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不问来处，我们就谈这一刻……一个可以用另外一种活法来活的“当下”
《青年作家》：其实画画或者写作，可能是两个方面的同时呈现，一个是直观感受，另一个是对这种直观感受的观察？它们是否指向了宗教或者哲学？
叶永青：任何这样的尝试最终还是指向宗教性的或哲学性的。这两年我经常有时间就回到大理，不小心身边就会遇到不少诗人或者别的艺术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交集，但大都是只谈风月不问来处的，不知道你是写诗的，他是拍电影的，谁谁谁是唱歌的、画画的，（开始）没有这样的交集。但是这些很惬意的交往玩耍能带出每个人的不同背景。你能感觉到所有这些人后面有一个相通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关乎于信仰，能超越的精神性的东西。它在不同场所所呈现出来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场所不能没有精神性，就是你说的宗教或者哲学性的东西，它又超越了每个人的作品和表达。比如有个人他今天写了一首歌，感动了我，我也许没有听过这个人，但他的精神气质我是可以感受到的。这个时代会把你推到这些关口和这样一些场合里面，它不能被替代。几个星期以前我还来成都看过肖全的一个展览，他拍的那些照片差不多都是二十年前的，你能明确地感受到那样一个精神气场，这些脸啊，这些人的生命都在衰老变化，但是看他拍的作品一下子把你带回到那个时代那样的精神气场里面去，所有这些不同行业的人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如果对这些东西没有体察没有感受你画再多的画写再多的东西（都没有意义），还是你的工作和时代的关联性、针对性（很重要）。这不是你靠判断能够解决的，它是一种知觉。
《青年作家》：我看在大理的那些诗人作家们都很喜欢您，李亚伟也是，他在和您做的对谈里表达的核心意思之一是想找您喝酒。
叶永青：呵呵，我们是酒友。
《青年作家》：那些诗人，还有雷平阳是吧？叶永青：对，平阳，还有宋琳，还有树才，西川、丁当，好多呢，韩东也时不时过去，北岛也去过，住在那儿时间长的就是潘洗尘他们几个，野夫住得长。李亚伟也经常去。
《青年作家》：他们为什么喜欢您呢？
叶永青：轻松嘛，没有负担，有一些共同的……还有就是可能跟我在大理时间比他们长有关系，我某种意义上有一种“在地性”，呵呵呵呵呵。大理每个人去到那种地方，多少都会有滇“嗨”，嗨那个山水，那个天气，这种嗨里面多少有点“不真实”。原来生活的地城市，多少还是有点压抑、受限。在巨大的地方，都会有一种无力感。很多人去到大理有一个幻觉是自己的无力感消失了。于丹说大理使人变小我觉得不对，大理是使人变“大”的地方，人在大理，虚狂被找回来了，野心也找回来了，身上很多跟生命有关的能力都在恢复，他在重新变成一个“走路的人”，一走路就可以把这个小城转一遍——它是一个（主街）两公里的小城，你走路可以去到海边，抬个脚就可以爬上高山。所以人这种“改天换地”的想法又要出现，一定要（生活得）符合自己的想法，就要把“意大利”搬来，把希腊搬来，修一个土耳其的房子……很多奇怪的人或者很疯狂的想法，会在那个地方被植入。就像一个优盘，每个人都想生硬地插在一个乡村的肌体上，这是在大理常见的。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在大理生活的时间长点，我也算是有过这种冲动，但慢慢地这么多年大理的改变使我好像要心平气和一点，我时时告诫自己要把虚狂的东西收捡一下，也经常跟他们分享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我想这种分享够诚恳的话，他们会把我当作朋友，是吧？人生到了这个阶段，都差不多少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有更年轻的七零后八零后，每个人都是带了一身的故事，在这个社会上重新寻找到大理这样一个地方。大理是什么？大理就是一个“坡地”，爬到山顶上，刚刚要下坡的一个坡，视野特别开阔，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走慢一点，甚至可以停下来，坐一坐，看看风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感受，慢慢地会得到很多人的共识，甚至会变成一种常识，被传播出去。你真的看清楚周围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风景是很宝贵的，不是简单的山，不是你在旅游的时候看到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在这个时代飞快地消失，现在我们有幸当一个“旁观者”或者是一个“临终关怀的人”，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在这个环境里我们英雄不问来处，但我们就谈这一刻，这个当下，一个可以用另外一种活法来活的“当下”。这个就是最后你发现你能真正找到的“信仰”，心灵的信仰，这就是超越拿来当一个饭碗的文学或者艺术的东西。
先锋
周恺
未曾远走，已是乡愁
文/余幼幼
周恺
1990年生，职业电台主持，业余写作者，在《天南》《文景》《青年作家》《山花》《作品》等刊物发表十余万字。
去年2月19日，创立3年零10个月的的纯文学杂志《天南》宣布停刊。新浪读书做了一期“话说《天南》”的专题，邀约了十多位《天南》的作者和知名作家、编辑谈论心目中的《天南》。其中有一篇名为《致<；天南>；》的文章，让许多人读后为之感慨唏嘘。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90后小说家：周恺。
《天南》杂志前英文编辑温侯廷在一次访谈中说：“我认为周恺和何袜皮是两个最让中文编辑感到激动的发现。”获得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生代作家来说是何其不易，然而周恺一直在用他的写作证明自己。其作品《异乡煞》荣获香港第五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短篇小说组”二等奖，小说《阴阳人甲乙卷》和《盲无正》已被译为英文……迄今为止，周恺还只是一个写作仅仅三年多的人。
