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
1，妙龄美女振聋发聩
吕碧城（1883——1943年）的父亲是光绪三年进士，当过山西学政，母亲也工诗擅文。她十二岁时父亲去世，族人争夺家产，母亲和四个女儿饱受欺凌。姐姐吕美荪的诗描绘过孤儿寡母当时的凄惨：“覆巢毁卵去乡里，相携痛哭长河滨。途穷日暮空踟蹰，朔风谁怜吹葛巾。”后来，母亲带她投靠在塘沽任盐课司大使的舅舅。假如父亲得享天年，吕碧城自会有另一番经历。但失去父亲庇护的坎坷、不幸，却未能消磨她的惊世才华。当然，那些过早品尝的忧愤、愁郁、世态炎凉，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她的性格。
吕碧城传世的照片不算少，最流行的那几幅，打扮得相当张扬：在纽约那张，她身穿无袖袒胸裙衫，肩和上臂饰以薄纱，通体有浓密的孔雀羽花纹。脑后夸张地横插着三根一尺多长的彩色长翎，很神气很不羁。
还有几张全身、半身像，是1929年5月出席国际保护动物协会维也纳大会时的留影。她足蹬半高跟皮鞋，那件华丽大氅的颈下、胸前，铺满繁盛的花朵，还织绣了两只拖着长羽毛的孔雀，左右对称，从双肩一直延伸到膝盖。其中有一张，她的额上戴着珍珠抹额，造型很像王冠。另一张，头上又插着那三根彩翎。看来，吕碧城似乎很喜欢这种欲飞欲舞的另类、艳丽造型。
当然，更多的时候，她身着精致华贵的西式裙装，端凝、矜持，还带一丝冷艳。她生得眉目清朗，有花繁月圆的饱满，更有气定神闲的笃定。看她的照片和经历，不免感慨，这个活跃于清末和民国早、中期的女子，在她的时代，绝对惊世骇俗，堪称时尚达人。
吕碧城在《予之宗教观》里回忆，自己走上自立之路且有一番作为，全赖舅舅“一骂之功”：有一天，舅舅官署的方秘书夫人要赴天津，塘沽离天津很近，她欲与方太太同行，去探访女学。临行时却被舅舅责骂阻止。一气之下，吕碧城决计脱离舅舅家。第二天她逃出去登上火车，遇到佛照楼旅馆的店主太太，被后者带往天津。她跑得匆忙，既无旅费也无行装，贸然离家，才晓得自己是“年幼气盛，铤而走险”。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她听说方秘书夫人寓居《大公报》报馆，遂写信给方夫人“畅诉”兼求助。这封信恰好被《大公报》总理英敛之看到，他对吕碧城的文采、志向大为赞赏，遂赶到客栈，邀她到报馆与方夫人同住，随即聘吕碧城为《大公报》编辑。英氏夫妇此前就认识吕碧城的二姐吕美荪，他们与吕碧城会面，相谈甚欢。
英敛之1902年创办《大公报》，宣扬维新变法，上世纪20年代又创立辅仁大学，他是英若诚的祖父、英达的曾祖父。吕碧城与英敛之相会于1904年5月上旬，5月10日，她的一阕《满江红·感怀》便发表于《大公报》。她慷慨高歌女权，叹息妇女从古至今“蛙居井底”的羁绊、郁闷，长抒“一腔热血无从洒”的愤激，词风飘洒劲健，很有点横空出世的意味。英敛之借夫人“洁清女史”之名写有跋语，称与吕碧城交谈，感觉她“思想极新，志趣颇壮，”急欲力挽颓风，有淋漓慷慨之致，不像寻常闺秀只晓得吟风弄月，堪称女中豪杰。如此眼界与才华，“裙钗伴中得未曾有。”
接着，《大公报》紧锣密鼓地发表吕碧城的诗文：《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于1904年5月20和21日分两次刊出；《敬告中国女同胞》刊于5月24日；引起强烈反响的《远征赋》则于5月31日发表，稍后再刊于《笑林报》；6月中旬，《大公报》又推出她的《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和《教育为立国之本》。其间，她还发表《舟过渤海口占》以及与铁花馆主等人的唱和之作。频繁在报上露面。
吕碧城显然熟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其《教育为立国之本》开篇就说：“今日之世界，竞争之世界也。物相竞争，优胜劣败。”随即强调，中国之落后，败在“愚弱”，而强国富民的根本是启民智、兴女权，即振兴教育，尤其是大力兴办从前被忽略的女子教育。她出言铿锵、锋利，热切地为几千年来居于“卑屈凌辱”地位的女子争取平等、自由和受教育的天赋人权。吕碧城指出：所谓才女命苦，实为谬论。女子多才，不仅有益于男子、家庭，也是国家之幸：“每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又谓女子多才命必苦。此等谬论不知创自何人？殊不知，得一多才学之女人，实为男子之幸福，有百益无一损。惟望男子者，兴女学，复女权，共拯救国家之危局，为女子者，知自惭，求自立，勿甘受蛮野之强权。此固女子之幸，实也男子之幸，不但一家之幸，实为一国之幸也。”
