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握运动的大方向，不让学生们把批判矛头再指向校党委，校党委成员们自有锦囊妙计，事后才知道他们从学生档案中了解到四个大专班240余名学生中60%以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不少人的父母都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因此他们策划了一场学生斗学生、人人自危的揭发批判运动。我们几个自我表现欲强、“不安分守己”者首当其冲，成为全校批判的重点对象，于是出现了出卖朋友、出卖良心的可怕现象。平时聊天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被揭发出来，一些人的日记与亲友通信的内容也被曝光，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现行反革命言行。更令人可怕的是我为争取入团，向团组织反映家庭政治历史情况，表示与反动阶级划清界限的决心书也被团支部书记公布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此我再也抬不起头来，似乎成了革命的罪人。当时我们刚十八九岁，天真、幼稚、单纯，我们从未经历过如此残酷的政治运动，我们被吓坏了，于是一个个又贴出“认罪书”并拣最苦最累的活干，以乞求革命群众的宽恕。大多数同学都不理睬我们，同学间也很少说话。记得只有一个叫喻东生的同学曾与我说过话，劝慰我：“少说话，多干活，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我深感自作自受，我在等待惩罚与组织处理，终日忧心忡忡。
正当我处于绝望中，一件事改变了我们的处境：学校为发展，决定将我们大专661班抽调到九山畜牧场去开辟新校点，那儿离十八岗有20多里，与凤阳县接壤，是山区。那儿的自然条件比十八岗好，有山溪有草场，虽然睡的是潮湿的地铺，但可以吃到豆腐与山芋粉条，入秋满山遍野有酸枣、山楂，你尽可去采摘。每天干的活是砍牧草，堆成垛供牲畜过冬，另一任务是盖校舍，劳动强度很大，但不搞运动了。
不再贴大字报让学生斗学生，每天收工时已是晚霞满天，山泉叮咚，半个月亮爬上山脊，晚风中飘来熟透了的老玉米与高粱的香味，我们竟有一种置身世外桃源的感觉。我们每天只有从仅有的一份《安徽日报》上，了解到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正闹得烽火连天，大中学师生已开始大串联，都奔向首都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我们太羡慕他们了，但我们没有这个奢望，我们明白自己的处境，我们这里根本算不上学校，没有外出搞串联的资格。正当我们的生活像一潭死水泛不起半点涟漪时，10月底的一天，总校领导来九山畜牧场向我们宣布一项省委指示：我们的四个大专班学员享受普通高校大学生同等待遇，全部可以去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我们赴京的日子就定在10月29日。我们全部高兴得跳起来，临行前，畜牧场还宰了一头牛，大锅炖土豆烧牛肉，为我们送行，但以662班汪诗伟为首的一批同学发起组织的一支北上徒步长征队已在前几天出发了。我们全体同学在毛主席画像前宣誓后，校部派来一辆卡车送我们到炉桥站，然后再乘车奔赴蚌埠市，那是津浦线一个大站，我们从那儿换乘北上的列车，向我们心中向往的首都北京奔去。我们这趟车在蚌埠前面一个小站固镇的新马桥停车时，正好遇到前几天出发的我校北上长征队的同学们，我们打开车窗向他们大喊大叫，并把我们随身带的大饼和梨纷纷扔给他们。我们这趟车刚在徐州站停下来，就无法再往前开了，因为当时全国铁路大动脉都乱了，站台上黑压压的人群像潮水般涌上车，将每节车厢的空间都填满了，走道上，行李架，厕所里，甚至座椅底下都躺着人。列车超负荷缓缓向前运行，一路开开停停，到第三天凌晨，才停在北京的永定门车站，这时北京城已涌入近150万外地的大学生。当接待站的大客车载着我们经过壮丽、雄伟的天安门广场时，我们都欢呼起来：“你好，北京！”我们被安排住在德胜门外苇子坑的北京航空学校。我们近百万革命师生被安排在11月3日这一天接受毛主席检阅，这已是毛主席第六次检阅红卫兵小将了。长安街、王府井、西单贴满了大标语：“欢迎你们，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还有“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充满了剑拔弩张的硝烟味，我们这些来自外地的学生如坠入云雾之中，当时我们安徽来京的学生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人人身上斜背一个语录袋，里面装着“小红书”，一个个都是土老冒，北京市民稀奇地看着我们。
