太久了，似乎都忘了我们干吗来了，从一座山跑到另一座山呼来唤去的。直到傍晚时分我们在水上公园划船时他还把衣服脱在船上跳进湖里，然后就像淹死了一样悄无声息。退了船我们在岸边等到月上梢头他浑身发冷地从林子里跟猩猩似的一跳一跳地跑回来。“找不到你们，我都想裸奔回北京了。”
等他穿好衣服公园早关大门了，我们没一个人拥有曼妙的身材，钻不出去。四个人艰难地从栏杆爬出去，夜里十二点在大街上东游西逛。
不算路灯，基本是漆黑一片，大多数店铺早关门了。龟仙抱怨他的脚已经走肿了。
“没办法”，李佳毅，“乌龟脚短。”
“那有个招待所。”龟仙手一指，径自跑了进去。
由房东带领我们上楼看了看房间。龟仙跟爬行动物似的一跳就趴在了白床上。黄教授小声提醒我们到天津不是为了睡觉。李佳毅如梦初醒一般对房东说我们太饿了，吃了夜宵再回来。房东警觉地要我们留点押金。黄教授没理他，拎起床上的龟仙就出来了。
龟仙上身前倾地跟着我们穿过几条街，问我们到底哪能吃夜宵。
李佳毅白了他一眼：“不下蛋还想吃夜宵？”
将近一点钟我们在一家还亮灯的浴池前停住了脚步。
“赌一把，”李佳毅说，“没有咱就睡觉。”
大厅的服务员指了指头上的价位表，说过夜的话二十元每位。
“都后半夜了，四个人八十元。”李佳毅还道。
磨了一会儿口舌，她们叫来了大堂经理。很快经理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并暗示我们如果需要按摩的话这八十块也可以免单。
李佳毅装作老成地敬给经理一支烟。
洗过澡出来我们看见几个女人坐在休息大厅的电视机旁窃窃私语。我们绕过几个打鼾的梦中人围坐在一张床前。
“姿色还成吧？”黄教授说，“李佳毅，小龟，你们俩先过去吧。”停顿一阵他说，“处男有红包拿。”
“处男也能流血？”龟仙惊讶道。
“你别总拿龟跟人比行不行？”李佳毅转身又问黄教授，“能有多少钱？”
“不一定，有的小姐信这个，能给你几千。”
“我去！”李佳毅掏出钱包，大胆走过去。到了岔口，他转个方向进了洗手间。
“不成，我有点虚。”回来后他把钱包塞给黄教授说，“你先来，完事我再去，就当我请你。”
“有人请还不去？”他接过钱大步走过去。
我们趴在床上看着他跟一个女人进了房间。等了许久也不见出来。
“别说，”李佳毅赞道，“他还真强。”
小龟趴一会儿就睡了。我眼前也渐渐模糊。翻了个身，我梦到了高中时的女友毛毛。
第二天中午我被烟熏醒了。李佳毅在盘问黄教授昨晚的经过。
“我先过去挑一个说要按摩。”
“这我看见了，进了房，进了房呢？”
“她给我按摩，我们聊天呀。”
“然后呢？”李佳毅问。
“然后她问我要不要别的服务，我就摸她了。”
“然后呢？”小龟问。
“然后她就主动把衣服脱了。”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说太累了，把钱给她就出来了。”
李佳毅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你丫花我的钱什么都没干？”
黄教授愣了一下，憋出了令我们每个人都吃惊的话：“我才不把第一次给妓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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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小年那天小武接到他妈妈打来的电话。晦涩的荆州话使得我和龟仙打赌他现在正在讲什么事情。龟仙说他一定是在向家人要钱过年关，因为他神情很沮丧；我猜是他妈妈要寄些年货给我们，由于妈妈打算再送几只小乌龟给我们当宠物，弄得小武很不高兴。我那段时间一定是无聊至极，居然舍得输一顿黄瓜肉片也要借个机会骂龟仙。幸运的是他也未能言中。小武说，他妈妈要他去一位远房亲戚家过年。随后小武写上姑妈、舅母、姨夫等一长串的名单才说明他和这亲戚的血缘关系。
