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青春
我是安徽芜湖市三中1965届高中毕业生，参加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那正是“血统论”令人窒息的年代。由于我的父母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所以我对考大学没有一点信心。因为从1962年开始在大学招生中严格地贯彻阶级路线，我们前两届毕业生中，不少成绩拔尖，原以为非清华、北大莫属的高材生，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没有一个被录取，只得流入社会，连一份糊口的工作也找不到。这种阴影也痛苦地折磨着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成绩再优秀也是白搭，大学的校门对我们是紧闭的。
那年高考的作文题是《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我写来得心应手。我是全班文科成绩最好的，英语、政治、历史都考得不错，接下来的日子是一天天焦灼等待。8月20日是高校发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那天恰好下大暴雨，我们聚集在窦祖林同学家。下午，卜汶英同学的姐姐淋着雨来报喜讯，说他被安徽工学院录取了，他欣喜若狂地往家跑，我们也散了伙。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家中，妈妈失望地告诉我，她几乎守在门口一天，看着邮差从门口走过去了，我是没戏了。我发狂地冲进暴雨中，跌跌撞撞往窦祖林家跑，他是我班理科成绩第一名，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数力系，他应该收到录取通知书。谁知在半路上遇见他淋着大雨向我奔来，脸色苍白，一看就明白，他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因为他的父亲是前国民党省政府的一名职员。我俩在暴雨中伫立，任暴雨将我们浑身淋得透湿，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一瞬间，30多年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过了两个月，学校从没被录取的同学中推荐一批去芜湖师范培训，去当小学教师。我和祖林连被推荐的资格都没有，依旧是我们可怕的家庭出身。两年后，1967年在合肥两派的武斗中，设在安徽农学院的省招办成为武斗据点，机关被冲砸，历年的招生档案撒了一地，任人践踏。一位在安徽水电学院的同学从这些废纸堆中，居然发现了我们班不少同学的招生成绩卡片，我的总分是396分，完全是可以进入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武汉大学中文系，祖林的平均成绩是84分多，是全省前十名。但那位同学告诉我，其实我们没参加高考前，学校党支部已经在我们招生档案上填写了“建议该生不录取”，当然这已是后话。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失学待业的社会青年。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正在复苏，一些工业部门也向社会招工，但每次招工，身强力壮的我们仍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拒之门外。我每天徘徊在区劳动力介绍所的门外，企求能寻到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但我一次一次失望了，我们成了社会的弃儿，成了这个时代不可接触的“贱民”。
1966年的春天，在一场漫漫的风雪后姗姗来迟，新雪初霁，市中心镜湖畔柳枝儿绽开了鹅黄的嫩芽，可春天不是属于我们的，没有工作，没有爱情，更没有希望，在昏黄的路灯下，我徘徊在这个古城深巷的石板路上，不敢想象明天在哪儿？就在这个时候，安徽十八岗农垦学校的招生广告贴满了芜湖的大街小巷，从皖北来的两位招生人员住进全市最好的鸠江饭店的104号，将那儿作为招生办公室，一连几天，这里挤满了前来寻找希望的失学青年和他们的家长。在安徽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十八岗这个地名，只知在临近凤阳的定远县境内，特别诱人的是这所学校的领导机构既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省教育厅，而是华东局社教工作总团，因为在1965年安徽省滁县地区被列为中共华东局社教试点地区，要把这所学校办成毛主席所倡导的江西共产主义大学那样的新型学校，但招生简章中写明只招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不收，这可急坏了我们这些已在家待业半年多的高中毕业生。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两个招生人员中的一个还专程返回滁县向社教总团请示汇报，经社教总团负责人时任中共华东局组织部长罗毅的批准，同意在全省几个地市招收一部分高中毕业生，组建大专班。听到这个喜讯，我兴奋得一夜未睡着觉，终于可以上大学了。在不到半个月里，芜湖市共有430多名社会青年报名，他们绝大多数是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失去升学与就业机会的社会青年，其中有46名高中毕业生。
