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淡黄色的封面上印着繁体的标题，里面是竖排的小字，有一种魏晋碑帖的味道，还有一种面对破碎山河时的顽强和信心，“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但是全书一点没有强词夺理的戾气，对于所述主旨，莫不从容不迫，一一列举理由，而且也时而看得见作者的顽皮，“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那是1939年，钱穆先生四十岁出头，以研究先秦诸子成名的他，依照之前在各个大学任教时的笔记，写就了这本《国史大纲》。当时同在岩泉禅寺任教的更加年轻的张荫麟，以更流畅粹美的文笔开始写作他的《中国史纲》。在那本书的自序里，张荫麟直接宣称，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有机会，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他说过去十年里我们发现的新史料，运用的新方法，已经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而且将来的史学，一定是“万果垒垒”的。
他们当然有理由如此自信：梁启超、傅斯年、顾颉刚和胡适已经把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之路踏平了，剩下的就只有更年轻一辈在新学的广阔天地里面开拓。他们的师友中，也有王国维、柳诒徵、吕思勉、陈寅恪和陈垣这些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价值抱有同情的学人。他们有机会在世界各地的学府留学或是进行研究，张荫麟和另一位比他年龄稍长、名气却大得多的同辈学人，由治外交史而转向外交实务的蒋廷黻，都是留美归来。著有《清史大纲》的萧一山，三十岁上获得资助赴欧洲访学。最终，这一批青年历史学者在其各自专精的领域都有所成就，可是他们最出色也是最出名的作品，却往往是由讲课记录整理而来的通史，那里面有他们的雄心，你甚至从这些著作的名字就能感到这一点：除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张荫麟那未能完成的《中国史纲》，还有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就连以断代考据擅场的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俞大维语）。他们代表了一个锐思驰骋而又元气磅礴的时代。
这也是个迷人的时代。你不会忘记钱穆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下的断语，张荫麟优游不迫的叙述节奏，还有那一代历史学人考据的严谨、论辩的节制。这些三十年代的历史学者的作品在今天被重新发现，其中的一些几乎可以在不加注解的情况下就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反映了他们结论的可靠，而且，其中的大多数可以当作艺术作品来欣赏，其中最好的那些则具有伟大的长篇小说的精神气质。在这些作品面前，翦伯赞和胡绳们实在太刻板也太激越了，有点像叛逆期的倔强，像不那么好的类型小说。
年轻的民国造就了这些尚是青年的历史学者。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用胡适的话说，连皇帝都可以不要了，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接踵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让当时一位对时局敏感的读书人感慨：“这一百年里头时势的变迁太速，学问总是追赶不上。”他很快要以自己对古史的考辨，引发史学界的大地震。这些新文化、新主义的兴起给以旧法治学的儒者带来压力，也促使他们调整自己对于经史关系的看法，拓展自身研究的范围。纵观民国的史家和史学，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里所说的“志气”。
如果说时代精神能够造就一代的史家，一代史家的著述也总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魅力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真、细心地研读今天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不仅仅是为里面的知识学问，也为我们所处的当下确立坐标，为未来寻找方向。
我们在这里推出生于1970年之后的十五位青年历史学者，希望从他们的访谈和代表作里找寻这个时代的“志气”。如果说民国时代的历史学者面对的挑战，是让史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近代的历史学，那么我们今天的挑战则是摆脱阶级和革命史观的叙事，创造一个更新的，同时也还原一个曾经的历史学。