“回去好好查查家谱，”我若有所思地说，“没准儿我们俩也能一并过去。”
下午小武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至少过完年”，他说，“可能比其他人早回来半天吧。”
龟仙表露出又送走一位战友的伤感，硬是要送他过去。
“我又不是回家。”他哭了，执意要独自上车。
“不是，我和宇琪顺便去中关村买几张‘哈利’。”龟仙说。
车到动物园我们就要往两个方向分了。龟仙问他还有多少钱，“你有亲戚罩着，又不抽烟，给我们留点儿过年放爆竹的钱吧。”
小武打开钱包，还有一百二。他掂量了一下，给我们留了一百块。小龟拿他全买了黄碟。傍晚六七点我和龟仙在中关村北大街转了一圈。去的时候没人搭理，倒是回来的路上一个抱孩子的女人问龟仙要片子吗？我笑那人没问我，可见龟仙长的就是一张色情脸。砍好价钱后我们跟着那女人东绕西拐到了一棵矮松树旁。她弯腰在树下的雪里挖呀挖，拽出一黑袋子来。“路上别拿出看，”她把带子给我们时叮嘱道，“今天看报纸没？昨天就因为俩学生一时好奇在公交车上就把这翻出来了，结果被一警察逮公安局去了。一查学生证，两个都是北大的。好在没拘留，若是一联系学校、家长多丢人哪。”
“对，对。”龟仙赶紧把这些揣到怀中，仍然有些恋恋不舍，他摸了摸小孩的脸蛋，问多大了。
“两岁半。”
“多冷啊，怎么不放家里呢？”他问。
“白痴似的，”我拉着他往外走，“有这么个小孩，警察一来她抱着往地上一横，耍赖说要出人命，谁敢抓呀。”
走过几棵杨树，龟仙停下来躲在树后，低声叫我：“等会儿！等她走了咱过去挖挖，兴许还埋着不少碟呢。”
“我再提醒一次，你别总拿人的智商跟乌龟比。”
到了学校附近龟仙说今天应该庆祝一下，吃顿烤鸭。
“吃完你丫就一分钱也不剩了。”
“都说饱暖思淫欲，”他分析道，“可见淫欲之后饱暖就不成问题了。”
不管怎么说，那顿吃得相当过瘾。一出饭店他就一路小跑，还大呼小叫的：“这时要是再看张毛片就太享受啦！”
看来他是享受到极致了。等我回到宿舍他正把这些像飞碟一样飞来飞去。我呆呆地望着他，想到自己将和他独处二十几天就感到害怕。
“这些都是坏碟，”他叫道，“没有一张是好的！”
生活还能怎么继续呢？我们只有二十多块了。他早就锻炼出每天吃馒头咸菜的本事，我却无法企及，陪他啃了两天馒头，我反吞酸水要了一份黄瓜肉片。龟仙要我给他也加一份菜。我说我只有十几块钱了，吃过今天我的总资产就可以用个位数来计算了。
“大不了再跟家里要，”他说，“你又不是孤儿。”
“那你是。好可怜啊。”
我还是又加了份菜。又过一天，我的财产跑到小数点后面去了。我问他那天你还黄教授的二百块是怎么弄来的。
“我去那家游戏厅找那老板，他认识我，我说我的钱都输你这了，现在有急用，向他借钱。”
“你面子真大，”我说，“我的意思是说你脸不小。”
“他没借我，我就每天翻出学校去给他作弊，一个星期拿到二百。”
“怎么作弊？”
“调一下机器，我装成去赌的人，我那台保证赢。我还得负责骗围观的人教他们秘诀。这样他们心痒痒一玩就输钱了。”
“那咱们去开吧。”
“我没钥匙，就老板能开，我看了一下，平常他调的输赢比例是八比二。”
“最后一个办法，我们饿死好了。”
“没关系，”他乐观地相信，“总会有贵人相助的。”
