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2年，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衡量，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但用城镇化率衡量，我国城镇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只有52.6%，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很显然，我国的城镇化已经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
1.城市产业缺乏或产业升级调整导致就业问题突出
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资源集中用于城市建设，或者是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扩大城市辖区面积，忽视产业发展，造成城市发展中的产业缺乏，创造的就业机会不足；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资本密集程度提高阶段，资本投入迅速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加快，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较以往降低。另外，进城务工农民由于技能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其就业问题一直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难题。创造稳定就业机会是城镇化最大挑战。
无疑，推进城镇化进程，创造稳定就业机会，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推动，通过制度变革，在农民工去城市就业的现状基础上，加强基本社会保障，提高身份认同；更需要经济体本身强大的内在动力驱使，大量创造稳定就业的机会，真正促使农民工向市民的有序转变。因此，在中国如此庞大人口规模基础上推进城镇化进程，更需要改革创新的大无畏勇气和谨慎态度。
2.产业支撑城镇化还是城镇化服务GDP
推进城镇化，必须加强产业支撑，才能提升转化农民、吸纳就业的能力，筑牢城镇化的经济基础。但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捡到篮子都是菜”。比如在某县省级小城镇试点镇，满眼都是大拆大建，厂房林立，采矿、水泥和冶金等落后产业与汽车、光电等企业混杂在一起。据镇负责人介绍说，该镇实际城镇化率已经达到96%，4万多人中农业人口已不足4%。之所以力争进入小城镇试点镇，是为了将小城镇试点的优惠政策向该镇的工业园区集中。
这样的景象在中西部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少市县把城镇化建设中的产业支撑，异化为招商引资，热衷于追逐像富士康这样的大规模用工企业，因企造城，在河南和四川等地短时间十几万工人聚集成城的现象众多。一旦这些大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这种把城镇发展捆绑在某个大企业上的做法就会带来不可弥补的后果。
3.城市公共产品相对短缺，社会管理滞后
城镇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进城农民对城市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如何为农民提供城市生活必需的公共产品，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城待遇，这是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要面临的问题。同时，由于市场化的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之间人口流动加快、大量农民工进城，导致社会流动的规模增大和速度加快，而一些城市社会管理能力滞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曾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病”也开始在我国显现苗头。由于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水资源紧缺、房价飙升、空气质量下降等，越来越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4.耕地逐渐减少制约未来城镇化发展
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使得我国的耕地逐渐减少，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约束。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中国的耕地资源十分有限。但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空间过度扩张、占用耕地和生态环境压力增大；一些地方以非市场化的方式低价征用土地，高价出让获得差价收益，将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作为变现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造成耕地大量被占用。中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占用一定的耕地，但是，逐渐减少的耕地成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五）城乡二元结构滞缓城镇化发展进程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随着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差距造成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主要依靠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与此同时，“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进城镇化，我国在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但阻碍城镇化发展的城乡分割政策壁垒还没有完全打破。
首先，户籍阻碍城乡一体化。长期以来，我国人为地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严重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如果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还包括农民工群体。户籍制度让农民工被城镇化。户籍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行，就是因为城里的福利政策太多了。
其次，我国在城市和农村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归集体所有，具有本地户籍的农民才有使用权，且农户不能将土地自由转让，农民的土地权益无法得到实现。农民进城后在城市和农村“两头占地”现象普遍存在。过去30年农民土地权利弱化；地方政府（市县一级）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及与土地相关的融资；城市面积迅速扩张和城市土地使用效率的低下，和与此相关的耕地占用和流失；土地法律框架不完整。
再者，如今的社会保障政策不能完全覆盖农村，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现行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
1.强征土地侵农民权益
当前，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差别在某些方面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城乡间差距较大，导致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强征农民土地，低征高卖，以地生财，严重侵犯农民土地和财产权益。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造成了对农民耕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着对被拆迁农民补偿不到位的现象。城市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突出，将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2.农村“空心化”日益严重
