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子”原是好听的名称。历史上所称为“六君子”的，唐玄宗时有陈宜中等（第一批），宋宁宗时有太学生周端朝等（第二批），明熹宗时杨涟、左光斗等为魏忠贤所害（第三批），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等死于狱中（第四批），这些人都是具有热血的中华魂，国家和民族间之正气，以泪和血写成他们可宝贵的史篇。最后一批“六君子”便是光绪朝维新之变，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第五批）死于西太后之手，他们虽则因时代关系，囿于“忠君报主”的旧观念，对民族问题不曾理解到，但那次惊人事件后，国人始晓然于清室之不足与有为，一时崛起的志士仁人，由维新狂热转变到革命激流，则他们在菜市口的血也不是白流的。
民国既成立，打倒了专制淫威的帝后，则“六君子”之名当不再见于经传了；不料民国四年间，又有变形易质的“六君子”出现，杨度、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等组织所谓“筹安会”，时人戏呼之为“六君子”，这是“六君子”的反角，也是近代历史上的一幕怪剧。
我们如稍回忆，清末和民国初期两次“六君子”事件，袁世凯都是其中极重要的角色：他出卖戊戌六君子以成其功名富贵，而起用洪宪“六君子”却未尝不是他自促败亡的动机。事之凑巧的，袁与湖南人像特别有缘，戊戌六君子以谭嗣同为核心，是一位湖南人（浏阳），洪宪六君子的主角是杨度，又是一位湖南人（湘潭）。后来打倒洪宪帝的蔡锷也是湖南人（宝庆）。
袁之不臣于清室，不始于辛亥逼宫，而始于戊戌之告密。他若不把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他自己的顶子，也许光绪帝能够排除万难，恢复其君主特权，挂起了“君宪”招牌，推行其以康梁为中心的新政，虽则最后仍无裨于清室之覆亡，却未尝不足以蒙混一时，动摇了民族观念，也许辛亥年熊秉坤等攘臂一呼，不能一举而断送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天下。
下述史实，是袁出卖戊戌六君子的一段过程。
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2]四月下诏维新后，七月擢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四品京卿，他们都算是天子的近臣，和现在的机要秘书一样，而当时翎顶辉煌的军机大臣反变成了吃饭不做事的庙堂傀儡了。试想，畏新政如虎，视康梁若蛇蝎的西太后，能够容忍得下吗？她正在计划着以九月天津观操为由，命直隶总督荣禄实行所谓废立之计。谭嗣同听得这消息不觉慌了手脚，想利用平日向新党暗送秋波的袁，以推翻西太后的毒谋。
袁刚授直隶按察使不久，尚未到差。八月初二召见，即开去本缺，升为候补侍郎，办理练兵事务。这次破格升迁，是谭怂恿着光绪帝以“殊恩”感动他，想用他的新军对抗那手握重兵的荣禄，进而推翻那阻害新政的太后。
初三晚，袁邸中来了不速之客，就是那位炙手可热的谭京卿。他向袁道贺后，即转入本题说：“你懂得恩诏的来由吗？”
袁是老奸巨猾，虽然胸中雪亮，却故意地推开来说：“不晓得哪位大臣口角春风，倒使我受宠若惊。”
谭连连地摇着头，表示不以为然的样子。
袁低声说道：“是老兄的错爱？”
谭仍然摇着头微笑着。
袁说：“愿闻明教，以开茅塞。”
谭用极端严肃的口吻，吐着“简在帝心”四个字，每个字都说得沉重而有力。而袁呢，亦用极端严肃的态度，表示其“感激涕零”。一个算是“饥不择食”，一个却“满脸都是戏”。
谈话渐渐入港，两人的声带亦渐渐低沉下来。谭把满腔的心事都说出：“皇上在大难中，不久有密旨，命你将荣禄正法，带兵入卫，把守颐和园，即命你升任直隶总督。”
袁幕中有一位智囊——尹铭绶，是谭文勤公（名钟麟，党国要人谭延闿之父）的孙女婿（长子朴吾的女婿），以榜眼授翰林院编修，这里又是一位湖南人（茶陵）。袁送过了客，就把尹找过来唧唧嚷嚷地讨论了很久，以后便发生太后再临朝和诛戮六君子等等惊人动作。
后来袁摇身一变，变做了民国总统，曾在报端发表戊戌政变日记，是替他本身和荣禄洗刷的。兹节录于下：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廿九日，予奉召由天津抵京，定八月朔请安。初一日黎明在毓兰堂召见，上垂询军事甚详，退下。忽有苏拉[3]来报，已以侍郎候补，并有军机处交片：“奉旨，令初五日请训。”次早，谢恩，召见，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初三晚，谭嗣同突如夜访，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心甚讶之。……谭云：“公受此破格殊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荣某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帝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总督，布告荣某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