他说得还真准，当天下午一辆私家车把小武送回来了。怀揣着那个可以功垂族谱的亲戚塞给他的二百块钱，他抽出二十请我们美美吃了一顿。
“贵人，”龟仙狼吞虎咽地问，“还回去吗？”
“不回了。”他说。
慢慢我们了解了那家亲戚陌生、富有而客气。住了几天，小武便浑身都充满了歉意的不自在，虽然和自己家与学校相比舒适了很多，但他要的不是这些。远房亲戚连续几天殷勤的关心一直不能让他安心看书，于是他推托资料在宿舍电脑里就借故回来了。
当天小武给家打了个电话。我和龟仙照例打赌，然而我们都没有筹码了，就赌谁打一周的热水。不过小武越说越激动，那语气介乎于吵架与辩论之间。挂掉电话我们问他怎么了。
“我妈说要来。”他说，“我就一个劲儿说我挺好的，不让她来。”
“不管是谁妈，”龟仙伤感道，“来个大人过年包包饺子也好呀。”
小时候我爸爸就讲过乌龟是种仅次于龙的动物。尤其是深海的龟因为寿命无限长久而能记忆历史和预言未来。这一次龟仙又算准了。腊月二十八一大早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扛着大包敲开了宿舍的大门。
“别害怕，”一进来她就解释，“我是王秋彤的妈妈，他一直没回家。你们有谁见到他了？”
“谁？”龟仙一时没反应过来。
“黄教授。”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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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一过黄教授的母亲就打电话到宿舍来催促儿子抓紧。黄教授心不在焉的语气令她几天都心神不安，元旦假期她又提醒了一次。在几夜不眠的臆想中，北京火车站成了一个无数人头攒动拥挤而令人窒息的地方。她不满意儿子的敷衍与顺其自然的态度，诚如儿子不喜欢她催命般的焦急。一月十日，黄教授得知自己将被开除的第三天，他一反常态告诉母亲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我们从二十四日开始放假。”他说。
她没有丝毫的怀疑，即使在二十六日跑到火车站空守了一天也还乐观地相信可能是孩子贪玩的心性才耽搁了行程。二十八日她一早醒来便感到难过像天空的乌云正缓缓压到她头顶。一个上午她联系了在乌鲁木齐为数不多的几个亲戚以及她所认识的王秋彤的朋友。二十九日，她查到学院的电话询问，下午值班的接线员告诉她：“您的孩子——王秋彤同学在十三日便已被学院开除了。”
“这是上法庭。不对，还没令家长知道，就把学生开除赶走？”她妹妹建议她将学校告上法庭。
“要不然他没走？”她若有所思地自语，“在学校藏起来了？”
之后的十天就算到深夜她也每隔两个钟头给宿舍打一次电话。龟仙怪我那天把他扔在火车站也就算了，还拔掉电话直到此时都没插上。似乎总是无人接听。她试着拨打几个号码相近的电话。有一些是空号，另外的响到断音也没人讲话。我们会听到对面宿舍的电话铃声时不时响起来。在夜里我吓唬龟仙那是贞子找我们来索命的。“据说人死了能飞，”他看着电脑头也不抬地说，“那我就不用为火车票发愁了。”
腊月二十五她告诉她妹妹决定去一次北京。
“这么大岁数了，”她妹妹劝她，“我去好了。”
“别，这孩子这么倔，不会跟你回来。”
新年前的车票全部订光。腊月二十六她混进队伍里刚要向检票员解释，检票员一挥手让她上了车。补过票她靠在角落全不在乎时间的流逝，只等列车到终点。一到北京她将地址交给司机自己却靠在后座睡着了。直到敲开宿舍的门看到床上的三个大孩子她还认为儿子只是出去吃早餐了。她问：“你们有谁见到他了？”