这些振聋发聩之声，由一妙龄美女发出，无疑极具轰动效应。初我的《女子世界文苑谈片》说，吕碧城“欲以忧郁之音，唤起国民魂，重造新世界”，“以沉郁恳挚之情，发其激昂之声。”甚至，还有评论者将吕氏姊妹的出现跟国运挂起钩来：“老大帝国中，乃有此绝代文明之尤物，其国运由陵夷（衰落）而兴盛之征欤？”
吕碧城在《大公报》高调亮相后，京津两地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每日与她诗词唱和的贵绅名宿，让人应接不暇。那是上世纪初，绝大多数闺秀还羞怯、封闭、寂寞地困守绣阁深院，这个不满21岁、有清贵家世的奇女子，文采斐然，风度超群，见识新潮，更兼有醒目的美貌，如此落落大方地跟一帮男性知识精英交往，棋逢对手，从容酬唱，当然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了。罗刹庵主人夸她：“不学胭脂凝靓装，一枝彤管挟风霜。”铁花馆主则“佩其才识明通，志气英敏。”
吕碧城高歌女权，提倡西学，名噪一时，在京津两地知名度甚高，还使得秋瑾跟她有过一段交往——
1904年6月11日清晨，吕碧城睡意朦胧，睁开眼睛，突然瞥见一双官式皂靴，踩在地上，她霎时吓得清醒了——自己的闺房，昨夜竟然有男子潜入？再定睛一看，秋女士正在用床头的梳妆盒，往鼻子上敷粉呢。
《大公报》总理英敛之继吕碧城之后，很快就知道另有一位女子，同样胸怀高远。英敛之日记记载：友人从北京来，说有位嫁给王部郎的秋氏女子，也号碧城。没过多久，秋碧城果然与丈夫王子芳等一道来了天津，那时她即将赴日留学。北京很多人读了吕碧城的文章，误以为是秋瑾写的，她因此专程来天津拜访吕碧城。差役高举着她的名片，以不同寻常的口气通报：“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那时秋瑾着男装而仍梳发髻，吕碧城但觉她“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类”。两人相见甚欢，当晚同榻而宿。
秋瑾与吕碧城、英敛之夫人等一道访友、购物，6月13日返京。她认为吕碧城已名声大著，自己理当避让，遂慨然取消“碧城”之号。吕碧城还记得，当时她的名片上是“秋闺瑾”三字。秋瑾字璇卿，原名秋闺瑾，去日本后改为秋瑾。那个极端女性化的“闺”字，她早晚是要删去的。改号“竞雄”，则非常直观地表达了秋瑾意欲争锋男性世界的壮心。
吕碧城与秋瑾同样提倡女权，志趣接近，秋瑾曾邀约吕碧城与自己“同渡扶，为革命运动”。吕碧城认为自己“持世界主义，虽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她向秋瑾承诺，可以承担宣传女权等方面文字工作。后来，吕碧城确实在秋瑾主办的《中国女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文章，此后还写有《论某督札幼稚园公文》等，刊于《女子世界》。
后来秋瑾遇难，吕碧城用英文写过《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纽约等地的报纸上，差点因此罹祸。辛亥革命后，吕碧城曾去杭州西泠的秋瑾墓拜祭，写有《西泠过秋女侠祠次寒云韵》：“负廓有山皆见寺，绕堤无水不生莲……尘功未销惭后死，俊游愁过墓门前。”怅然于故人早逝，对秋瑾深切怀恋。此为后话。
当时，英敛之不仅竭力揄扬吕碧城，还将她引荐给严复、严修（直隶学务处总办）、傅增湘等各界名流耆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委任傅增湘和吕碧城筹办女学，拨款千元为开办经费，当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也答允每月拨款匡助。1904年11月，北洋女子公学（后扩建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正式开学，参与学校筹办的吕氏三姊妹都担任了教习，吕碧城为总教习，两年后还担任学堂的监督（校长），她被誉为“北洋女学界的哥伦布”，名满京津。吕碧城在1911年《〈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中写道：“北洋女子公学创办于光绪甲辰孟冬。其时京津一带虽有私家女塾二三处，而官立公立者，实以此校为嚆矢（即开端）焉。”该校也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公办女学堂。
