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节后，芜湖两派武斗在调停下逐渐平息，全市几家煤厂都要复工了，我们又失业了。军管会的牛股长特批我们成立一个生产自救的街办小厂，专门为农民修抗旱排涝的电机、水泵。为联系业务，我和施大光、陶淮生乘船去铜陵市揽活，在市中心黑沙洲租赁一间民房开了一个修理电机的小门市部，待了两个月，其实也没联系到什么业务，恰巧这时芜湖发生了震惊全国的“6·26事件”。两大派“三筹处”和“芜湖联总”为了酝酿更大的武斗，在6月26日抢了芜湖驻军的武器弹药库，案惊中央，上级缉捕了一些参与抢武器者，逃离芜湖的人，则在全省缉拿。与芜湖毗邻的铜陵更是戒备森严，大街上凡是芜湖口音的都被专政队抓去审讯。6月28日晚，我们三人在睡梦中被撞门声惊醒，一开门，一群全副武装的专政队员把我们抓住，施大光头脑灵光，趁着夜色夺门逃走。这伙人将我和陶淮生用麻绳五花大绑起来，他们怀疑我们是“芜湖联总”的地下联络站，抓到专政大队关押起来。我和陶淮生急忙为自己的身份辩护，遭到这帮人的拳打脚踢，浑身均是伤痕。关了几个小时，麻绳捆得太紧，时间又长，双手都发乌了。天快亮了，几个头头开始审讯我们，好在我们身上有芜湖军管会生产组批文介绍信是可证明我们的身份的，况且我的两个舅舅，一个在市物资局，一个在冶炼厂，有名有姓可查到的。查清事实后，第二天下午我们被释放了，但我们必须在第二天离开铜陵，滚回芜湖去。时隔30多年，我和陶淮生手腕上至今还留着那次被捆绑留下的疤痕，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留下的抹不去的纪念。
1968年底，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江城芜湖所有机关、学校、商店、居委会门口每天早上都站着一排胸前挂着各种反动称谓纸牌子的被清理批斗对象，与此同时，全市各中学已经动员全部毕业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高潮在12月份，市体育场上每天停满欢送去芜湖地区八个县上山下乡插队知青的车辆，锣鼓声与亲人分别哭喊声交织在一起。我们这批已经下放过一次的社会青年，成为各街道首批动员对象，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再次上山下乡。我和同班的刘虹泽、张家建、徐积山选择去条件稍好一些的南陵县弋江公社插队落户，所不同的是我们去十八岗农垦学校，国家拨的安置经费是300元，这第二次下乡插队拨的安置经费只有185元。
这时，十八岗农垦学校已经被撤消了，改为省民政厅的五七干校。坚持留校的那一批同学原存侥幸心理，等待学校有个好安排的，也被全部强行安排在当地或返回原动员城市。十八岗农垦学校仅仅存在不到三年就解体了，作为两种教育制度的试验点宣告失败了，十八岗又恢复了往日的荒凉与冷清。
1968年12月5日，母亲和妹妹挥泪为我送行，我又一次踏上告别青春岁月的新征途，去了另一片偏僻陌生的土地，我没有流一滴眼泪。以后我在南陵插队近七年，那是另一段可以写成知青小说的历史，和许多知青不同的是，我第一天去农村时想到的不是要扎根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而是想着总有一天我要离开这片土地，我不属于它。因为经历过十八岗风风雨雨的摔打磨练，我已经成熟了，有十八岗这杯苦酒垫底，天下所有的酒都能对付。那一年，我已经22岁。
我第二次下放的南陵县弋江公社是一个富饶的水稻产区，濒临美丽、清澈的青弋江，它发源于黄山，流经泾县、宣城、南陵，在芜湖市的宝塔根汇入长江。这里物产丰富，乡风淳朴。20年后当我成为作家后，我写的许多散文、小说大多是以1970年代的青弋江时的知青生活为背景的，因为我在这里插队七年，而且正是青春热血沸腾的年代，我们辉煌的青春梦都陨落在这片土地上，至今我仍对这个第二故乡魂牵梦萦，和那里的老乡和青年时代的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和大多数知青一样，初下乡轮流在每个农户吃一天派饭后，就开始自己煮饭了，没有菜，只有吃从镇上小店买来的咸萝卜。由于我们不会农活，只给我们评了个六分工，和妇女们在一起干活。为了多挣工分，为了吃大灶，生产队所有外出的派工都让我们去了，如组建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编快报，写大批判稿等。两年里，我先后去泾县的孤峰河修水利，去修筑芜湖到铜陵的铁路，挑土石方，搅拌混凝土，在水利工地上与农民打架，偷鸡摸狗，抢小贩的甘蔗，也谈情说爱。农闲时则东游西荡，走村串户，生活单调而不安定。一直到1971年9月，农村开始普及教育，大队书记知道我是老高三的，肚子有点文墨，便抽调我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教五年级的语文和英语。当时的小学语文教材基本上是毛主席语录，英语课除了教26个字母，课文也就那么几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I am a red gard of chairman mao！”两年后我又被抽到公社中学教高一的语文，成了一名代课教师，月薪29元，令其他知青羡慕不已。我的住处成了全公社知青的接待站，来人了总要管一顿饭，这样下来每月开销大，一直积攒不了钱。
