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洋溢的政治画家
法国洛可可风格的代表人物布歇在他作画时，常常有个小家伙跑来偷看，这个巴黎富商的儿子从小就对绘画表现出一种出奇的热情。
布歇很喜欢这个小孩，而这小孩便是日后的“法兰西近代画派复兴者”、新古典派画家雅克·刘易斯·大卫。
大卫20岁时因创作了《斯特拉托尼》一举成名，并获得了皇家美术学院赴罗马学习的奖学金。在古典主义的故乡学习期间，大卫深深地被古代巨匠们的艺术史迹所吸引，热衷于创作以古希腊、古罗马英雄为题材的作品，同时他也成为雅典城邦共和制和罗马共和议会制的向往者，并积极关心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
大卫是个热情四溢的人。1792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还一度担任国会议长。他还加入了激进的雅各宾派，成为该党领袖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在拿破仑当政期间，大卫又担任了皇家的宫廷画师。
雅各宾派失败后，大卫被捕入狱，后经画家夫人与学生多方恳请，最后获释。获释他后立即创作完成了《萨宾妇人》。1799年拿破仑政变后被指定为政府画家，画了《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雷卡米埃夫人像》、《拿破仑一世的加冕式》、《发旗》等，受到皇帝拿破仑的嘉奖与授勋。
波旁王朝复辟后，大卫不得不离开巴黎，过着流亡的生活。1825年，他那疲惫的脚步停在了生命的最后一站——布鲁塞尔。
“人民之友马拉”
大卫的油画《马拉之死》，塑造出一个崇高的英雄形象，如同殉教的圣徒一般纯洁。在他的画笔下，暗杀马拉的刺客并没有出现。
马拉原本是一位物理学家、医学博士，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激进的雅各宾派领袖，罢黜并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将温和的吉伦特派驱逐出国民公会，巴黎的每一场烈火，可以说都是由马拉点燃的。
法国大革命期间，他撰写了许多抨击封建专制的文章，维护人民的利益，揭露敌人的阴谋，深受人民的爱戴，被称为“人民之友马拉”。他还创办了《人民之声》为大革命鼓呼。
震撼巴黎的女子
法国正在进行着大革命，巴黎没有人知道，生活在遥远的诺曼底地区康恩小城的夏洛特·科黛，这个25岁的法国女子将震撼整个巴黎。
然而，如果你见到这个刺客的画像，一定会感到惊奇：这竟然是一个柔弱文静并且美丽非凡的女子。
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科黛，在修道院里长大并接受教育，性格有些孤僻离群，唯一的朋友就是书本。在她热情如火的生命里，她把身心都献给了她幻想中一个特殊的情人：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
从大革命一开始，科黛就成为彻底的共和主义者，但随着革命一步步走向毫无节制的恐怖和杀戮，科黛开始失望和怀疑：难道这样一个嗜血的怪兽，就是我的梦中情人？
吉伦特派被马拉一党驱逐出国民公会之后，一部分议员被捕，还有一部分逃出巴黎，其中20多人来到康恩，向巴黎发出了武装反抗的宣言。吉伦特派的每一次聚会科黛都不错过，她如饥似渴地聆听演说，从中找到了答案：共和国的不幸，根源就是那个疯狂的暴君马拉。7月7日，是康恩的人民义勇军出发去巴黎解除暴政的日子，尽管吉伦特党人极力呼吁，空空荡荡的广场上，只聚集了17名志愿兵！市民们默默地在一旁观看，一个吉伦特派议员发现科黛也在人群中，满面泪痕。这个女孩一定是来为自己的情人送别的，议员想到这儿，便走过去轻声安慰了她几句。
然而这个性格刚强的女子流泪是因为愤恨于男人们的软弱与胆怯。或许就是在这一刻，她最终下定了决心：用自己的手，去消灭巴黎的那头怪兽！
1793年7月11日，科黛到达巴黎。她花了两天时间去打探马拉的去处。第三天早晨，科黛穿戴整齐走出旅馆，先在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一把小刀，把它藏在披风底下，然后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来到马拉的家门口。
由于马拉在躲避敌人搜捕的时候，常常在穷人的地窖中工作，潮湿的环境使他得了严重的皮肤病。为了减轻病痛，同时又不影响工作，他每天不得不泡在带有药液的浴缸里坚持工作。
