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写在《吴佩孚将军传》之后，是民国三十年[1]双十节脱稿的。我为什么要写这两部谈掌故的书呢，说起来有一段苦痛的回忆：当我还是涂鸦少年的时候，喜在报纸上发表作品，从小说写起，一直写到评论，觉得所要说的话很多，而所受的限制很严，所能发表的范围很窄。那时上海有租界，是军阀势力所不及，言论较自由的地方；后来我改变方针，替上海报写通信稿，我所要说的话，在地方报不能发表的，在上海报能尽量地登载出来，那时我像发现新大陆一般愉快。
我在故乡长沙，用尽可能的方法逃避当地的邮件检查（或托人带信来沪，或利用日本邮便局，或用军事机关信封而以报馆私人为收件人，或用英文而以洋商名义发信），平均每日发一函，每函长约二千字。倘有一天不写，心里头就难过得像放弃了一天的责任一样。如此经过七八年之久，上海也不复为新闻自由的理想天地了，我移转方向，改以天津报为目标。
二十五年搬到上海来，我感到言论不自由真是新闻记者精神上的枷锁，这枷锁一日不解除，则一切自由均无从谈起。我不能摆脱新闻记者不做，又不肯强作违心之论，以投时贤之所好；在穷则变变则通之原则下，乃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不谈本国政治，专写国际问题。我以为这该可以任情发挥了，但是天下事真难说，你谈某些问题，有人会怀疑你影射本国的某某问题，同时“闲话皇帝”一类的文章，能引起外国压力而使执笔者获罪入狱。
因路路不通的缘故，才使我决心由一个新闻记者变成了旧闻记者，改写事隔多年的国故丛谈。这两部书就是在那种环境和那种心情之下的产物。
这部书和《吴传》一样，逐日在当时的新闻报发表。但《吴传》登完一段写一段，这部书却是穷两月之力，一口气写成的，其大部分时间用之于搜集参考材料与接洽有关人物的上头。我一面登报，一面交中华书局付印，报上未登完，样本已排好，剩下来的只有付印和装订的手续。
天下难说的事太多，你以为印好了就可以发行吗？是年十二月八日，黑暗势力突然地侵入了当时的上海租界，从此未登完的余稿不再见之于报纸，而出书亦因之延搁至今。不但这样，连我已出版的《菊隐丛谈》二十种，也被日本人列入“禁书”，或毁版，或禁售。我应当感谢他们，在漫漫长夜中，我有充分时间补充了许多材料，使这部书的内容较充实，比原稿增加了三分之一。
《吴传》是民七至民十五北方军阀的政治斗争史，那么说得狂妄点，这部书算是民元至民六的开国史和再造共和史吧！其中包含着辛亥革命前的排满潮和党团活动，袁世凯与清廷之斗法，南北议和与统一，二次独立因宋案发生，还穿插有纵横五六省的狼祸纪实，和因帝制引起的五九国耻，最后以洪宪丑剧及袁世凯忧愤而死为结局。这是民国成立前后的一大动荡时期，一方有着可泣可歌的史料，一方腐恶势力之顽强，政治道德之破产，是开国时期所不能避免的现象。
我生平写稿，粗制滥造或所难免，但我敢于自信的，不肯说一句假话，不愿写一件假事。我这个记者，为新为旧是另一问题，我所注意的是真假问题，要努力做一个真记者，尽量地保存事实的真相。这两部书虽不敢自诩为与当年的事实毫无出入，至少对于说真话和写真事两点，已作了相当的努力。
还有一部《督军团传》，不久或可问世，和这两部书联系起来，是民元至民十五间民国初期的掌故。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二日，旧闻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