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
一九三三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到文科楼外的阅报栏去看报。那时我住在临湖的六楼，是个刚从辅仁英文系转到燕京新闻系的三年级生。报栏设在楼前，有两架：一边张贴着北平的《华北日报》和《晨报》，另一边是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忽然，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版尽底下一栏，看到《蚕》和我的名字。那是前不久我寄给沈从文先生请他指教的，当时是准备经他指点以后再说的——倘若可以刊用，也得重抄一遍。如今，就这么登了出来，我自是喜出望外。尽管那是把五千字的东西硬塞进三四千字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排字工人把铅条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挤成黑压压一片。其实，两年前当熊佛西编《晨报》副刊时，他也登过我的一些短文，记得有一篇是谈爱尔兰小剧院运动的。然而这毕竟是自己的创作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心里的滋味和感觉仿佛都很异样。
然而还有更令我兴奋的事等在后面呢！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
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
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重了，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她比一个健康人精力还旺盛，还健谈。
那以后，我们还常在朱光潜先生家举行的“读诗会”上见面。我也跟着大家称她做“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她十分关心创作。当时南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并且对文章常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一次我记得她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于是，在“读诗会”的一角，他们抬起杠来。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个月我都到北平来，再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副刊》支持者们的意见。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
一九三六年我调到上海，同时编沪津两地的《文艺副刊》。那是我一生从事文艺编辑工作最紧张、最兴奋，也是最热闹的一年。那时，我三天两头地利用《答辞》栏同副刊的作者和读者交谈。为了使版面活跃，还不断开辟各种“专栏”。我干得尤其起劲的，是从理论到实践去推广书评。什么好作品一问世，无论是《日出》还是《宝马》，我都先在刊物上组织笔谈，然后再请作者写创作那部作品的经验——通常一登就是整版。我搞的那些尝试，徽因都热烈支持，并且积极参加。
那一年，我借《大公报》创刊十周年纪念的机会，除了举办文艺奖金（活动），还想从《文艺副刊》已刊的作品中，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谁来编？只有徽因最适当，因为从副刊创办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认真仔细。我写信去邀请，她马上慨然答应了，并且很快就把选目寄到上海。她一共选了三十篇小说，有的当时已是全国闻名的作家了，如蹇先艾、沙汀、老舍、李健吾、张天翼、凌叔华；有的如宋翰迟、杨宝琴、程万孚、隽闻、威深等，当时并不大为人所知。
她还为这本选集写了一篇“题记”，其中她指责有些作家“撇开自己熟识的生活不写……因而显露出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真纯”。她号召作家们应“更有个性、更真诚地来刻画这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她还强调作品最主要的是诚实，她认为诚实比题材新鲜、结构完整和文字的流丽更为重要。
记得一九三六年她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荐我的《矮檐》时，曾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谈这个“诚实”问题。可惜所有她的信都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化为灰烬了。这里我只借用她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从北平写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一封信：
对，我了解你对工作的态度，我也正是那样工作，虽然有时和你不尽相同。每当一个作品纯粹是我对生活的热爱的产物时，我就会写得最好。它必须是从我的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喜还是悲。必得是由于我迫切需要表现它才写的，是我所发觉或熟知的，要么是我经过思考才了解到的。而我又十分认真、诚恳地想把它传达给旁人的。对我来说，“读者”并不是“公众”，而是比戚友更能了解我，和我更具有同感的；他们很渴望听我的诉说，并且在听了之后，会喜，会悲。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辛欣的小说看，家务同妇女的事业心之间的矛盾，似乎是永恒的。在同一封信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女作家林徽因也正因此而苦恼着：
每当我做些家务活儿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并且一路上在咒诅我干着的活儿——然而我又很喜欢干这种家务，有时还干得格外出色。反之，每当我在认真写着点什么或从事这一类工作，同时意识到我在怠慢了家务，我就一点也不感到不安。老实说，我倒挺快活，觉得我很明智，觉得我是在做着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只有当孩子们生了病或减轻了体重时，我才难过起来。有时午夜扪心自问，又觉得对他们不公道。
“七七”事变那天，当日本军人在卢沟桥全面发动侵略战争时，这对夫妇正在山西五台山一座古庙里工作着哪！徽因谈起来非常得意，因为那天是她从一座古寺的罩满灰尘和蜘网的梁上，发现了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老木结构的建造年月。
亲爱的北平践踏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了。思成和徽因当然绝不肯留在沦陷区。像当时北平的许许多多教授学者一样，他们也逃出敌占区。
一九三七年深秋，我们见过一面，在武汉还是长沙，现在记不清了。当时我正在失业，准备随杨振声师和沈先生先去大西南后方。那时同住在一起的，记得还有丁西林、朱自清和赵太侔三位先辈。后来买到了汽车票，我们就经益阳去了沅陵。
我们去湘西后不久，长沙就开始被炸。那时，徽因同思成正好在那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她在致费正清夫妇的信中写道：
昨天是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我们住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炸了。炸弹就落在离我们住所的大门约十五码的地方。我们临时租了三间房。轰炸时，我妈妈、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还在床上生着病。我们对于会被炸，毫无准备，事先也完全没发任何警报。
谁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没被炸个血肉横飞的。当我们听到落在附近的两颗炸弹的巨响时，我同思成就本能地各抱起一个孩子，赶紧奔向楼梯。随后，我们住的那幢房子就被炸得粉碎。还没走到底层，我就随着弹声摔下楼梯，怀里还抱着小弟。居然没受伤！这时，房子开始坍塌，长沙的大门、板壁甚至天花板上都嵌有玻璃，碎片向我们身上坠落。我们赶紧冲出旁门——幸而院墙没倒塌。我们逃到街上，这时四处黑烟弥漫。
当我们正扑向清华、北大、南开三家大学合挖的临时防空壕时，空中又投下一颗炸弹。我们停下了脚步，心想，这回准跑不掉了。我们宁愿一家人在一起经历这场悲剧，也不能走单了。这颗炸弹落在我们正跑着的巷子尽头，但并没爆炸。我们就从碎玻璃碴儿里把所有的衣物（如今已剩不下几件了）刨了出来，目前正东一处西一处地在朋友们家里借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