龟仙说，黄教授被开除了。“我们十几号就把他送走了，回乌鲁木齐了。”
他妈妈忽然无力地靠在门旁，举了举手，说：“我站了两天两夜，他的床在哪儿？”
8
由于黄教授以前睡上铺，他妈妈爬上爬下相当麻烦。小武于是到隔壁的宿舍给她在暖气旁打了张地铺。睡到下午她醒后走进来。我和小武正在前门逛年市，只有龟仙还痴迷地坐在电脑前。
“还没吃饭您？”龟仙让了张椅子给她，“食堂里有黄瓜肉片。”
“不饿。”她坐下来，问他估计王秋彤可能去哪儿。
“去日本吧？”他关上电脑回头聊了起来，“他不是有个姐姐在那儿吗？”
“她一嫁过去我们就没联系了。再说她也不是他的亲姐姐。”
“假的？”
“那是他爸和第一个女人生的，王秋彤是我的。”
“哦，”他明白了，“同父异母。”
“不是，是两个妈。”
“那不也是亲的吗？”龟仙嘀咕着，“我连认的姐姐都没有。”
整个下午黄教授的妈妈就对他说呀说的。后来龟仙烦了又打开电脑玩起来。她说出了那么多也没说出龟仙心中的疑惑。暮色将临时他问了出来：“我看您年纪挺大的。我和王秋彤同岁，可我妈才四十出头。”
“我在你妈那年龄才刚结婚。”她笑着回答。
“那伯伯不是更老了。”
“他姐都快五十了，他爸死了。”
“哦，”龟仙应了一下，想说声“不好意思”或“深表遗憾”什么的，但又觉得太城府，就没说出口。
“他上初二那年，肺癌死的。”
“哦，还好王秋彤不抽烟。”他骗道。
吃晚饭时龟仙告诉我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黄教授可以通晓那么多性学知识了。“他在家看黄片他妈妈问都不问。”他敲着桌子说，“因为他妈妈到了四十还是处女，所以她应该觉得对待下一代不要太保守，以免黄教授也出落成一个老处男。”
“可惜啊，”我叹道，“上次在天津给他机会他都没把握住。”
小武问我们是不是太无聊了，人都走了还议论他父母。
“是挺可怜的。”龟仙站起来问我们谁卡里有钱。
“我没钱，”我说，“你是猪吗？吃了又吃。”
“我给她带一份！”他有点生气了，“人家一天没吃东西了。”
新年前一天的夜里他妈妈跑进来把我激动地摇醒了。小武的电脑那时还开着。在微弱的光亮中我坐起身问她怎么了。
“秋彤回来了。”她说，“我刚才睡觉就听见有人在屋子里翻东西。
门一关我就醒了，等我跑到走廊，人都没了。”
“不会吧，可能是您想太多了，做的梦吧。”小武穿好衣服，开门坐到我们这边说。
“几件衣服，”我说，“当时装不下了。我说你先回去，改明儿我给你寄过去。他说不用，留在这儿谁冷谁穿好了。再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应该不会回来拿。”
“他还在北京。这孩子学习不差，就是皮。光高中就上过俩学校。他来的路上我跟他说，他要是在大学再被开除就别回家。他没应声。我当时就后悔了。这孩子在家不多说话，你说什么他都听着。他能不能因为我这一句就不回来了呀？”
“他没钱呀。”我说。
“我就不该多说这一句。就是他不跟我回家，让我知道他在哪送点钱给他也行啊。”
“不是已经死了吗？”龟仙一上来就插嘴。
“你丫真衰。”我说，“刚才干吗去了？看到王秋彤了吗？”
“买烟去了。他回来啦？”
“不一定，不过阿姨说，好像有人去他宿舍了。”
“是我，”他说，“我过去翻翻有没有烟。”
“以后不能再睡了，”走到门口她说，“不然他回来看着我又跑掉了。”