谭云：“今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必须今晚定议，我即请旨办理。”予谓：“此事重大，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云：“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予见其气焰凶狠，只好设词推宕，……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谭再三催促定议，几至声色俱厉。腰间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将巡幸天津，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尽入公掌握，在于公；若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唯公自裁。”
初五日请训，因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请忍耐待时，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必须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虞，累及皇上，关系极重。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上为动容，无答谕，请安，退下，即赴车站。抵津日已落，即谒荣相，略述内情。
越四日，荣相奉召入都，临行相约，誓以死保全皇上。……良以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唯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亦非子孙所敢问。
他面谏光绪的一段话是没有根据的，最有根据的是他后来一帆风顺的官运：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授山东巡抚，庚子（二十六年）之乱，与粤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湖督张之洞等合议划境自保，因之义和团不敢入山东境一步，因之得“才堪应变”之名；二十七年（辛丑）继李鸿章署直隶总督；十二月参与政务处；二十八年（壬寅）实授直督，还兼着商务、路政、电报、外交、练兵等等大臣的头衔。后来李、张两人相继谢世，他竟变成了唯一的“庙堂柱石”。三十四年两宫升遐[4]，才使他真正遇着一次“魂飞天外”的打击。
光绪死得突兀，当时就有中毒的传说，迄今尚为疑案。又有遗诏诛袁的种种传说。不论怎样，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的亲兄弟，想替哥哥报仇，是情理上所应有的。加以满汉人兵权之争——满人铁良、良弼等一口咬定汉人非其族类，尤以袁练兵为其心腹之患——所以光绪死后不到一个月，清廷就叫袁“回籍养疴”。（袁早知为清室亲贵所不容，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奏请解除兼职，将北洋第三、第五、第六各镇交部直辖，清廷允之，以旗人凤山为一、三、五、六四镇总统。）
载沣不诛袁而仅仅叫他“养疴”，是不敢下手，不是不忍下手。北洋新军都是袁的耳目或心腹，以柔懦的摄政王，敢于悍然为之而不顾其后果吗？所以袁虽则奉令下野，暗中仍是北洋军的首领，仍是清廷的心腹之患。那时他已不重视那位尹榜眼了，却找到另外一个湖南人，另外一个智囊，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杨度。杨随他到彰德，为之策划奔走。他的长子克定在北京做邮传部丞参，是他的留京内线。北洋总督杨士骧、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若干督抚们是他所散布的私党和资金网。要钱有钱，要人马有人马，只等时机一到，不愁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尹榜眼何以被袁遗弃了呢？当袁外放鲁抚时，曾经保举他做过山东学台，以酬其功。当义和团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他又来献策，主张怀柔拳民，以免失太后之意。但是袁一则鉴于外国人的势力比太后大，二则与两江、两湖、两广诸总督有“保境安民”的新结合，所以不肯采纳他的建议。并且袁是个极端猜忌的人，不愿别人多预闻他的机密，又觉得“尹才子江淹才尽”，所以渐渐地冷落了他。尹又因礼部勘卷事，与其座师——礼部尚书徐桐大闹，竟至专折参徐，当时师弟之分极严，学生打倒老师是清议所不容的，所以尹后来外放江南候补道，在南京潦倒以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