十八岗农垦学校是一所不经文化考试即被录取的学校，是新型半农半读教育制度的试验点。一年后我们才知道，全安徽省地、市、县三级都开办了这种半农半读学校，共有169所，而十八岗农垦学校是其中最大的，共招生4000多人，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上海郊区和江苏无锡市招来的。这类学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办学经费不是教育经费，而是省劳动力安置办公室按每人300元划拨的安置经费。我们报名时根本不知这个内情，个个都以为是去一座新型的大学上学。
1966年2月26日，这是一个令人一辈子忘不了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告别了芜湖，告别了亲人，踏上北上的路程。芜湖市人民政府为我们这400多人在临江的吉和街小学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那天欢送的人超过被欢送人的几倍，市政府不得不破例增开一艘轮渡去江北的裕溪口，那是淮南线的起点站，给人印象最刺激的是上火车前，在裕淮饭店吃的最后一顿晚餐，原只准备400多人的饭菜（四菜一汤），结果涌进近1000人去吃，连要饭的和附近的农民也混作来送行的人去大吃大喝了一顿，使招生单位大亏了一笔钱。
午夜时分，我们终于挤上一列轰隆北上的火车，漫漫黑夜中只有铁轨旁的红色信号灯一闪一闪的。第二天上午，列车在淮南线上的一个小站——炉桥停下来，我们又被塞进几辆卡车，颠簸了百余里，在苍茫的夜色中停在一片荒岗前。领队的说：“这就是你们的学校！”——原来这是一片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我们成了这片处女地的第一批拓荒者。
到了十八岗的第二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是洗漱，但没有水。一个农工将我们引到一个挖好的土坑前，里面积存着一些已发绿的雨水，农工告诉我们十八岗从来没有水，饮用水要到五里外一口土井用水车去拉。
1966年3月是倒春寒，接连几天大雨滂沱，浑浊的雨水从屋角、门下涌进屋里来。我们只好撑着伞蜷缩在地铺上，接着又刮了三天暴雪，我们被困在这四处透风的茅屋里。为了烧饭、取暖，我们顶着风雪去三里外的管庄去背茅草，许多人的手脚冻僵了，但没有人退缩。定远县委、县政府知道了我们的困境，发动县直机关干部和红旗渔场的职工为我们送来了御寒的棉被、大衣，这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感谢他们无私的救助。
我们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荷锄归来，吃的是糙米杂粮，菜不是一勺煮南瓜，就是半勺炒洋葱。劳动极其繁重，十八岗是生粘土，晴时硬得像块铜，雨天烂成一摊泥，但生活是沸腾的，我们在农技员与农工的指导下把大片生荒地改造为田畦种麦子、花生、红薯、玉米。全校4000多人，除了四个大专班设在十八岗外，其余初中毕业生被安排在凌家湖、石塘湖、莲铺、望岗四个分校。总校的办公室也只是几间人字型的茅棚，条件简陋。华东局社教总团和安徽省委的负责人一次次来看望我们。
全国知青先进标兵董加耕和张韧同志还踏着风雪来大石塘水库为我们作报告，为我们题词：“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当时正在定远参加社教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张瑞芳、康泰、顾也鲁、曹雷等著名演员还来为我们作专场演出，康泰和顾也鲁还和我们睡在一条土炕上，在煤油灯下聊天。
十八岗最缺的是水，打一口井往往要往下掘20多米才能见到水。有一天一位上海姑娘为打水不幸失足掉在深井里窒息而死。1966年恰又遇上百年未遇的大旱，赤地千里，连附近大石塘水库也干涸了，我们去那儿捉鱼，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这么大的鱼，有的足有七八十斤重。我们以鱼当饭，鱼腥也诱来夜间在荒岗上转悠的狼，它们一次次偷吃了我们伙房里的鱼，它们绿森森磷光般眼珠子惊吓了夏夜在露天下纳凉的我们，我们一片惊怵与恐惧。
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没有上过一天课，所谓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师资、教材、教学设施都是纸上谈兵，我们晴天里劳动、干活，雨天里学习毛选，斗私批修，最大的乐趣是星期天结伴去十八里外的县城看一场电影，去吃一角钱一碗的绿豆丸子糊辣汤。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了，这里根本不是办学校，我们已成为吃商品粮的农业工人，我们都受骗了。
