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在瑞士拜访韩素音的札记
赵川
韩素音，1917年9月12日生。作家、医生，英国籍华人女作家伊丽莎白·柯默（ElisabethComber）的笔名，原名周光瑚，曾用名周月宾，韩素音为笔名。客家人，祖籍广东五华县水寨镇，周氏仁德公第22世孙。父亲周映彤出生于成都郫县，是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生，母亲玛格丽特出身比利时贵族家庭。1939～1942年，韩素音在四川成都美国教会医院当助产士，与他人合写一部小说《目的地重庆》。1964年，开始写5部传记性著作：《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吾宅双门》《凤凰的收获》，成为职业作家。韩素音瑞士时间2012年11月2日中午于瑞士洛桑的家中去世，享年96岁。
I缘起
等高线
如果一个人所见所处是其人生成就的一种标高，那么我拜访韩素音并与之共处的短暂时光是因为我的学术而触及的。这如同等高线，那么什么是可比拟的？那似乎是看不见的线。因为我在进行的科研具有极强的跨学科性：泛逻辑、人工智能、智能科学等。正是这样的学术，在评价什么是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个杰出的画家，其中可以比拟的是什么东西？比如房龙在用山峰比喻的音乐家的图谱中，为什么贝多芬居于最高之峰？这是现实的课题，未来的科学。我认为那个标高就是严肃性。这亦正如尼采说的：“要是我们能够预见产生最高价值的人的最有利的环境，那该多好！这是件异常复杂的工作，而且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他给出对策和一种期待：“我们具有提高勇气、增长见识、提高严肃性、加强独立性和责任感的能力；我们也有能力改进天平的精密度，并且期待有利的偶然事件会助我们一臂之力。”尼尔斯·波尔说“即使自然科学像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的那样已经对技术做出这么多的贡献，但是我们却不曾料到同时地达到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洞察，这都涉及我们作为自然界之观察者的一些出人意外的条件，而我们自己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瞧“期待有利的偶然事件会助我们一臂之力”和“我们作为自然界之观察者的一些出人意外的条件”，哪里像隔时隔空隔行的两个人各自宣说，简直就像坐在一个聚会上凑近交换的耳语。
2005年1月31日，我得到第一届国际泛逻辑学大会邀请，我提交的论文摘要是《东方逻辑的方法》。这个宝贵和美好的消息，被我珍惜地传送着。滤过学术的严肃和重压，那传播的情形像毛姆的《彩色的面纱》中说的“凯蒂怀孕的消息传播开去，犹如青烟穿过苹果树”。这句话是我的一位知交写在1990年我们相遇时她的汉语词典扉页上的珍抄，还有一幅她画的小画，不期地悄悄绽放在我的文字里。
在这过程中，有一天我在后校门桥头遇到刘兴诗教授，告诉他我要去瑞士开会。他很高兴，告诉我他在瑞士的一段生活经历。他熟悉瑞士，熟悉那里的每条小街，告诉我精美的点心，喜欢在卢梭岛上读书。关于行程我回答说将经过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机到日内瓦，再乘火车到蒙特勒开会，会议结束即返回。了解行程之后，他责我们一行安排得太糟糕，会后应该多留一些时间。在我竭力解释我的注意力在会议和论文上时，他率性地挡开说：“我对你的会议不关心，瑞士和荷兰美得伤心。你们安排得太差劲。”说有一个人你应该去拜访。国内已经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说不定你是国内最后一个去见她的人。不知道她还在不在？也不知道身体如何？还能不能写字说话？
于是在专注于原创思想表达的大事情之外，我得到一个任务，就是去拜访韩素音女士，请她为中国科幻小说届说或者写几句话。
II第一次拜访
我参加的国际泛逻辑学会议日程是4月1日到2日，会议安排的旅游安排是3日游日内瓦湖，在洛桑和法国的一个港口各停半个小时。我用会议的设计得很简略而艺术的袋子背我的笔记本和着给韩素音的礼物，一竹篮儿装的豆瓣和红色缎面钱包。笔记本和豆瓣篮子撞形，看上去鼓囊囊的。
会议的发起者Bizau知道韩素音。他带我径直走进一个宾馆一样的地方，在前台先要了一张洛桑的地图。把要找的街道指出来。但是在洛桑只待半小时，我只好放弃。但是这初通道路，成为第二次更便捷地找到韩先生的基础。后来找路就快了。
4月4日，会议结束了。我们共四位中国学者参加，其中一位4日回国。我和另外两位与会中国同仁一起去日内瓦送别她，再去洛桑拜访韩素音。那天是我们的日内瓦假日，吃了中饭大家告别后，按图索骥，先坐火车到洛桑，再坐公交车，找到哪一栋楼，找到她的门号。我对着对讲机说：“韩老师，我是从中国来的赵川。”到达她的家。
我们先做了自我介绍，告知我们为何而来，参加的会议是国际泛逻辑会议。她快然一应：“美国也有这种研究。那需要能力！”这是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断言。
我说了她的朋友刘兴诗老师和刘老师的托付。给她看了带在电脑中刘老师让出示的他在野外骑马的照片，刘兴诗是地质学家。
她说先生刚过世，不愿意写任何东西。
大家坐定，她开始认真指点我：“你不必说那么大声。”“我是……”，你只要轻轻地说：“我是……，就可以，我能听见。你还要提前打电话给我，才能来访。这是欧洲的习惯”。是的，我按开门铃后对着对讲器是大声地说：“韩老师，我是赵川，从中国来。刘兴诗老师让我来看您。”“不要喊，我听得到。”她还学我。矫正我修养不够。我忱然应着，点头同意她的指正并说以后会小声通报。