在高速城镇化的同时，还存在严重的“农村病”，城乡差距扩大。表现在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耕地流失，农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打工造成农村“空心化”日益严重，目前农村主要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三留人员”为主。农村文化衰弱、产业衰弱、农村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和环境严重污损化。上述情况造成城乡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和日趋发展的“农村病”同时并存，是当前城镇化面临的巨大挑战和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六）异地城镇化造成区域发展不协调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也是很不平衡的。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还明显偏低，城镇化发展比较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城镇的空间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相适应的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658个城市中现在有近400个城市缺水，缺水城市中约200个城市严重缺水。现在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实际是针对现在城市的经济、人口、资源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不相匹配的情况，实现能源和资源大规模、长距离地调运。
当代中国城镇化三大不平衡问题是：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平衡、大城市与小城市发展不平衡、城市发展与能源保障不平衡。其中，因内地中小城镇普遍存在城镇化质量较低的“异地城镇化”现象而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城镇化数量与质量不协调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传统城镇化模式主要体现为粗放型工业化推动下城镇人口规模量的增长、城镇空间无序膨胀、资源大量消耗、城镇环境显著恶化。在我国，以沿海地区早期粗放型工业化背景下城镇化大规模量的扩张为典型代表。
传统意义上，我们把本区域（一定的行政辖区）内的人口就地城镇化称为本地城镇化，而把迁居至本行政区域外，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城镇化称为异地城镇化。
实际上，从人口城镇化的本意来说，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除部分农村地区变为城镇地域就地转化的人口之外，多数是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镇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城镇化就是异地城镇化。但是，我们这里提出的异地城镇化，是工业化前期，由于地区经济差异，地区平衡发展被打破，以农业人口逐渐脱离农业生产为特征的农村推力大于就地城镇化的城镇吸力，产生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发达地区集中的现象。所以这里存在一个区域的概念，如市域异地城镇化、省域异地城镇化等。在我国，以中西部农村居民迁徙到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城市就业的跨省异地城镇化为典型代表。
“异地城镇化”的形成是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地域经济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地域平衡被打破，促使一定规模人口从一个地域流向另一地域。形成异地城镇化的主要原因有：
（1）区域发展平衡被打破，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口需求增大。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导致对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而这种需求在本地无法得到充分满足，促使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同时，东部地区也借助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成为全球制造业生产链的重要环节，扩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进而促使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继续外流。劳动力异地转移成为常态。
（2）中西部山区农村劳动力过剩，城镇发展用地不足。
我国中西部地区普遍处于山地丘陵地区，山高坡陡，土地贫瘠，耕地质量不佳、农民人均耕地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农业经济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土地资源的不足和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导致农村富余劳动力迅速增加。用地条件差和耕地保护的压力，也导致了城市发展空间受限，城镇规模进一步扩大难度加大，剩余劳动力只有谋求异地发展。
（3）中部地区小城市基础薄弱，辐射力小，人口吸纳能力不足。
从发展层次上看，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最好的地域应该是建制镇和县城。但是，由于很多建制镇和县城基础设施薄弱、服务水平不高、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就业不足、城市特色魅力不足，导致事实上建制镇和县城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引力并不强，失去了其作为城镇化重要中转站的地位和作用，从另一方面，迫使农村劳动力外迁，异地城镇化现象形成。
四 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方向
（一）新型城镇化要提高城镇化的发展质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后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较快，更多的农民进了城，更多的农民工得到了市民化待遇，城镇化的质量稳步提升。但应看到，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滞后、城镇土地利用效率较低等问题还制约着城镇化发展。今后，在重视发展速度的同时，更要抓城镇化发展的质量。
1.新型城镇化是提质为上的城镇化
当前，不少城市快速膨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突出，逐步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力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切实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和管理水平，这些都是全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具体体现。
目前关键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真实水平的城镇化，地和人的城镇化合二为一。同时，重要的是城乡一体化，城镇化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城乡融合，城乡资源共享、机会共享、公共服务共享、发展成果共享，达到城乡共荣。
新型城镇化不在于物，而在于人；不在于追求速度和数量，而在于提高质量；不在于城镇面积的扩大，而在于城乡协调发展、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要用合理的政策、科学的规划引领城乡发展的转型，探索转型的动力机制，探索农民、土地、产业与环境协同耦合的发展模式。
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工成为市民，解决“城乡二元”的差异，解决农业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乡关系。
发达地区的城市建设主要不是增量建设，而是存量盘活和优化，即如何完善城市功能和修复城市缺陷，赢得更多发展空间。
欠发达地区如何搞好城乡规划，提升规划管理水平，避免走弯路，特别是中小城市建设要精心运筹，不能忽略小城镇和农村的规划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