在我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最难忘的是三件事：一是乡村雪夜读禁书；二是1970年7月与志趣相投的知青扒车游历了秀丽的泾县的山山水水，拜访众多同命运的知青，是一次中国社会底层的田野调查；三是1972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
在我几十年的读书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南陵当知青时，我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下，如饥似渴地捧读一本本“禁书”，就像饿汉扑向水和面包一样。除了雄文四卷，其他所有的文史类书籍，几乎都被贬为“封资修”毒草，属于查禁之列。1968年冬天我下乡时，仅有的一只旧木箱里，除了几件衣裳，其余的全是书：《鲁迅小说选》《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希金抒情诗选》《俄国文学史》，还有一本薄薄的《金蔷薇》，它们是我最亲切的朋友，成了我的精神食粮。
周而复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鸡鸣犬吠中，每一天的日子单调而漫长。每天黄昏荷锄归来，饥肠辘辘，在烟熏火燎的灶间好不容易把饭扒到口中，有线广播已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结束时的雄浑歌声，即便如此，我仍不忘在油灯下读一会儿书，往往看了几页就沉沉地睡着了，书跌落在地上。
白天我们陪老乡一边在村路边水田里薅草，一边对路上的往来行人评头论足，尤其是后生见到那些穿红戴绿由娘陪着去相亲的姑娘，就像馋猫嗅腥，放肆地唱起当地那首古老的情歌：“青弋江水清又清/姑娘嫂子分不清/我的小妹子哟/什么时候过河来/亲哥哥巴望着你……”这歌声肉麻，油腔滑调，羞得姑娘的脸红到耳根，恼得当娘的跺脚破口大骂：“砍脑壳的，让你一辈子讨不到烧锅的（即婆娘）！”后生们却乐得前仰后合，田里干活的人，不分男女一齐哈哈大笑。在这一瞬间，淤积在他们心头缺衣少食、柴米油盐的烦恼似乎一下子烟消云散，这是一种多么卑微的满足，旁观的我却感到一种莫大的悲哀，我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王胡、小D，他们繁衍的子孙香火不断。我由衷佩服这位文学巨匠，对社会的剖析批判如此透彻，物质的贫困必然导致精神的贫困。我难以融合到他们的群体中去，落落寡欢。
于是我盼望雨天，盼望冬闲，那样我可以不出工，整天待在低檐的茅屋里读书。日子是清苦的，咸菜糙米饭，但有书读的日子却是充实的。那段时间我特别爱读政治理论书籍。我读了《西方哲学史》、《政治经济学史》，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什么是赫鲁晓夫主义》、《巴枯宁传》，还有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按语等，它们伴我度过风雪蔽天的漫长冬夜。在灯花摇曳下读书，我觉得浑身发烫，思想游弋在知识与历史的远海，感到一种难言的充实。现实与历史如此相似，政治风云扑朔迷离，这些书开启了我的眼界，拨去迷雾和混沌，反思势头正劲的“文革”风云，我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产生了怀疑，因为我在历史中找到了答案。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思考是在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1970年冬，大队抽我去参加人口普查，普查结束后，我将全大队3000多人口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阶级成分的构成，每个生产队历年工分值作了一个认真的统计分析，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投寄给当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居然很快收到该所的回信，他们鼓励我坚持这种社会调查，并寄来几本农业经济与发展的小册子，不久我被抽去当民办教师，将此事半途而废了。
