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烂事全部抖开，一家人炸了锅。每个人都要发言，每个人都要受到责怪，每个人都一肚子怨气想责备别人，其结果是家庭大混战，我骂老公，老公骂儿子，儿子凶我爸，我爸凶我妈，我妈怨我……我妈感到委屈：厂家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要求他们知错改过给个说法，我有什么错？我老公也委屈：辛辛苦苦在基层卧薪八年，好不容易有了扶正的希望，却在这节骨眼上被叫了停，这事没处理好，别说镇长没指望，副镇长的位子恐怕都坐不稳，我做错了什么要受这种气？我儿子更是委屈：最疼我的外婆让人欺负了，你们大人袖手旁观不说，还怪我声援外婆，我爸爸无故被人踢回家，我支持他告政府我错了吗，明明是厂家做错了事明明是县长书记做错了事，你们不去对付他们，反而跑来找我的麻烦？我爸也觉得委屈：面条不是我买的，上访不是我做的，买房的纪客户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可老婆子怪我没支持，外孙怪我没出工没出力，女儿女婿怪我没阻止，我做错了什么，我怎么就里外不是人？
一家人谁都委屈，谁都愤怒。
我疲惫地靠在沙发上，我就不委屈吗？我明明合法经营，对家对客户尽心尽力，却家里家外两头焦，完全成了风箱里面奔命的老鼠，我做错了什么要受这种罪？我那个从社会主义大工厂里走出来的妈妈，她要讨个说法要制止厂家出售质量不合格的面条，她确实没错，我也说不清是哪里出了问题让她无路可走。我那成天关在小屋里研究新世界与星球的新人类儿子，他混乱的精神世界里却有着对人对世界最为基本的判断，对公平与正义还心存着敬畏，我能说他错了吗？如果说他没错，那他提出的命题我又要怎么解答？他可以不顾眼前利益与现实，一心向着遥远的未来，我做不到。我只知道我们要生活，生活是什么，就是眼前的柴米油盐，就是那篇报道，就是这个该终止的上访。还有我那个兢兢业业的老公，我能说他错了吗？他恪尽职守，家都顾不上，却莫名其妙地被停了职，他能怎样，他该怎样，能如儿子的说法谁叫你回家你告谁去吗，这个有法可依又是最为正确的方法最为直观的路他能走吗？他能走得通吗？我糊涂了，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难道在三角形ABC里，要从B点走到A点，真的还隐藏着一条BA和BCA以外的神秘的第三种解法？
我闭上眼睛，虚弱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大家能不吵一回吗？关在门里大吵，外面的问题就能够解决了吗？
接下来两天，我妈既没坚持去上访，也没说准备算了，但我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地过去，一个人活了几十年认定的理，能说放弃就放弃？至少心里那一坎也过不去。儿子也必定会坚定地支持他的外婆，归根到底，有知识没知识他都秉承了她的血统。我老公继续留在家里，前后左右跟着我妈，一方面是补偿一方面是防范，利用间隙帮我打电话找找人问问办法。他回来的第二天，镇书记打电话让他守在家里，直到文化节过去。我也没去店里，陈记者发短信说稿件过审了，下周见报，我得把报道之后的事好好想一想。
我给纪姐打了一个电话，约她去茶楼喝茶。就算是挨了刀的鸭子，我也要最后扑腾几下。
她说，我不喜欢喝茶，有事你直接说。
我说，纪姐，今天我用最诚恳的态度也是最后一次跟你谈论这件事，请你耐心听完，因为我想这对你很重要。不管小苏之前跟你说过什么，我想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当时买房的真实意图，还有合同和欠条都是你的亲笔签名，这两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我这么说不是想和你扯事实，我要说的是，你想知道这个报道一出来我们会怎么做吗？最大的可能是我去法院告你和报社，因为户口相关国家政策，移户口是行政行为，根本不是房屋中介的义务和服务范围。但这个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你这一单的服务会就此终止，你知道现在很多银行都把按揭停了，没停的也压着不批，我们也是凭着多年苦心经营的良好关系才能办下来，没我们，我可以说你根本办不了按揭。那么你想过按揭办不下来的后果吗？请你再仔细看看合同，上面明确写着：产权证过户当天必须马上提交给银行办理按揭，如不能办理，乙方必须在七天内用现金方式支付全部余款。乙方没如期交付房款，按所欠款项总额支付每天千分之五的违约金，甲方也可以拒绝交付房子或者……其他就不用说了，纪姐你是聪明人，一定懂得这里面的利害关系。