那天夜里她像鬼魂一般在走廊里飘来荡去的。此后她似乎真没睡过。无论是谁都没有见到她那天什么时候躺下来过。为此龟仙甚至偷偷在她的饭菜里融进了两片安眠药。然而没有用，一入夜她就跟受到神灵召呼似的漂浮到走廊里游荡。我们小时候都玩儿过捉迷藏，等藏好的小孩一个个被找出来后，总会有那么一个两个始终不出现。于是一大帮孩子就双手拢起小喇叭状放在嘴边喊：“谁谁谁，快出来，我们看到你啦！”许久有个小脑袋从楼上的窗口探出头来：“嘿嘿，我回家吃饭啦！”要是有一天我们也并排站在雪地上一起喊：“王秋彤，出来吧。”他就真的能应声出现，就算是给我们一个哭笑的答案，那么所有的痛苦和悲伤，将随着这冰雪，在春天到来时一起化掉。
9
大年三十那天我们一觉睡到午后，天空飘起细雪。我们跑到外面踢了一会儿球。一会儿雪越来越大，球躲到白雪里一时让我们找不到了。龟仙兴奋地叫举办堆雪人比赛。三个人只有我出生在北方，从小玩雪玩惯了的。我让他们合力堆，我自己堆一个，看谁快。新雪不冷，很黏，很快我就滚成了一大一小两个雪球。大的做身子，我把小球放在上面当脑袋。之后我去食堂要了点黄瓜片做五官。大功告成时他们还在糊身子。
“他逼雪人把足球吃进去啦。”小武指着圆圆的肚子冲我喊。
我脱掉上衣帮他们滚一个小雪球，搬到了身子上。
“宇琪，你看，你儿子不愿意啦。”小武看着那个受冷落的雪人喊。
果真那雪人被风吹后显露出要哭的表情。我拍了拍它的头，将它的脸修成笑脸，又撒些细沙在上面当头发。
“这是女孩，头发长的。”龟仙抓起更多的细沙撒在他的雪人上。
“搞清楚点，”我说，“到底你们俩谁的是女儿？”
“黄教授告诉我们，谁的孩子要问雪人妈妈。”
小武问他妈妈现在在哪里。
“可能在窗口看我们吧。”
我们向宿舍楼望去，谁也看不清到底有没有人站在那窗后，但我们都知道看三个孩子堆雪人的感受。一阵雪吹过来，龟仙仰躺到雪地上，大声嚷嚷要是他妈的她在看就好了。傍晚龟仙道出了十多天来的心愿——包饺子。我提醒他我们一没有煤灶、二没有锅、三没有面粉。王秋彤的妈妈说请大家去吃年夜饭。龟仙听后最为积极，像个牧羊人一样一路小跑把我们带到了那家烤鸭店。
吃饭前龟仙煞有介事地多要了一套餐具和椅子摆好。小武对他努努嘴。他还是不明白，大声说：“今天给王秋彤也留一份，作为纪念。”
“人家还没Have died呢！”因为他妈妈的缘故，我避讳了“死”这个字。
“啊，不好意思，阿姨。”他拍拍头自罚了一杯。
“不说这个，今天过年，就说开心的。”他妈妈说谢谢大家这些天对她的照顾。
我们没照顾她，也不知道怎么照顾。沉静了一会儿小武说一等开学就发动同学一起在北京找。
我说：“秋彤不小了，生活也能独立，应该没多大困难。”
“就是，”龟仙附和道，“怎么说他也是军校出来的。”
他妈妈忽然激动起来，酒水呛到了鼻子里。她背过身咳了几下，转过来时脸上已经哭成了一片。
龟仙说王秋彤人挺好的，也不赌博。“他还借过我钱呢。临走时我还欠他五百没还上。阿姨，以前我跟他是朋友，以后跟你也是朋友。这钱我不还他也得还你。”
“都是小孩子，提什么钱？”他妈妈挥手叫他别讲了。
那年冬天北京市区不准放烟花。他们指定了几个郊区燃放点。大兴区是最近的一个。十点过后一打一打的北京人不在家好好过年，装了一年的爆竹跑来放烟花。阿姨要给钱让我们也去买些回来。我们拒绝了她的好意，像鉴赏家一般冷静地看着沿街绚丽的烟火。每个人给家人拨了电话。我父母正在爷爷家里团聚。我说我最终还是没买到车票，在北京过年了。我父亲很生气，说了一句“你明天就是爬也得给我爬回长春来”。二十个月过去了，李佳毅告诉我，我走之后父亲也曾来学校找过我。不过我父亲不像王秋彤的母亲那样伤心，至少他不愿让人看到他伤心。在白天的寻访未果后，他没再多留一天，当晚便仿佛一头愤怒的公牛，挤进T59次列车回家了。我想起同样没回家的那个给张跳跳做插画的女孩。不知她腹中的孩子生了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打电话给张跳跳想从她那儿要号码。响了几下是她妈妈接的。