我们随后开始谈论正题。我们向她介绍参加的国际泛逻辑会议，泛逻辑研究的主旨和我们的工作。我说自己认为东方是有逻辑的，而且是极为高级和精深的逻辑，给她播放了我的讲稿《从东方逻辑到相位理论》。她说好！结束的一张片子是“Thanks！”，她指出把感叹号去掉。我还播放了光驱中电视剧《红楼梦》的音乐，可惜她没有听。
临别约好我6日再来拜访她，要记下她的正确的电话号码，她找来一张纸，要裁下一小块写下电话号码。这我也觉得那么好，有趣，我们俩一阵忙活，我裁她写。另外两位老师有名片递上。我是要再来的。也是因为她说先生才过世，这次没有照相。
把我们送出门到指看电梯的一段里，我说我现在有正确的电话号码了，来之前打电话给她。她接过品味一般地说：“对了，正确的电话号码。”清晰有趣，她用重音升调强调那个“正确的”。就这一处能体会到她那么敏感谙熟于文字，这里是中文，而中文的音意她一并调度得这般活灵，哪怕一个小词她都用得飞花摘叶。再确认约我下一次6日再来访。“你可以随时打电话，12点都可以。”很欢喜这补充，这是一种充沛的应允。因为熟悉子夜前后的思维活跃和心境虔澄，非心友嘉人断是不允的，故这时的允可是清澈，愉快极了。这一允已经和别人不一样了，可珍，可赏。心滴一般滋养到心田的。颇为相得。
我的礼物
关于给韩素音先生带什么礼物，我和刘老师商量过。他相信我能买得很好没有什么特别提醒；出发去瑞士开会之前我母亲来蓉帮助我。听说还要去拜访韩先生，母亲是热切的：“她是进步作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过她。我们以前在纪录片上看到她。”她是母亲那个时代的亮点，是一扇窗户，一丝和平人性的天光射进来。对于革命化的年代她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又告诉人们一种难于言传的可能性。
母亲是带着隐隐激动和我一起去买礼物的。有种难言的愉快和惬意，因为一种未曾希求的续接？历史变迁得不可思议的轻盈和畅？是我们母女的契合点。我们先去盐市口卖中式服装和工艺品的店“家春秋”，买了一个大红锦缎的钱包，又买了绿、蓝色两个钱包，想送给会议上任，眼睛正好是绿色、蓝色的两位女士，后来果然是这样送的；再在王府井商场的超市中买一篮郫县豆瓣。封好的豆瓣放在还清香着的新篾竹篮的肚中，口上编系着红色的细缎带。因为刘老师告诉我她父亲是郫县人。告知刘老师我准备的礼物时，他让我做好豆瓣过海关安检被没收的准备。好在没有。事实证明是一份很好的礼物哩！她说每周，记得是周二要吃一次辣椒。
那坛豆瓣我背着走了两趟，和笔记本一起。
“不能这样看”
她的客厅中一个显著的位置上有一个相框，是她与周恩来总理的合影，无疑谈到总理。“周恩来是我的好朋友。我喜欢周恩来。他了解外国人。”“他是中国人中最了解外国人的吧。”他的确是这样的。
自然要谈到中国的国情。我带着机器中准备给她看的有一幅照片是一个农村孩子和他的寝室，也就是一个角落一个布堆；谈到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那是我那段时间看的书。对中国现状多有感触，不是苦水，也是酸水。说到教育落后，她开始全然谈起自己的观点。
“解放前更可怕。我父亲他们修铁路，你知道吧，经常发不起工资。”“我每年回去一次。中国变化很大。”
她强调的是中国的进步，很宏观。说得比较胶着时，她一言蔽之：“我一直认为共产党不错。何以现在情况比起来好多了。”我说来瑞士开的这个会议，我说国外学者很尊敬我们。她立即应道：“不要说尊敬我们，这样好像我们是要振救谁一样。”
从她的角度可以看到整体的中国历史，风云变幻……
她的断言让我少了很多逸耗，少形成一些悲厌酸疑。看大局，与所处的社会更为和解，断了很多旁须侧枝，断除嗔怨。
谈及往事，她说，二战战争爆发时，她要去中国，她比利时的亲人和朋友说你去那么落后和危险的地方干什么？我父亲在那里，那里是我的祖国。你们不关心她，即使不去，你们也会有战争的。我要和他们在一起。我应该和他们在一起。事实上战火的确烧到了欧洲，人类的邪恶也连成一体开始在地球上肆虐时，那些朋友对她说：“you are right”。她非常看重这个断言，重复了一遍。
“我哭了”
广岛原子弹爆炸，我是同情的。我哭了。“有人问我：‘他们不就是日本人吗？’”什么意思呢？日本人就该这样被毁灭。那种毁灭像对待狗一样，不是对人。“我对日本人说，我恨你们。但是战争中留在日本的是妈妈和孩子。”一个国家男人都出去打仗，留下的是妇女和孩子，说好不炸建筑的，受害的总是妇女和孩子。我说现在没有打伊拉克也存在这个问题。911是民主融化的温度。她认为“你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是一样的”。她的神情引起的是天然本能的严肃交互意见。
这让我想起当代哲学家汉斯·约纳斯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是十几岁的少年。拉丁语教师开始上课时总是问：“战场上有什么新闻？”如果说一艘英国运兵船被击沉，老师说真是一个好消息，希望有许多英国船被击沉。约纳斯想也没有想就要求发言。他问老师：“真应该如此希望吗？”老师不知所措地看了他好一会，然后说：“你的意思是这不是基督徒所应为？”约纳斯的回答是：“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人所应为。”
她的流泪可能比仇恨指责更能打动顽石。为敌人的妇孺流泪是真心人。这心何其强韧率真？日本人可听到她的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