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个看到这种混乱状况，觉得这里不可久留，立刻离去。下午步行十余里，在葛林桥爬上一辆开往泾县的煤车。傍晚投宿在县招待所，睡地铺，每人交1角5分钱。我们五个人来自不同的学校，在泾县所有的公社都有插队的知青同学。在当时的知青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到了哪个村庄，不管认识的或是不认识的知青来了，那个村里的知青都要管一顿饭，熟悉的老同学、邻里街坊还可多住两天，这有点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只要听到《国际歌》，就等于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一样。
地处皖南的泾县背依黄山，西临佛教圣地九华山，秀丽、澄碧的青弋江在群山峡谷中迂回流淌，绿荫丛中露出一个个古代村落徽派民居的粉墙黛瓦，氤氲起缕缕炊烟，形成一幅幅“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花是人家”的山水画卷。受灿烂丰厚的徽州“新安文化”的浸染，自古以来形成泾县“十里不废诵读”的乡风，从深山古村里走出一代代学子和儒商。泾县水东是唐代“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赠诗汪伦的桃花潭。泾县的乌溪镇是中国宣纸的故乡。泾县也是革命老区，云集八省抗日健儿的新四军的军部就设在云岭，1941年元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发生在茂林。我们一行五人足迹差不多遍及大半个泾县，特别是泾县西南部的水东、章渡、茂林、南容、后岸乡，明清古民居、祠堂、书院、石桥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这里古建筑保存得很好，许多知青住的就是雕花门窗的古宅，依山傍水，山溪淙淙，竹影婆娑，要不是村口的墙壁上刷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农业学大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红标语，真像到了“只知有秦，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30年后我撰写《中国民居旅游》一书，最初的创意应该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我们又去了榔桥、黄田、西阳、苏红、汀溪、爱民几个公社，这里是全省著名的产茶区和林区，是经济作物区，农民的生活较富裕一些。泾县有句民谚：“汀溪的茶叶，榔桥的伞，黄田的姑娘不用捡（即挑选）。”这倒不是黄田的姑娘格外俏丽水灵，而是家道殷实。黄田是明清徽商故里，这里的人们在大江南北各地做木材、茶叶生意，赚了钱回家盖大宅子，所以黄田的姑娘是不愁嫁不出去的。我们在汀溪的大坑村住了大约一个星期，我们十八岗农校有十几个同学集中在这里插队。我们去时正赶上采摘夏茶的时节，当地劳动力不够，从山外雇请不少临时工来采茶。我就住在老同学周泽亚处，每天天未亮，结队上山腰的茶园采茶，用一个大布兜盛着，新鲜的茶叶枝条上沾满露水，太阳一出山就不能采了，下山把茶叶送到生产队的小茶厂去撮揉杀青，用炭火烘炒。几乎每一个小村庄都有一个小茶厂，这里还没通电，只能以山溪水流推动水碓做动力，到处漫溢着新茗的醇厚的清香，这是我知青生涯中一段富有诗意的生活。我们每采一斤鲜叶有八分钱和一两粮票的补助，我一个上午能采20斤，收入不菲。下午不出工，我就和周泽亚（现在芜湖市新华书店工作）、韩贤强（现任安徽工业大学宣传部长、教授）临溪品茶，谈论国家大事和指点江山，泛谈中外古典名著的体会。他俩博览群书，特别是哲学与历史，都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往往语出惊人，极为尖刻、犀利，锋芒毕露。他们读书治学勤于反思，尤其逆反的思维方式给我很大影响，他们可称为我的学长，可惜他们“文革”后忙于学业与生计，长期坐谈论道，述而不作，在治学上没有什么建树，他俩正是朱学勤先生称谓的“1968年人——思想界的失踪者”，但在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经历中，他俩是给我影响较大的两个朋友。
8月初，我告别了他俩，步行百余里，一天之内赶回我插队的村庄，没隔几天，大队书记安排我去大队中心小学当民办教师，每月工资18元，口粮从生产队分。我当了四年半民办教师，一直到1975年3月被招工返城。