科黛第一次和第二次敲门，都被警惕性极高的房东太太挡在门外，当天黄昏时候她第三次敲门，仍然被拒绝。这次双方争执起来，吵闹声传到了正在浴室工作的马拉耳朵里，问是怎么回事。房东告诉他，一个从康恩来的年轻女人，说有关于吉伦特派的重要情报，要向他当面报告。“让她进来！”马拉说。
不一刻，科黛已经站在马拉的面前。“女市民，你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马拉问。“吉伦特派的议员来到康恩，正在四处煽动，还准备进攻巴黎……”科黛尽力抑制住声音里的颤抖。“这些吉伦特派的叛徒！到底他们有几个人？”“18个。”“我现在就要知道他们的名字。”
科黛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报姓名，马拉一边用笔记录一边说：“好极了！用不了几天，他们就要在巴黎的断头台上了。”
这句话让科黛直起了身子，她拔出小刀，毫不犹豫地刺进了马拉的胸膛。这一刀正巧切断动脉，血如泉涌，马拉的惨叫声传遍了整幢房屋。
科黛完成任务后，走到隔壁房间，静静地等待被捕。令他们遗憾的是，不管面对警察的询问还是搜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女子和康恩的吉伦特派逃亡议员有任何关系。
“我听见人民的声音，我服从他们”
似乎没有哪一位画家能够像大卫那样参与那么多的社会活动还能够执著于艺术，并使他的艺术服务于他的政治理想。
大卫这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亲身参加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他提倡描绘英雄人物，号召人民为自由而战，有人曾说他用自己的画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大卫在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的进程中，还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法国革命历程的作品。在当时法兰西的革命时代，作为艺术主将的大卫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潮中几经沉浮，致使作品成为他思想历程发展的最好见证。
《马拉之死》是一幅重要的历史画，题材取自画家亲眼所见的悲剧场面。画家在马拉遇刺的当天，赶赴刺杀现场作了速写和记录，并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将之创作完成。
画中表现的是马拉刚刚被刺的惨状：被刺的伤口清晰可见，鲜血已染红了浴巾和浴缸里的药液，握着鹅毛笔的手垂落在浴缸之外，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凶手递给他的字条，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着：“1793年7月13日，马丽·安娜·夏绿蒂·科黛，致公民马拉：我是十分的不幸，为了指望得到您的慈善这就够了。”地上掉着带血的凶器。在浴缸的旁边立有一个木台，看来，这就是马拉办公用的案台，案台之上有墨水、羽毛笔、纸币和马拉刚刚写完的一张便条：请把这5法郎的纸币交给一个5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生命。
马拉工作的木台有如纪念碑一般，使画面产生了一种凝重、庄严的气氛；尤其是木台的立面画家精心安排的法文：献给马拉·大卫。有如石碑上的铭文。这简洁、严谨、明晰、理智的表现手法以及这深入、具体、真实再现细节的刻画，不但反映了马拉的真实斗争生活、善良的人格和献身精神，强调并记录了历史的精确性，同时也反映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古典主义的盛行以及人们渴望寻求一种时代所需要的理想的英雄主义精神。
事实上，大卫赶到时，马拉的脸部因痛苦而变形，舌头伸出在外，怎么也无法塞进去，只好割掉；巴黎当时正是最炎热的季节，马拉又满身溃疡，尸体很快腐烂发臭，大卫想的办法是把全身遮住，只留出脸部和一只手，而这只手还是从其他死人身上切下来接在马拉肩上的，因为马拉的手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但是，大卫的这幅《马拉之死》却展现了深刻的悲剧情感，画面结构简洁而严谨，成功地把人物肖像描绘、历史的精确性和革命人物的悲剧性完美地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