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光辉万丈的日子，
一个掀天动地的时辰：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苏联对日本宣布了
一个正义的战争！
这是全世界的光明，
这是全人类的光明，
这是全部人类的历史，
空前未有的一次声音：
东方的人民，
西方的人民，
今天同时看到了解放的光明，
今天同时听到了自由的钟声！
解放的光明，
自由的钟声，
天啊！请你睁开眼睛！
地啊！请你仔细听听！
当晨光还朦胧在薄暗之中，
当黎明还没有走出黑夜的深沉，
当太阳还没有升腾，
当全世界的人们酣睡未醒，
天哪，你想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八月九日，苏联对日本宣布了战争！
这声音是那么深远，
然而这声音有若洪钟；
这声音是那么轻柔，
然而这声音好象雷鸣。
立刻提起笔来，
——但恨我没有枪在手中，炮在手中；
立刻写下这声音，
——但恨我不能够一喝便喝醒所有的人；
立刻排成铅字，
——但恨我不能敲开全世界的每一家大门；
立刻印成报纸，
——但恨我不能顷刻之间印出千万份
立刻送到读者手中，
——但恨我不能直接送进每一个人的心。
可是你瞧！我为什么这么蠢？
难道这光明还不能够照遍整个世界？
难道这声音不早已震动了全世界人民？
东方的黑暗太长久了，
西方的噩梦也刚刚才醒，
**恶政在欧洲粉碎，
东方还剩下这***的日本；
只要一点***还留在世上，
就是人类全体的不幸。
世界是整个的，
不能一半黑暗一半光明！
人民是整个的，
不能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
可是莫斯科来了一个宏大的声音，
它说要自由就全人类自由，
要和平就全世界和平。
这声音象高山起伏，
这声音象洪涛万顷，
这声音震动寰宇，
这声音超绝古今。
还有什么人能够阻挡这个声音？
还有什么人能够违抗这个命令？
东方的人民，
西方的人民，
今天同时看到了解放的光明，
今天同时听到了自由的钟声，
***末日真正到了，
人民的世界已经降临！
让一切该死的都死了吧，
让一切再生的再生，
让一切将生的和未生的，
自由而快乐地产生！
用最后的血、最后的汗、最后的一点精力，
把一个旧的摧毁，把一个新的造成。
万岁！世界的光明，
万岁！人类的文明，
苏联宣布了一个解放世界的战争，
这就是在今天的早晨！
（原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重庆《新华日报》副刊，署名怀湘）
能够在历史关口见证并参与，还能亲笔记录历史重大事件，这是十分珍贵的记忆。
抗战胜利，来之不易，其艰辛曲折，千难万难。1945年4月5日，苏联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4月7日，日本80岁的铃木贯太郎组阁，一面寻求停战路径，一面还继续进行侵略战争。7月26日，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布后，日本天皇于次日主持最高作战会议，仍未作出投降决议。铃木首相在7月30日宣称，要把大东亚战争进行到底。
强盗不打不灭。
1945年8月8日晚，苏联对日宣战。9日凌晨，苏军3个集团军进军东北。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10日，日本对国际广播，表明“在不包括对于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权有所损伤的谅解之下”接受《菠茨坦宣言》，投降。
廖沫沙这首《全世界光明了》，清晰地记录了苏联对日宣战的时间，诗作第二天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作者多年从事新闻工作，以新闻人、写作者的敏感，在第一时间用诗报告的形式，向广大读者报告了世界反***、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出现的重大转折。这是诗歌记录时代的一个典型案例。
诗作开笔很大，一上来就着眼于世界范围内的反***战斗，“东方的人民，/西方的人民，/今天同时看到了解放的光明，/今天同时听到了自由的钟声！”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接着，诗人从“当晨光还朦胧在薄暗之中”开始，连续用四个“当”，以排比句式抒发心中抑制不住的热情，再次庄严宣告：“八月九日，苏联对日本宣布了战争！”诗的中段，作者把西方战场和东方战场连成一体，以广阔的视野讴歌正义之战。“世界是整个的，/不能一半黑暗一半光明！/人民是整个的，/不能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整个”一词，富有深意。无论世界范围，还是中国战场，都应该坚持共同抗战的大略方针。诗人最后是一段发自肺腑的抒情，“让一切该死的都死了吧，/让一切再生的再生，/让一切将生的和未生的，/自由而快乐地产生！”表达了诗人对敌寇无比的憎恨和对一切新生的赞美。全诗豪情满满，好像窗外是欢庆的人群、窗内是诗人在奋笔疾书，他在诗中三次传递了苏联对日宣战的重要信息，把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新闻写进诗歌之中，赋予诗歌强烈的时代气息。作者没有精心构造胜利前夜的场景，没有用很多意象来营造气氛，而是直抒胸臆，反反复复地报告着春天的消息。也许，“全世界光明了”，就是最喜人的诗意。
1907年生于江苏的廖沫沙，幼年随全家迁回湖南。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组织文学社。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在《南国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燕子矶的鬼》等戏剧小说作品。
1930年，廖沫沙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加入“左联”。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先后在湖南《抗战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晚刊、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抗战胜利后去香港恢复《华商报》。
建国后，诗人多在北京市委工作。他与吴晗、邓拓轮流执笔，统一署名“吴南星”，在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上，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所发文章文风活泼，针对性强。1966年5月，廖、邓、吴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1968年初到1975年，廖沫沙被关押8年，后又被劳动3年。1979年初平反。
1991年12月，廖沫沙辞世。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部长和市政协副主席等。著有《廖沫沙全集》（5卷）。
廖沫沙极爱读书，他曾经说：“书是老师，是朋友。一个刻苦奋进、顽强求知的年轻人，如果与书结成血肉般的联系，就会变得聪明、博学、有道德、有修养。随着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越学越想学，各方面的知识便相互补充，不可穷尽。”文革期间，生性豁达的廖沫沙，在狱中用烟盒作纸、火柴当笔写诗，后以《余烬集》结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