我说：“新年快乐！我是跳跳的朋友，我和您在北京见过的。”
“同乐同乐，”她记起我了，“她回新加坡了。”
她一个人在国外过年，看来我比她好多了。
过了几个小时张跳跳又打电话给我了，她问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说起来还是第一次接国际电话。”
她笑了，“过年没回家吗？”
我摇摇头，随即想起来她根本看不到，说：“没回，你那边和北京有时差吗？”
“没，一起过年啊。你现在在学校怎么样？”
“其实我也说不清了，以前是极度讨厌。不过见到和经历了一些不平常的事情，感觉也不一样了。”
“那就是喜欢上了？”
“除了这儿的一个女孩让我有这种感觉，还不算喜欢这里。”
10
王秋彤的妈妈在科防院做了十天的幽灵，初七那天坐车回乌鲁木齐了。走之前她把那大包留了下来，那些都是他的衣服。她说等有机会见到他就让他穿着。想想有些过意不去，迫于政委的压力，我们在开学后的一次扫除中将其扔掉了。
她妈妈走后我像个神经病似的写封信送到邮局又跑回学校问那封信到了没有，初九小武放下英语，又开始准备计算机二级的考试。
“这些学校都没讲过，”我说，“你过得了？”
“我知道，”他放下书说，“就是学校什么都没讲，我就更不想在这混四年。”
“看书好，”龟仙玩着游戏说，“用不着电脑。”
一个假期他已全无生物钟可言。每天醒来便开机，直到挺不下去了才上床睡觉。终于用到了电脑坏了的那一天。他拍了拍机器，避开小武的目光，一声不响地坐回床前。睡了一个下午他起身问我今天是几号。
“二月二十五号。”我说。
“正月十五，”小武说，“今天是元宵节。”
“年过去了？”他跟个恐惧中的孩子似的张望四周，叫道，“我再也没机会回家了。”
接着继续睡过去了，也许没睡着。我那章书还没有读完他就从被子里钻出来，嚷嚷：“我们喝酒去吧。”
算算距离开学也不远了，钱还能过得去。我们出去找了一家小店。有那么一种人去喝酒就是为了找醉。几杯下去，他就在座位上摇起来。“你说，黄教授因为什么被开除？”他说。
“仔细想想，都是可说大可说小的错。”我说。
“你说，学校下一个开谁？”他指着说，“你，还有你，就轮不到我。”
“你喝醉了。”小武劝道。
“开谁也不敢开我，知道为什么吗？”
“你丫喝大了。”我说。
“没有！”为了证明没事，他又喝了一杯，“因为我家没给钱，没交今年的学费，学校要是开我今年学费就别想要了。”
“那学校让你上学？”小武问。
“给政委送了一千。他办成的特困生贷款。我家穷，真穷。”他头向下俯去，“我爸就一农民，你说他容易吗？年年看日头吃饭，连上学的钱都拿不起，还得给人家一千块。”
“那你就不该赌。”小武责怪他。
他硬生生坐直，伸手抽了自己一耳光：“我再乱花一分钱，就不是人。”
“醉了，醉了！”结了账，把他架出去。
一出饭店他就狂奔起来，我抓着外套在月光下一路追去。站在无人的街上他失声痛哭起来。然后他冲着马路撒尿。
“你丫尾巴还露在外边呢。”我提醒他。
他蹦着提好裤子要往台球室跑。刚炸完球，他就爬上台把球拨进袋里，硬说自己是一杆收的。他在案上跳了几下，老板就过来叫我们把这朋友弄走。我连说“对不起”，逮住龟仙，和小武合力把他背回了宿舍。
要不是他喘气我们还真以为他死了。一觉醒来他仿佛陌生人一般看着我们，仍旧问出那句话：“今天几号了。”
“二月二十七日，”小武说，“不到十天就开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