第一次见到周恺是2012年9月，在成都的双流机场。我们一同去参加《天南》杂志在北京举行的“文学新血”年轻作者见面会。那时，我还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仅仅在微博上交流过几句，交流的内容也仅限北京活动的相关事宜。见到周恺，发现他是一个腼腆、羞涩的男生，话不多，但讲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告诉我他大学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目前在乐山一家广播电台工作。抵达北京，《天南》的主编欧宁带我俩与另一位活动邀请的嘉宾孙一圣碰面。当晚我们在三里屯宵夜，啃羊腿，喝意大利小麦啤酒，聊文学。席间，周恺的话逐渐多了起来，表情也越发生动，光顾着讲话，手上的羊腿也没有啃完。他说起自己喜欢的山西的两位乡土作家曹乃谦和吕新，聊到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还有吕新的《阮郎归》，周恺很是激动。他时常从书本中进入别人的故乡，这种进入过程好比还魂，听从一种最贴近地面的召唤，浸入大地，再破土而出。
他享受与土地最亲密的接触，用粗放的形式把人性剖开，所用工具不是锄头，也并非铁锹，而是他洞察世事的目力和对故土的切片式解读。农耕文明孕育下的国家，人群应该是从土地里剥离出来的，这是初始状态和本真的国民精神所在。他反复进入他人或自己的故乡，既是一个当局者，也是一个旁观者。他对故土文化的追寻和解构，也成为其作品中的出彩之处。比如他的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和近作《云安》，故乡和文字的彼此介入，虚实交织，似画似梦，读后又让人如梦方醒，恍然间沉沦，又恍然间欲言又止。
周恺的故乡——乐山，是坐落在岷江边上的一座小城市，依山傍水，世界闻名的乐山大佛就在于此。乐山人的口音相对于四川其他地区尤为奇异，嘉州古音传承下来，让这里的情事说道有了别样的风韵。每次到乐山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找周恺讲故事，听他讲一些新鲜见闻和旧事远景。尤其春日，出了太阳，我们坐在岷江边上嗑瓜子、喝茶，周围全是打牌、搓麻将的人群，在这样嘈杂且充满浓郁市井气息的地方，他便开始了一次传奇故事的讲诉。
周恺很迷恋一种分享的状态，在他眼中，生活就像一部大戏一件一件地展开。有时候他会听长辈讲诉自己的经历，时常感觉他们的经历就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周恺小时候在农村长大，除了听长辈们讲故事，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在他的肚子里装着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写小说的素材。他试图去探索，当时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然后写下来。他说有很多事情，以前听说过，只是后来写作了，再一次听那些人讲起的时候，就会换一个不同的角度。为此，他还到处走访，查阅乐山的地方志，足迹踏遍了乐山周边的小城小县。有时，他骑车到苏稽镇，走路到半边街，饿了就在河边上吃一份跷脚牛肉，再喝一碗滚烫的牛肉汤；或者坐车到罗城住一晚上，他喜欢四处游走，游走的过程也是一种收集人生的过程，这些人生也许不是自己的，却和自己的生命一样拥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别人帮他体验了他不曾历经的境遇和生活，他怀着感恩与敬畏将故事写下来。他斟字酌句、精益求精，很多时候，一天最多只写五百字。
2013年的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要出书了，且是全国一家知名的图书出版公司，我很替他高兴。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作品能结集成书，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但过了几个月，他又告诉我书不出了。我很惊讶，问怎么回事，他说终审的时候要被删掉一些篇目，他不同意，协调过后也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就决定不出这本书了。他对自己作品执着而珍视的程度，超乎了我的想象，为了保全作品的完整性，他放弃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大好机会。他思想中的干净、纯粹、执拗与他对于写作的追求捆绑在一起，致使他的作品从来都是深厚稳重、华而不浮。他说这一切也和他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有关，同时也是他大学毕业，就从成都回到了乐山的原因。他习惯于一种小而慢的节奏，也习惯于落地和生长的承载之所。这里更靠近他生活过的农村，他喜欢直接、不复杂的东西，农村给他一种原始且朴拙的感受，城市太跳跃躁动，各种高速运转的事物交错，让他感觉迷乱、不清晰，甚至厌恶。他不喜欢大城市，也不喜欢城市中的人，他说城市人相互隔离，缺少起码的人情味。当他进入到接近儿时生活状态的空间时，才会完全地放松和舒展。
冉云飞在《尖锐的秋天：里尔克》一书中写过：“现代城市里的人几乎是没有故乡的，一座大得连街道名字都难以知晓的城市，一座能容纳无数但大多数没有干系的人、能吞吐成千上万吨垃圾却无处倾诉与寄托情感的大都市，到底是谁的故乡，只有天知道。”周恺将自己的生活，有意避开城市化进程中衍生出的畸形产物，他回归故乡，同时又客居故乡。他是故乡的一份，也是带着渴求和欲望的陌生人，每一次进入都是新鲜而动人的，他内心的故乡从地理走向了文字，也从身边走向了思念。
迷恋乡土不如说对乡土更熟悉
《青年作家》：看了你一些作品，作为一个90后，又置身于充斥着各种新鲜事物的世界中，为什么会如此迷恋乡土文化？
周恺：没有，好多90后是农村长大的。
《青年作家》：这么说，你也是农村长大的？周恺：是啊，与其说迷恋不如说对乡土更熟悉。它是一个选择上的问题，比如我现在在写城市背景的小说，感到不如写乡土那么顺利。当然要说在写作上为什么选择乡土，是因为最初读到的作品是这个体裁的，这决定了你今后的路子。
《青年作家》：你熟悉的乡土是什么样的呢？最早读的是哪些作品？
周恺：纯文学方面，最早读的作品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农村里包含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恰巧能构成文学作品中的戏剧冲突，比如顺从与反叛，我们思维里愚昧的是农民，守旧是农民，然而很多朝代的更迭又起于农民暴动，这是一对矛盾，另外对情爱的看法也很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