纪姐说，你敢，你们是不是不想做了？
我说，事实上不是我们不想好好做，而是你不让我们好好做。报道一出来，我们这家中介就完了，我还怕你威胁不成。我想清了，这事对我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大不了拉个合伙人重新注册一个名字就可以了。但话又说回来，买房是件愉快的事，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合作愉快，难道你非得两败俱伤不可？这样吧，我提个建议供你参考一下，如果你让报社不报道这事，我不仅免除你所欠的中介费余款，并且保证给你办好按揭。
我挑开帘子直言，对于钱从来不必绕什么BCA，不需要用第二种解法，不管对方有没有知识。
纪姐沉吟了一下，说，我试试吧。
半小时后，纪姐打过来说，报社说不关我们的事，报道新闻事件是他们的责任和权利。
我说，哪个记者说的？黄记者？
她说，是。
我说，你不是认识主编吗，让他压啊。
她吞吞吐吐，主编说这事已经跟上面汇报过了。
那好吧，既然路已经走绝了，我想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说了，还是各自去准备后事吧。我把电话狠狠甩在沙发角，不顾餐桌边几个人惊讶的表情，黑着脸出了门。
纪姐这单不干了，其他客户总还得给人家办好。人就这样，有选择可能性的时候，会焦灼会不安，一旦没得选择，即使是最坏的结果，反有一份悲凉的释怀与轻松。套用一句网络热言，生活就是一场强奸，不能反抗的话，就享受吧。接下来两天，我不再去想报道的事，把全部精力用在处理手头的客户身上，尽量把后续服务做好，甚至比以前做得更好。
文化节前一天下午，我在店里意外接到陈记者电话，他告诉我稿件撤了。
你说什么，稿件怎么了？我机械地问，没能领会他的意思。
稿件撤了，事情过去了。陈记者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怎么可能？
你真不知道？陈记者说，上星期到政府大院前静坐的白芒妹老太太是你妈吧？
我说是啊，没反应过来陈记者话里的意思。
他说，老人家昨天又去了。
啊。我麻木。
他说，这次她一个人去找信访局长，告诉他这个报道的事，说如果今天不把稿件撤了，她明天一定到广场上去。文化节过后她告定了，两件事一起告，从省城告到北京去。
我妈她……我的心里有不合时宜的酸楚。
你妈她真是个可爱的老太太，不是吗？陈记者接过话，好了，这件事总算了结了，祝你好运。
冬日的阳光从南窗洒进来，落在桌上那个镶着儿子近照的镜框上，旁边那张画着三角形的纸上用红笔画着许多个小圆点和许多条线，我曾在那绞尽脑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神秘的第四条线。我发现陈记者说得非常对，我妈是个可爱的老太太，对于一加一这样的等式她永远只有等于二这一种解法，坚定不移，永远不去想它会不会等于三或者零。当然，今天这样的解法只有我那个新人类儿子想得出，可不知道为什么，儿子那张开始变得懂事、圆通和有力量的脸，一方面让我幸福宽心，另一方面却令我冷汗涔涔。
意外的收获是，因祸得福，我老公受到上级注意，提升一级调回原单位。这件事的第三种解法是，一加一等于一。
模范爱情
宋尾
[作者简介]宋尾，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北天门人，现居重庆；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里去》。
胜利二路这天早上来了一只灰喜鹊，落在门口那棵老楝树上，撅起屁股屙了一粒屎，跟着就在屋前屋后来回打旋。
“怪吔，死鸦雀子喳得人心里犯昏，该不是有事哟。”婆婆眯起眼说，“伢儿呀，你到街头帮我觑一眼嘛。”
我翻了个白眼，从台阶上跳下，往相反方向走了，惹得她踮起小脚追过来一通臭骂，“拴钉子的！喊都喊不动，懒得抽筋……”
其实我在前面巷子拐了个弯，就从前街绕回去了。
在面馆门口，一行人闹闹喳喳走过来。
四五个人陪着一个女的进到我们这条巷子。这个女的胖墩胖墩的，戴一副墨镜，背上挂着一个帆布包，土黄色，米袋子形状。我紧跟那个奇怪的背囊，长长的，瘪瘪的，挂在宽厚的背上，就像被抽了气一样。
几个街坊们伸出狐疑的脑壳，“么来头？”我当然晓得他们是干什么的。这女的手里提的那个黑黝黝的笨重家伙我认得，是一个相机。
