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三十多年前写了《干校六记》。当年我也去了同一所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那时我只有15岁，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做研究工作的母亲一起下放到那里。当时经济所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经济学者，包括顾准、骆耕漠、巫宝三、吴敬琏、董辅礽等，前后长达两年的干校生活，让我有机会同他们近距离接触。更由于母亲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时常将她对许多人和事的真实看法告诉我，或讨论或指点，使我受益良多。直至今日，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仍历历在目。
干校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何定义其性质，至今莫衷一是。我曾在博客中贴出《“文革”奇遇：认识顾准》一文，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反驳：“胡说八道！干校是保护干部的地方，他们在那儿很少干活儿，也没有批斗会，个个养得白白胖胖的……”这种说法令人啼笑皆非。幸好还有一些当年一起下干校的人健在，质疑者可以看看上海电视台制作的专题片《顾准》，听听那些亲历者是怎么说的。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在世上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了。当时干校里的青壮年学员，如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等，如今都已80岁以上了。记得1992年，高建国先生为了写《顾准全传》，先后采访了60位顾准生前故知；可是到了2013年，上海电视台做专题片《顾准》时，仅找到三四位跟他生前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由此可见，记录干校生活是一项抢救性工作。作为亲历者，笔者感到有责任将当年所见所闻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来。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下面有13个研究所，外加一个情报研究室。母亲张纯音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69年，“文革”到了第四个年头，各个所的人都集中住在单位参加政治学习、搞运动。一天，母亲突然回家，说经济所已正式通知，11月16日下干校，地点在河南息县。
下放动员提出的口号是“连锅端”，鼓励人们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军宣队（即“文革”中进驻单位的军队人员）作动员报告时说：“你们这次下去是要扎根农村，在那里过一辈子，不回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去，哪怕你走不动了，用担架抬也得把你抬下去。”
经济所统计组的李蕃老先生，年纪很大，头脑已经不清楚了，但也难逃一劫，以致他到干校后有两次把洗衣粉当成家人给他带的奶粉冲着喝了，险些闹出乱子。此乃后话。
当时学部仅职工就有两千人，再加上家属，不能一下子全都下去，得派个“先遣队”打前站。那个时候全国学习解放军，各研究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是五连，经济所是七连。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去吧。”于是我们就先行了一步。
下干校的过程很仓促，从正式动员到出发，只有短短10天。在此之前，父亲已带着哥哥去了位于黑龙江北安的水电部“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弟弟是弱智儿，不适合一起去，于是母亲赶紧找了一家帮忙照看。那年我15岁，已经懂事，知道要为母亲分忧，跟着她忙里忙外。
经济所只为下放人员提供两项帮助：一是免费发放麻袋，二是提供存放东西的场所。对于我家来说，房子和家具都是从父亲单位租的，只要退掉就行。父母最看重的，还是那些书。我和妈妈手忙脚乱地把家里的书装进麻袋，然后用麻绳把口缝上，再用毛笔写上名字。一共装了十几袋，这就是当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最重要的家当了。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深知在艰苦环境下营养有多重要，而所谓营养主要还是蛋白质。她决定多带一些高蛋白、易存放的食品，差我上街买三样东西：奶粉、肉松、午餐肉罐头。
我们的行李倒也简单，只有两只大箱子。每个箱子先以两层罐头铺底，然后再摆一层奶粉、肉松，最上面放衣服等杂物。外人除非翻箱倒柜，否则不会发现这个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