1966年的8月，骄阳似火，我们栽下去的水稻还待收割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蔓延到我们这片刚刚开垦的处女地。其实在7月份，我们不少人已收到在北京、上海、合肥等高校同学的来信，告诉我们外界时局的变化。北京揪出了彭罗陆杨，到处在抄家破四旧，各高校开始炮轰校党委、省委，北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伟大领袖毛主席将在北京检阅首都红卫兵和外省革命师生。我们对这场伟大领袖发动的如火如荼的破旧立新的运动充满了向往，巴望着也能冲锋陷阵，但我们这里不是学校，也不是农场，依旧冷冷清清，大家都觉得成了井底之蛙。当年我们正十八九岁，是感情最易冲动、自我表现欲与破坏欲正旺盛的年龄，但我们被每日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而单调的生活紧紧禁锢着，丝毫动弹不得，校党委三令五申严令我们不准外出，要抓革命促生产，甚至停止批假回家探亲，完成每天的劳动定额和抗旱才是当务之急。
直到8月初，合肥工大和安徽农学院几位大学生跑到我们这儿来串联，我们从田头涌向操场，他们向我们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揭露省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并鼓动我们要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校党委开火，揭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学校几位领导不敢得罪这几位从省城来的红卫兵，但却以组织纪律之名，把所有的同学赶到田里去割禾。但在七月烈火下，干旱的十八岗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桌子，我们强烈要求关心国家大事，要求拥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校党委经请示华东局社教工作总团党委后，同意我们从6月12日起半天劳动，半天开展革命大批判。十八岗终于沸腾了，我们那几栋土坯屋的山墙成了大批判专栏，不到两天便贴满了大字报。
首先贴大字报炮轰校党委的是我班的樊惠谦，绰号“胖子”。他是个哲学迷，2月底来校时驮来整整两大箱哲学书，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古代希腊哲学，到启蒙运动的伏尔泰、卢梭，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哲学书他都通读，所以他还有一个绰号叫“费尔巴哈”。他善辩口才极好，逻辑推理严密，一班人都讲不赢他一个人，也算是十八岗的一个奇才（可惜他以后并没有成为一个哲学家，现在在无锡市经商）。校领导都是从省直机关临时抽调来的干部，党委书记邓伟林曾任中共阜阳地委书记，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很有理论水平，以他为首的校党委对樊惠谦一评二评三评的大字报保持沉默，但暗示政工干部要到学生中去发动群众，保护校党委。在他们的暗示下，几个班级同时贴出坚决捍卫校党委，不准右派学生翻天的大字报。当年我刚19岁，天真幼稚，喜舞文弄墨，是全校公认的“秀才”，首先贴出《樊惠谦的万言书居心何在？》的大字报，文笔犀利，博得大家一致赞同，许多人在我写的大字报上添上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对党的无限忠诚。一连几天全校矛头指向樊胖子，批樊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有的人甚至在他的名字上打上红叉叉，将他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邓伟林带着校领导一班人来看学生们贴的大字报，也不表态，一个个笑盈盈的。“费尔巴哈”这时成了死老虎，有口难辩，被发配到几里地外的打井工地干重活，吃住在工棚里不准回来，算是一种惩罚。受到冲击最大的另外一个同学是黄旭。他只有初中学历，但对文学历史很有研究，并对红楼梦的研究提出了与许多学者完全不一样的观点，认为它只是一部普通的市民文学。当时他就预言，邓小平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领导人和决策者。他这些言行被视为异类，成为全校师生批判的重点，受到围攻，非常痛苦。2003年的6月中旬，我在老班长张乃宗的陪同下前往无锡和滁州寻访他俩。樊惠谦现在无锡创办了全国最大的一座模具制造厂，70%的产品出口，成为了一位地道的儒商。他仍然在钻研哲学，依旧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多年哲学研究的功底使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能够站立在市场经济的潮头上，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回顾当年“文革”初期的学生斗学生现象，他只说了一句话：当年我们太幼稚了。黄旭现在滁州沙河镇医院退休，淡泊明志，在家钻研中国历史文化，与外界不联系，只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仍保留着当年的学生斗学生的每一天的日记，说出了许多我们当年不知的，今天听起来也感到震惊的学生斗学生的真相。成熟的他是这场恶斗的最后赢家。40多年来，他一直以行医为业，对我们的来访，他感到又惊又喜，一笑泯恩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