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刺，沙刺，……”
多雾的晨
锯匠们把生活锯成一片屑子。
而路边的花摊
红色的花，黄色的花，白色的花。……
照着和人脸一样没有表情的日光
闪烁着几滴冷淡的水珠，
卖花的，低下自己底头去寂寞地弄着手指
什么也不看
什么也不唱呢。
黑斑脸的孩子和妇人
蹲踞在一堆一堆的煤渣上
寻觅着，捡拾着，争夺着，……
为残余被弃的火种
为残余被忘的人生。
一个糖担子
向来往的人敲着破小锣，
生活，不需要这一点甜味么？——
但是人是无视的
孩子们也不来
自己，同样有着一双无望之望的眼；
只有乱飞乱扑的苍蝇了。
拾荒的旧篮子像一只母猪底大乳房是太沉重了，
装满着蚌壳一样多的弹片，
死不了，
硬是活着！——
与其卑贱地活
不如高贵地死！——
人，有人的生活；
不是昆虫的，不是寄生植物的，
不是不带链子的奴隶们的！……
与其黯淡地活
不如光辉地死！——
人，有人的权利
为了命运，天空，土地，在我们是必须自由的……
从无畏的死
得不朽的生，
流十字架的血
击碎巴士底狱的铁门！
？于是——
木屑成金沙
愁苦的脸开了花，红色的花，黄色的花，
白色的花
……
煤渣第二次燃烧，炸弹永远消灭
生命辉煌照耀。……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九日重庆
炮火连天，一身戎装的阿垅，伏击在战壕，不停地向日寇射击。八一三事变中，这位88师的少尉排长，不顾负伤，在淞沪抗战中血战了70天。1938年8月，阿垅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闸北打了起来》、《血，不会白流的》等报告文学，连载于大后方的《抗敌》旬刊，读者反响热烈。
阿垅1907年生于杭州，早年就读于上海工业大学，后从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期毕业。在胡风的介绍下，阿垅在武汉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1939年到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野战演习中受伤，经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创作了《南京血祭》。伤愈回延安为交通所阻，滞留国统区。通过黄埔同学关系，阿垅进入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战术教官，继续为党秘密工作。
阿垅在重庆六年，坚持主编《呼吸》诗刊，出版诗集《无弦琴》、诗论《人和诗》、报告文学集《第一击》，并在《希望》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晚年的胡风在回忆录中说：“他(阿垅)把战争初期雄壮的东西和悲惨的东西都送给了读者，是抗战初期的忠实的记录之一。”
《街头》呈现的是抗战诗歌中难得一见的城市印象，是从“土地”创作母题之中独立出来的另一类诗歌。作者以深受战害的底层百姓的生活为对象，忠实地记录了侵略者的残暴、死难者的不幸、卑微者的无言、战斗者的抗争。诗作从“锯匠”锯声入画，拨开晨雾，呈现了城市底层民众的琐碎生活场景：寂寞的卖花人、脸上弄黑的捡煤渣的妇女和儿童、“敲着破小锣”的糖担子、捡弹片的拾荒的人。日寇的侵略使旧中国的城市更加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为了“人，有人的生活”，为了“人，有人的权力”，诗人大声疾呼：“与其卑贱地活/不如高贵地死！”、“与其黯淡地活/不如光辉地死！”，这是作者充满怒火的呐喊，这是作者决死的战斗誓言。作为一名与敌人刀枪直击的战士，诗人拍案而起，满纸血泪。人的生活、人的权力，是多么值得珍贵。从这一角度讲，阿垅的诗歌超出了一般意义的抗争，是要彻底地砸烂旧世界的枷锁，正如诗中有言：“为了命运，天空，土地，在我们是必须自由的……”最后一段，是诗人对渴望新生的描述。“击碎巴士底狱的铁门”一句，借法国大革命中起义者攻打巴士底狱这一象征，彰显了诗人的战士本色。
1947年，因从事秘密工作，阿垅遭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流亡到杭州、上海等地。
1950年3月，阿垅受鲁藜和芦甸之邀到天津市文协工作，虽是中年已双鬓斑白。期间，出版了诗论《诗与现实》、《诗是什么》、《作家的性格与人物的创造》等。
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1967年因病辞世于狱中，1980年获平反。
阿垅是孤零零地去的，朋友们为怀念他，为他出版了《阿垅诗文集》。1980年，绿原、牛汉编了一本“二十人集”《百色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绿原在序中说：“本集题名《白色花》，系借自诗人阿垅一九四四年的一节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街头》这首诗，也曾出现“白色花”。
纵观阿垅四十年代诗歌，题材和意象异彩纷呈，来自《圣经》、天文、地质、宇宙天体学乃至植物昆虫学，以及早期神话元素，都扑棱棱地在他的诗歌中穿行。有评论把阿垅比喻为“同黑暗天廷激战的诗歌的刑天”，道出了诗人的刚毅。正如诗人所写的那样：“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