1972年春天，我在农村入了团（当时我已经25岁），入团介绍人之一竟还是我的一个学生吴小水（比我小六岁，五年级学生，是个烈属的孤儿）。当时的政治口号是“无产阶级占领文化阵地”，全国各地开始抓工农兵文艺创作活动，南陵县是当时全省坚持工农兵业余创作最出色的一个县。在第一期创作学习班上，我抓住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这一时代背景，虚构了一个乡邮递员帮助侨居美国西海岸的华侨寻找在大陆失散30多年亲骨肉的小说《信》。这部小说送到省出版局审查，居然一炮打响，第一个被定稿，今天读起来索然无味，流露出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坚持“三突出”的僵化的写作模式，纯系我幼稚的涂鸦之作，但它毕竟是我文学创作的起点。南陵县十几位业余作者14篇小说结集为《青弋江畔》，1973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轰动一时，这应该是当代南陵群众文化的硕果，不知以后是否编进《南陵文史资料》？
在我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感到最痛苦的是前程的黯淡无望，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每一次招工和大学招生都没有我的份，没有被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推荐过一次，因为我的父母是国民党政府的军政人员，属于出身最坏的一类，当时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其实是逻辑不清的悖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专制主义！什么“重在政治表现”？一句强奸道义的戏言而已。1972年，由于我在农村文化和教育普及工作中的突出贡献，我被评选为芜湖地区的上山下乡知青标兵，这时我的短篇小说《信》已经发表。1973年李庆霖向毛主席告御状，反映知青的困境，揭露在知青中招工招生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惊动了毛主席。他给这位乡村小学教师汇去300元，并写了一封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在全国范围内调整知青政策，改善他们政治、生活条件，打击惩治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迫害知青的坏人。全省各地开始进行知青工作大检查，县知青办从全县知青中抽调八个人参加地区革委会的检查团，我也是其中之一，负责对九连公社近400名知青政策落实的检查，但我的突出表现与作为都不能改变我的命运，招工招生的大门对我紧闭着，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我只能暗藏心里。
1974年为了落实知青政策，国家新出台了独生子女、父母身边无一个子女的可以抽调返城的政策。当时我妹妹已在芜湖市第一塑料厂转为正式工人并已结婚，为了让我能抽调回城，母亲和妹妹商量好，让妹妹调到她爱人所在的铜陵市工作，这是不合算的，但能让我回来，妹妹和妹夫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样我就具备了“父母身边无一个子女”的资格，可以名正言顺地招工返城了。
1975年3月我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活，这一年我已经28岁了。
1975年3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在南陵县政府大院里，早早地聚集着百十个男女青年，地上堆放着他们的行李，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怕有30来岁，满脸沧桑，一言不发地立在寒风中。路过的市民一看便知，又一批知青要招工返城了，他们是全县落实“独生子女”和“父母身边无一个子女”政策的知青们。时近中午，三辆敞篷卡车风尘仆仆地开进大院，一片欢呼声，我们争先恐后地将行李扔上车，然后爬上车，几声喇叭响，汽车发动了，穿越过这座小县城唯一的一条大街，我们情不自禁地欢呼：“再见吧，南陵！我们终于回家了！”我们还唱起俄罗斯歌曲《共青团之歌》。
卡车疾驰在与长江平行的沥青公路上，我们归心似箭，无兴致去欣赏眼前江南三月杏花春雨的景色。车开得很快，寒风像刀子般割着我们的脸，我不得不将棉衣的衣领竖起来，又冷又饥，刚才还在唱歌的几个知青也蜷缩着身子沉默不言了，沉默像流行感冒传染了车上的每一个人，怎能叫人不伤感。这一批招工几乎全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在农村插队近七年的知青，苦煞了3000多个日日夜夜，人生能有几个七年，抗日战争也才八年。今天我们终于回城了！这时只听见一个小伙子嚷道：“大伙把衣服口袋扎紧，莫让户口和粮油迁移证让大风刮跑了！”这一言使全体人员一片惊栗，人人裹紧上衣，接着相视仰天大笑起来，这是辛酸、苦涩的笑，无穷酸涩尽在这一笑中。我们的命运竟被户口和粮证这两张薄薄的纸片控制着，它们肘掣着我们生存的时间与空间，我们无可奈何，别无选择，只能听任其摆布。
这一句不经意的风中戏言，是一代人命运的沉重叹息，一辈子忘记不了！