从与他们的对谈里我们感到希望：他们明白意识形态下的历史写作既有的局限，希望不仅从材料上，也从方法和思想上取得突破；他们努力吸收来自国外和前辈的新的视角和语汇，对于史学界和思想界的动态保持关注，也对自身提出了种种要求；在大众文化生产出的通俗历史写作的冲击下，他们也能够保持专业历史研究者客观、冷静的态度，容忍，有时参与到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传播的进程中去。毕竟，90年代以来的大学校园，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平等的治学环境；快速开放的中国，重新带给他们走出国门、和国外同行交流学习的机会；在这里面，也有并不依赖学院体制，依靠自身的勤奋和努力写出优秀作品的学者，虽然大学的校门依然对他们紧闭，但是公共空间和媒体在过去二十年的快速成长，给了他们空间和阵地。
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求真、求实的欲望：如果过去曾是被刻意扭曲、忽略的，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用无可辩驳的史料，用难以争辩的事实回击它。有了明确的对手，挑选何种武器就变得特别容易了。因为曾经的历史叙事是基于对于历史材料的选择、过滤，在主题先行的前提下挑选历史证据，在价值判断已定的情况下展开议论，那么现在的历史就应该是从对材料的全面审读出发，从事无巨细的检索、查找和整理开始，然后基于这些工作得出所谓“客观”的结论和判断。毋庸讳言，现行的学术出版体制也偏好事实性强的叙述，而对思想和价值判断有所保留。在这些背景下，对于新的历史资料的发现，对于写作所谓“信史”的执著，成为了大多数历史学者的偏好。
不过，求真的强烈欲望也可能使人掉入片面真相的陷阱。档案资料有几个层次的真实：最简单的是通过档案了解到之前鲜为人知或被故意遮蔽的事实；然后，我们可以了解创造这份档案的人的心智和情感，从而对这些具体的人和创建这些材料的具体制度有了认识；最后，我们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有可能逐步进入当事人的心境，建立一种古今的连续感，把档案看作是一种活的传统，对于过去有一种带着历史感的认同。不过，如果阅读这些档案的目的是重估和修正，恐怕就不得不站在外面，就第一个和第二个层面的真实思考和写作。在目的明确、单向的求真过程中，今天的这批青年历史学者似乎太急于放弃全景式叙述了，因而丧失了对于历史事件起源、细节、丰富性的陈述能力，也无法经常看到他们个人色彩浓烈的一家之言。
矫枉过正的毛病，在思想和文化发生快速和剧烈转变的时候都有，这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敏感者，也对此有所察觉。让人更加忧心的是，他们似乎对作为艺术的历史缺少基本的感觉。转变一种作为哲学的历史的最好办法，并非是用一种哲学来替换另一种哲学，用一种真实回击另一种真实，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刚从一口井里爬出来，就掉进旁边的一条沟里了；哲学的历史需要用艺术的历史来转化、瓦解、丰富进而重构。
缺少审美意识的历史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倘若接触到用整齐漂亮的小楷写下的案牍、书信的时候，这些历史素材吸引人的并非是内容，而是有些黑字穿透了那薄如蝉翼的纸面，留下汉字轮廓形状的那一个个空格，你要从上下文里猜出这到底曾经是什么字。所谓历史事实也无非如此，存留下的档案只能留给后世的人一个轮廓，一个语境，确切的东西已经过去了，也可能已经丧失了。那种认为细心解释一套保存完好的档案就可以重构历史的想法，是以剥夺历史的丰富性和历史叙事的多样性为代价的。
有时我们觉得，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代和体制下的青年历史学者，是不是过分苛责了？毕竟，从他们身处的纵坐标来看，世界范围的历史写作也呈现过度专业化，偏重研究而忽视写作，为服从学术体例而放弃个人风格的现象。历史感的构建，也非一人一日之功，而是需要人文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以及博雅教育的普及。但是我们也害怕，如果他们误以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提升、一种手段的改变、一种求真的欲望就能产出好的作品，就能真正重塑我们的史观，就能够使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和国外汉学研究并驾齐驱的话，那么我们就失败了，他们也许也会对自己失望。此时此刻，他们需要被提醒：历史写作“万果垒垒”的时代并没有到来，作为历史学者，他们需要比做好研究、写出信史和摆脱主流意识形态更加强大的信念——这样一种信念，可能来自身为学人的道德责任，可能来自回望过去带来的历史使命感，也可能是对于中华文化的坚定信心。简言之，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conviction historian，而不仅仅是consensus historian。
这辑《东方历史评论》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它无非是中国当代史学的某一侧影，不过却也包含了我们重塑史观的宏愿，还有对于这个时代精神气质的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