和缺粮断炊一样，没有书读的日子是痛苦的。从城里带来的书很快就读完了，要去开辟新书源。我曾从大队代销店包盐巴的旧书报里救出《宋词选》，还有一本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居然还是民国初年的版本，由于年代久远，书页泛黄。梁任公不愧为一代大师，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以半文半白的生花妙笔来纵横评说中外古今，表述他的宪政主张，是对“五四”前青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我读后心中翻卷起血与火的浪涛，很可惜这本书被人借去了，再也没还我，令我至今懊恼不已。
交换书看，为此不惜跋涉几十里，这差不多是当时知青读书圈中的一种风气。我那本司汤达的《红与黑》不知经过多少人传阅，甚至被巧妙地包装邮寄到几千里以外北大荒军垦农场上海知青朋友处，几年后它转回我手中，已面目全非，痛惜之余，我又感到宽慰。出身贫贱的于连，以个人奋斗向权贵挑战的精神，曾给多少知青朋友增添与逆境和命运抗争的勇气。在外国小说中，有几本是被我们津津乐道的，那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它们所产生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是许多人的精神支柱，并激励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大变革中去当弄潮儿！
交换读书，以书会友，使我们不少人在患难岁月中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交流读书心得，进行精神世界的“会餐”，化解了眼前的艰苦与前途渺茫的惆怅。读这些“禁书”使我们目光远大，我们坚信诗人雪莱的那句话：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在农村的七年，我坚持每天写日记，并记满了六本读书笔记，上面用各种颜色的墨水写满了诗文摘录和我的读后感，这些日记与笔记我一直珍藏着，今天抚读，我惊讶在那些充满饥饿和悲愁的日子里，我们怎么会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和无法扼杀的激情，这是我值得骄傲的精神财富。在我1970年一本读书笔记上还抄录着当时在全国知青中广为流传的郭路生写的《相信未来》和那首《南京知青之歌》，30年后我在南京见到这首歌的作者任毅，他为这歌坐了十年牢，1998年他的回忆录《生死悲歌》出版了，他赠送我一本，并在扉页上题词：“人类思想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当年在一起交换书读的知青朋友，在“文革”后大多参加了1977年冬天恢复的高考，挤上了最后一列班车，他们中许多人成了专家学者，有的甚至成了新一代的思想家。他们曾经是被丢弃在乱草荒冢中的洁白石子，时代大变革又将他们镶嵌在共和国大厦的廊柱上，苦难磨练造就了他们，他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曾经是茅屋中读书的那一群。”
前几年，我在《读书》杂志上读到朱学勤写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非常激动。他写道：“早在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以前，他们已经在思考通常是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我们为自己曾经是“民间思想村落”的一员而欣慰。
在农村每天干活，我非常羡慕村旁那条乡间小道上的行人、邮差、挑货郎担的、推独轮车的，因为这条村路连接外面广阔的世界，而我们却被禁锢在落后的小生产藩篱中动弹不得。我多么渴望踏上这条小路走向外面那个广阔的天地，我由此萌生要去外面世界闯荡的念头。于是在1970年7月的“双抢”后，趁有一段农闲，我与陶象权、刘洪泽、张存玉、尹厚坤相约，一路扒货车去被称为世外桃源的泾县“旅游”。第一天赶到南陵城，恰好这一天县城里正在召开首届知青先代会，我们不是代表，也跑到县城大礼堂去看热闹，这哪里像先代会，县委书记在主席台上作报告，会场像一锅沸腾的粥，台下的知青代表们没有几个在听，一个个在谈笑风生，甚至开怀大笑。县委书记只好装聋作哑，照发言稿读下去，不时还跑进一些不知哪里来的知青，放肆地吹着口哨，唱着小调儿。时近中午，应该午餐了，还没散会，代表们住宿就餐的县党校已乱成一团，几十桌饭菜刚刚被端上桌子，被一百多号从泾县、繁昌“流窜”来的芜湖知青抢吃一空，代表们回到驻地反倒没有饭吃了，桌上地上盘碗满地。这些人饱餐一顿后，迅速撤离溜得无影无踪，县革委会领导们气得暴跳如雷，却也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