我们这一批人全部被分配在芜湖市的手工业系统，我当时根本无门路去开“后门”，被稀里糊涂地分配到一家日用化工厂。这批进了十个人，都是在农村待了七八年的老知青。这是家简陋的手工作坊式的集体企业，生产的都是蚊香、蛤蜊油这类小商品，机械化程度很低，我们进厂那年上了一个新产品——油漆刷。我被分配去干最累最危险的工种——开盘锯。师傅是一个未摘帽的四类分子，姓赵。车间里锯末飞舞，粉尘大，噪音大，飞速的盘锯几乎没有什么保护设备，稍不小心就会出事故。我穿着防护服，每天八小时将两米高、40公分宽、2厘米厚的松板，扛上工作台，然后小心翼翼地推向飞速旋转的电锯，切割成一块块油漆刷柄的木坯。不少同学来看我，见我干这份令人提心吊胆的活，都为我惋惜：“真是大材小用了。”可我已经知足了，28岁每月18元的学徒工资，还发2元钱澡票，我好歹是工人阶级一员了，发工作服那天，我还特意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以示纪念。
因为我干活卖力，在厂里人缘好，又为厂里写了几篇为社会主义坚持小商品生产的通讯报道，市报与市电台都刊播了，在这个小厂还是第一次。1975年10月，我第一年学徒还未满师，厂党支部马书记找我谈话，说经过组织研究，决定派我去当“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进驻一所小学。我受宠若惊，忙向马书记表示：“我家庭出身不好，已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七年，一年学徒未满，我够资格担负如此重任吗？”马书记说：“组织上对你已进行考察，工宣队员都是工人大老粗，占领上层建筑没有文化怎么行？区工宣队急需一个能写文章的秀才，你去好好干。”
我和另一位能干的姓董的女师傅进驻一所原来的教会小学，这里几乎清一色的女教师，许多是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都在“文革”中挨够了整，对我们工宣队非常敬畏，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改造这些“臭老九”。但我很快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尊敬他们每一个人，获得他们的信任。小学经费少，每个月靠卖旧报纸和学生砸碎的玻璃渣来买粉笔和墨水。我们主动将厂里一个淘汰的小产品——糊精拿到小学生产，因为当时贴大字报都少不了浆糊，我亲自动手用最土的办法生产，派人送到各单位去，还领两个老师去南京、合肥的日用化工厂学习先进的配方和操作工艺，还向工商部门申报“白兔牌”糊精的商标，由百货批发站包销，这样学校经费多了，条件改善了。20多年过去了，一直到今天，“白兔牌”糊精仍旧是芜湖市校办工业的一个品牌。
我当工宣队员那三年是“文革”的最后一段日子，中国政治舞台上变幻莫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唐山大地震，批水浒，评宋江，我们工宣队战斗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工宣队员大多是阶级感情朴实、爱憎分明的老工人，其中也有政治嗅觉灵、善于钻营往上爬的人。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巨星陨落，我和老师们伫立在严冬的寒风中放声痛哭，我们不顾上级的“不准送花圈、不准开追悼会”的禁令，自发组织老师们扎花圈，佩戴黑纱，设立灵堂祭奠，我的越轨行为被上面知道了，在区工宣队员会议上让我作检讨，但我不后悔此次行为。
1976年的春夏之交是一个多事之秋，1976年9月9日下午2时，我们突然接到指示，下午4时全体师生集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我进驻的小学有位青年教师的父亲恰是地委书记，她当即给父亲打电话询问后，我试探地问：“是不是毛主席去世了？”她流着眼泪点了点头。果然，下午4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哀乐和毛主席逝世的讣告，几乎每个人都放声痛哭，特别是有些老工人哭晕倒地。我一边流泪，一边在心中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了，我们工宣队离撤离学校的日子也不远了。
我的预测果然灵验了。1977年5月，工宣队全部撤离学校，工厂安排我到车间当统计员，等于是以工代干了。那年10月市文化馆组织一批工农兵业余作者去黄山参加一个笔会，并重游了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和茂林皖南事变旧址，这对我来说是故地重游，颇有些感慨。当时黄山的门票只要5角钱，我们住在慈光阁僧舍改的招待所里。那天，上午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大学要恢复招生考试了。同行的几个年轻人高兴得跳起来！回到芜湖后，我发现绝大部分老三届把丢了十年的数理化课本找出来开始复习功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