11月3日凌晨4时，我们就整队出发了，每人发了两个面包，一个苹果，一个煮鸡蛋，踏着北京深秋的晨霜步行20里，被安排在南池子大街等候接见。我们站的地方恰好是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站楼下，阳台上两位傲慢的英国人很有风度地朝我们微笑。终于等到10点钟，从天安门广场上传来气势磅礴的《东方红》乐曲声，大检阅开始了！我们盼望已久的最幸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天动地，轮到我们进入广场时已11点20分了，天安门广场成了红色的海洋，我们30个人一排向前挪，在金水桥前列队的是首都卫戍区的战士，他们筑成一道道人墙，挡住已经兴奋得发狂的红卫兵涌进天安门。我们热泪盈眶激动地挥舞着小红书，只知道一遍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仰望天安门城楼，也许我们离得太远，也许天安门城楼太高，我们看见的毛主席，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毛主席也很兴奋，他一会儿走到东侧，一会儿走到西侧，不时地向广场上的人群挥手。忽然毛主席摘下军帽，手臂大挥画了一个弧线，用他浓厚的湖南口音高喊：“红卫兵万岁！”上百万红卫兵像着了魔般，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每个人的脚步都想在天安门城楼下多停留一分钟，或几秒钟，但被后面的队伍像巨浪般往前推，我们手挽手的队伍一下子就被冲散了，一直到西单，人群才有秩序地散开，这时许多人才发现自己的鞋子被踩掉了，只好赤着脚狼狈地找商店买鞋。那天我穿的是一双高帮回力鞋，鞋带扎得很紧，安然无恙。听说这次检阅被踩掉的鞋多达数万只，小山似的堆在工人体育场，供人去认领。
我们差不多在北京住了20天，每天整队去北大、清华等高校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也去游北海、景山动物园，我们又去爬香山、登长城，也去前门逛老北京的大街、小胡同和王府井的东安市场。有钱的去吃烤鸭，我们没钱的买串冰糖葫芦解馋。我印象最深的是小饭店里的苕粉蛋花汤，五分钱一勺管够。几天串联下来，我们琢磨着应该为我们这个学校农场两不像的农垦学校的前途命运去抗争，于是我们四个大专班同学整队去西单大木仓的教育部造反，走在最前面扛着鲜红校旗的是亳县的邢克敏（现任安徽亳州市教委主任）。教育部一位姓马的女司长接待了我们，同时去的还有上海、湖南、广东的一些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的学生。马司长说，半工（农）半读教育制度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刚刚兴办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教育部诚恳接受师生的批判。这时我们才知道，这类学校全国只有安徽省办得最多，有169所，有几万学生，全部是用安置经费办的，根本不算学校。教育部管不了，况且当时教育部也瘫痪了，我们只能高喊一阵声讨口号，怏怏离去。
11月14日，我们全体师生去工人体育馆参加全国半工（农）半读学校联络总站和北京农大红卫兵主持召开的“全国半工（农）半读学校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场足有5万人，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四川宜宾机械工读学校、武汉中南汽修工读学校和广东劳动大学的学生代表，他们愤怒控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肆宣扬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对抗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教育思想的滔天罪行。在全国各地的农耕学校实际上是变相的上山下乡，用欺骗宣传把学生骗进来，只干活不上课，纯粹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根本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并且在运动中挑动学生斗学生，转移“文革”大运动的斗争大方向，是可忍孰不可忍，大会最后通过了给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致敬电。