1906年正月下旬至二月上旬，掌教北洋女子公学一年多的吕碧城，在《大公报》连续发表长文《兴女学议》，详细阐释其办学思路，从法律、管理、教师选聘，到德智体等各方面课程的设置，面面俱到。吕碧城意识到，妇女地位低下，跟她们缺乏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女子无法独立谋生，仰仗他人生活，因而一生之苦乐，都只能取决于丈夫的好恶。所以，女子教育应该对学生授以工艺、实业等内容，使女子可以不再仰人鼻息，“自养斯自立矣”，“必能自养而后能自立，能自立而后能讲立身之道。”她期望女学生们将来不依赖他人，独立自主，以“造成完全之人格”。对学校的环境、卫生、饮食，包括桌椅高低等细节，吕碧城也自有考虑。从前她并无办学经验，涉足教育时间虽不长，已俨然行家里手，的确有过人天赋。
北洋女子公学（后改为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河北女子师范学校）是中国现代女子教育最早的摇篮之一。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等许多出色的女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都曾先后在此受过教育，有的还听过吕碧城授课。
2，引领时尚孤高傲世
辛亥革命后，北洋女子公学停办，吕碧城离职，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秘书（一说任公府咨议），她1915年辞职，此后不再涉足政界。当年办学于天津时，她就被袁世凯延请为家庭教师，教授袁家女眷。所以，她与袁世凯次子、“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很早就有唱和，过从密切，袁克文对吕碧城的词评价甚高。尽管他比吕碧城小六岁，他俩的关系，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吕碧城离开政界后在上海经商。她说自己并未从家庭继承遗产：“于家庭锱铢未取；父母遗产且完全奉让（予无兄弟，诸姐已嫁，予应承受遗产），可无告罪于亲属矣。”她还说：“余素习奢华，挥金甚巨，皆所自储，盖略谙陶朱之学也。”吕碧城经商收益丰厚，无疑跟她活跃京津时在社会上层积累的宽泛人脉和旺盛人气密切相关，她只说是“略谙陶朱之学”，显然太过轻描淡写。
吕碧城在上海静安寺路自建的小洋楼陈设华丽，生活方式新派，旅游、跳交谊舞、穿西式裙装、学习英文……在民国初年相当引领风尚。她的各种消费，手笔也很大：几次游历欧美，在纽约长期入住豪华酒店，因衣着考究、气度雍容，出入当地上流社会，被人认作东方公主。她也乐善好施，1920年出国留学前，曾捐十万元巨款给红十字会，到了海外也连续捐款。抗战中她多次挥资赈灾，也常捐款保护环境或放生。著名诗人、吕父的进士同年樊增祥夸赞她：“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千金不措意（留意，着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
吕碧城只身行走江湖，居然风生水起，取决于一出道就被当时的知识精英接纳、推举的幸运处境；此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她突破藩篱、我行我素的叛逆性格。她在《敬告中国女同胞》中曾写道：“吾常语人曰：无论古圣大贤之所说，苟其不合乎公理，不洽乎人情，吾不敢屈从之。”
著名诗人易顺鼎誉吕碧城为“香闺奇才”，他的赠诗说她“花落花开等闲耳，神州无恙姿芳游。”“往返人间何所似，仙家风度本清狂。”她的“仙家”风度，也包括为人处世的恣意任性、放逸不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