前面带路的是那个奔头，这显然是街口牛师傅的手艺。不管你是哪个，只要钻进他的理发店，出来不是锅铲，就是奔头，当然，秃子除外。这个男的比她更胖，两个人并排走在前面，路顿时就窄了好多。
选才叔远远就迎出来，跟以前一样，都是安排好的。
我没看到柳姨，她肯定躲起来了。
她没跟街坊抱怨过，但连方脑壳都晓得她怕记者，看到记者就腿软。
说实话，那些报道，每篇我都看了，同样的一件事儿，翻来覆去地说，除了署名不同。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喜欢干这种无聊事。
那天，海棠麻子站在街当中说：“他们就是要把一根甜甘蔗嚼成渣滓，然后再吐出来。”他“咔咔”从嗓子里扯了一声，一口浓痰射在地上，打了几道滚，裹在一团黑灰当中，静止了。“就像这样。”
“但这也要你情我愿呀。”海棠总爱对任何事儿作出评价，他擅长这个，“不是说你有家伙就一定是嫖客的。”
他把选才叔对记者的殷勤形容为“婊子相”。
“你看他装，口口声声跟我们说几烦几烦哟，其实心里不晓得几欢喜。你把他拖到花鼓剧团开会表扬，底下挤翻天就百把人，记者写一回，就等于当着全国人民表扬了他一回。”海棠吔着眼，“他能不欢喜？”
话说回来，海棠跟选才叔一直搞不好。
选才叔将这行人迎回屋。花茶早就泡好了，浓郁的茉莉花香熏得我鼻孔发痒。
这条街上都喝白开水，就他用这个。我向他讨，他就摆手，“剐油的。”我心里说：“剐你个雀雀。”
女记者把蓝花玻璃杯搁到一边，问：“女主人呢？”
“她——在后屋。”他嘴唇努了一下，“有点小恙。”
你看，他说话硬是跟别人有那么点不一样。难怪海棠总说，“个婊子！像是从屁眼里嘣出来的。”
“哦，不方便是吧。”她有点遗憾地卸下那个夸张的背囊，在里面掏出一个本本，又摸出一支黑色的签字笔。
选才叔很老练地问道：“开始吗？”
她愣了一下，“开始吧。”
他们一问一答时，我就走开了。
这个故事，我的耳朵已经听起茧了。关键是，他讲故事总是那么干巴巴、硬梆梆的，一点不像花鼓剧团旁边说书的瞎子九爹，屁大个事，都能说得平地起雷，嘴上还滋巴滋巴的。选才叔一点也不好耍。
就是隔了三条街，我也知道他们怎么说。
女记者：“您家说一下，当年是怎么救您爱人的？”
选才叔总是这样，表情严肃，盯着天花板，想一想，再清咳两声，这才开始了：“是这样，那天，我下了晚班……”
这故事对我毫无吸引力，我倒是对柳姨一家的——也就是选才叔从没跟记者提到的挖宝传说十分着魔。
柳家以前是土财主，城关北面都是他家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被镇压后，他儿子，也就是柳眉她爹搬到这里，靠赶马车谋生。都以为柳家再也翻不起浪了，但隔了三十年，他家又阔起来了。新盖了三间四层的楼房，堂屋里还牵了一部电话，电话呐！
“赶马车可不可能赚这么些钱？”海棠很神秘地告诉我们，“我听说，柳老头是‘马车队’的。”
“马车队”是一支在民间极为著名的夜行队，总是半夜出没，沿途洗劫财物，但从不劫色。至于为什么，人人都有一种说法，但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就像夜行队本身，谁都听说过，但谁也没见过。
婆婆对此嗤之以鼻。她说土改之前，柳家就把地全卖光了，换成金银首饰，装进坛子埋起来了。“这不就起出来啦？”
于是，柳家才有钱盖这条街最高的楼，把大儿子送去北京读警校，小儿子送到汉口读财校，都是靠那些钱。家里就留了一个女儿。
更气的是，婆婆说土改时我家的老宅院也捐了，“有长途车站那么大”。但这块地才换了一块梅花牌怀表。“卖了50块钱，买了这块地。”
有段时间，我随身带一把小铲子，沿着房基挖，但收效甚微，除了几块碎碗片和残破的土坛盖，什么都没刨到。这应当归咎于我爷爷，他总得埋点什么呀。
我嚼着冰棍儿回来，他们还在继续，堂屋里照常打着拥堂，好几杆大烟枪在那对着吹火。
“这些我都知道了。”女记者突然打断他，用手势比划着，“能讲讲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吗？”
“什么？”选才叔的样子很错愕。因为从没人直接问他这些。
“我的意思是，你爱她吗？”女记者很干脆。
“国际玩笑！”他脸膛涨得通红，“不……喜欢，能过到一块吗？”
选才叔是不可能讲出那个“爱”字的。我们这条街上没人用过这个词，不然被海棠晓得了，又该骂他“屁眼虫”了。
“那您家可以告诉我，爱她什么呢？毕竟……”又一句半截子话，我被吸引了。
“这个、这个。”他抠了抠脑壳，很费力地说，“条件好，年轻，对我，也蛮好啊。”
女记者眉头皱了一下。显然她对这个回答不算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