11月底，京郊香山的枫叶红似烈火，但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我们这些南方来的学生衣着单薄，一出门就冻得发抖。来北京差不多20天了，该看的该游的都如愿了，一个个都萌生了归意。一些头脑活络的同学，几个合意的人凑成一帮，东南西北漫天下去继续搞大串联了，我和同班的李盈龙挤上南下的火车去了武汉，因为我姨妈一家在汉口。我们在武汉住了一个星期又乘大轮顺江而下去了南京，再从南京乘汽车返校。我没有忘记使命——要为我们学校的前程奔走呼号，我们又回到阔别一个多月的十八岗，它依旧荒凉、冷清，全校大部分学生都外出大串联未归，几个校领导都被原单位的造反派揪回去批斗了，上千亩开垦出来的生荒地，荒草没膝，早已无人耕种，拖拉机陷在烂泥中，只有几个干部守着这个烂摊子。在我们的勒令下，他们当面将运动中整学生的黑材料都烧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每个学生按时发每个月8元5角的生活费。
我们返校的几个同学一合计，成立了校革命造反委员会，把学校的大印夺过来。此时华东局社教工作总团早已撤消，滁县地区和定远县也管不了我们，只剩下一条路，找安徽省委解决问题，不能守着荒凉的十八岗喝西北风去。于是我们移师合肥，直接找省教育厅谈判，并将谈判指挥部设在合肥桐城路省军区的一个小招待所里，以后从各地串联回来的同学都集中住到那儿。这时已经是1967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已下令全国大串联停止，大中学生全部返校复课闹革命。1967年3月按照党中央指示由南京军区对安徽省委实行军管，我们直接向省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反映问题，这些军人很通情达理，责成教育厅处理我们这些农垦学校问题。这时，张乃忠、邢克敏和樊惠谦被众人推举为我校谈判代表，他们能说善辩，拿出当时十八岗农垦学校的招生广告与教育厅头头据理力争。对方逼急了，向我们说了实话：全省169所农垦学校可分为三类：
（1）有几所是农业厅和农垦厅办的算是中专。
（2）各地、市、县用安置经费办的，总计有160余所，绝大多数是县办的，挂在各县的良种示范农场，规模小，有的只招了一个班，几十个人，这类不算学校，实际是办小农场。
（3）十八岗农垦学校是华东局社教总团办的，在外省也招生，还办了几个大专班，但办学经费也是省安置办公室按每人300元划拨的。学校没有上一天课，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现在华东局社教总团撤了，省安置办公室也被闹返城的上山下乡知青造反派砸烂了。根据省军管会的意见，业务上暂归省教育厅代管，学校是撤销还是继续办下去，谁也决定不了。
我们毫不退让，据理力争，提出了我们的要求。
（1）将我校办成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样的新型学校，学校改名为安徽东方红劳动大学。学校要尽快制订教学计划，选调教师，增加办学经费，将各地市办的农垦学校作为我们学校的分校。
（2）要极力制止各地农垦学校学生中掀起的退学、退户口、撤校返城的风潮。
对我们提出的这两条建议，省教育厅那几个根本回答不了，只有拖着。
倒是省军管会的军人很同情我们的遭遇，这些军队干部大权在握，但显然不了解地方工作的复杂性，经不住我们这些人轮番的死搅蛮缠，大发善心，终于签发了一个非正式文件，同意我校改为安徽东方红劳动大学，恢复四个大专班学生的生活待遇，每月的生活费由8元5角提高到13元。我们为取得初步胜利欢欣鼓舞。省军管会文件下达后，学校立刻按每月13元标准给我们发生活费。具有戏剧性的是，1968年学校解散后，4000多名学生各奔东西，“文革”结束后，从1979年到1984年六年时间里，一些大专班学生为学籍问题与安徽省教育厅进行艰难的谈判，甚至上街游行，以讨回一个公道。省教育厅参与谈判的那些角儿，根本不理我们的茬，因为当年省军管会那个非正式的批文不见了，查无实据，大家都失望了。后来经过《光明日报》驻皖的记者把我们的情况书面反映给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黄璜、王郁昭，经他们批示、干预，责成省教育厅限期解决。我们找到当年学校已封存20多年的行政和财务档案，为解决大专学历问题，找到了原始依据。这已经是1986年，我已经根本不需要这份大专文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