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荣正式上岗是几日以后的事情。她被分到了四号包间做服务员，我进去的时候端着一盘珍珠鸡和凉拌绿翡翠。荣荣站在餐碟柜子前面，她把双手叠放在了腹部位置，微红的额头上有几颗汗珠在酝酿着滴落。等到我准备出去的时候，我给荣荣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她机灵些，但还没等她给我回应，我们就都被一个有着很重烟嗓音的男人叫住了。
那男人就坐在窗户的正前方，身体胖到刚好挡住了窗户左边的成吉思汗挂像。他的下巴上长着一颗老大的痦子，我倒是没有看清那个痦子上有没有长毛。我认得他，他祸害过好几个我们饭店的小姑娘，工作长久点儿的女孩儿大都怕他。其实我还想端详他的牙齿，因为我习惯于在丑化一个人的时候描写他的牙齿。他收了收拍桌子的力气，轻轻地把另一只手上的筷子放在了高脚杯旁边，而后又很自然地换了一种表情和腔调，我想了很久才想到用“嫖娼”这个词来形容，于是他就用“嫖娼”那样的表情和声音告诉荣荣那盘精致的绿翡翠里有一只苍蝇，被油炸得连翅膀都看不到了。虽说当时小小的我已经感到了真切的害怕，脑袋也是一阵一阵地发热，但是我心里面同时涌动着愤怒，我很厌恶用看似温柔大度来表现愤怒猥琐的行为，或者把“行为”换成另一个更加贴近当时情景的词语，那应该就叫作挑逗。
他把绿翡翠推给了荣荣，让她去叫经理过来处理。如果经理来了，那么即使我们都知道不是荣荣的错，但她也只能回家，她爸会打死她，她弟弟也会辍学。
“这不是苍蝇啊，老板。”荣荣匆匆扫了一眼绿翡翠后就又望着“烟哑嗓”，“老板”二字故意叫得妖娆。
“烟哑嗓”倒还是一副嫖客的模样，他微微一笑又侧了侧身子：“小妹妹，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呀？”厚颜无耻地说。
“老板，这是调料啊，您应该看错了！”荣荣笑得更灿烂了，当然，站在她侧面的我是不能看全她的笑容的，但是我听到了她自然温柔的笑声。
“那你吃了它吧！”“烟哑嗓”强抑着升腾起来的怒气。
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在一瞬间将目光投注到了那个男人的身上，也包括我。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的反应和表情，只见荣荣用筷子夹起了那只苍蝇，是的，确实是一只被油炸得没有了翅膀的苍蝇，她就那么自然地喂进了自己嘴里，在喂进嘴之前还看了我一眼。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从那间散发着腥气味儿的屋子里逃出去的，我非常害怕看到荣荣把苍蝇喂进嘴巴后喉咙的蠕动，那对我来说过于残忍。当我有了特别清晰的思维的时候，我正在石子路边儿上呕吐，倒也没能吐出什么东西，干呕罢了。我回头去看包房，从里面散发出来的灯光已经涣散，漫得到处都是，外墙壁上画着的漂亮图案也像是遭遇了一场暴雨似的，模糊着。
那晚再晚些的时候，荣荣神经兮兮地把我从宿舍拉了出去。她一共向我展示了两件东西：面值十元的人民币，还有一张从酒盒子上撕下来的奖券，印着“贰拾”。人民币是那个“烟哑嗓”给的小费，奖券是她应得的额外收入。说着这些的时候，我明显能够感觉到荣荣的兴奋和激动，或许和她得到的那两样东西比起来，她的付出完全可以一笔勾销似的。谁知道呢？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她又从裤兜里搜出来五块钱，递给我，按照她的说法应该算作是封口费，她让我不要告诉别人她吃了什么，也不要追问那玩意儿的味道，因为她也没尝出来。于是荣荣蹦跳着跑到路灯下，又跑出灯光区，消失在了漫天繁星的夜里。
二
自从吃过苍蝇之后，荣荣对于服务员的工作算是得心应手了，原本极短的头发也长了一大截，都可以用皮筋儿扎起来了。细碎的刘海儿和鬓角一直没有剪过，皴脸蛋儿变得白嫩。仔细一看，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让她出落成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了。
那年农历的七月十五，也就是北方的“鬼节”。蒙古饭店为了吸引客人，就在广场上点起了篝火，整个大院子都变得灯火通明，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在那一片乱景之中，在我的十一点钟方向，有一个破沙发，原本红色的沙发不知道怎的在火和灯的照射下竟然成了棕色，而且还一闪一闪的，上面独自坐着荣荣。
一天荣荣从她的背后像是表演魔术一样拿出了一个塑料袋子，里面包着好几十个啤酒瓶盖子和许多白酒盒子上的奖券。那个时候，啤酒盖子每个可以卖五毛钱，而白酒券上最低的面额也有五块钱。荣荣把一堆啤酒盖子拨到一边儿，而后拿出那几张奖券。
“这是李老板给的，这是我和李姐抢的，这是咱俩那天从库房偷的，这是我第一次当服务员时的那张二十元的，二十元呢！”荣荣把最后那张二十块钱的举得老高，一闪一闪的。
一共四张奖券，没有一张是漂亮整齐的，都被她撕得极其难看。她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儿把最后一张放在第一张的上面，又把第一张放到最后一张的后面，如此往复。就在我即将有点不耐烦的时候，她把那些东西一齐放在了我的腿上，说：“哥，给你了。”
我说：“真的？”
她又说：“当然了，送你了。”
于是，我急忙算了算，一共七十二块钱，都没有留意荣荣正往外走去，也没说一句暖心的话，哪怕是一句再见。等到我回过神儿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只剩下荣荣一闪而过的背影。
在我们那个饭店到柏油路中间，还有一段石子路和着虚蓬蓬的黄土。一辆飞驰的桑塔纳很快地惊起了一阵黄土，弥漫在空气中，又慢慢地落定。土路两旁是密密麻麻的绿草，绿草之间也还有五颜六色的无名小花，它们随着汽车带动起来的气流而摆动，一时间，我竟然有些难过。
荣荣走了。
三
2012年夏天，我在距离我们城市不远的一个小镇换乘大巴，在我等车过程中，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留着齐腰的长发，虽说是扎起来的，但我也能看见微微的卷曲，不夸张，刚刚好的样子。她脸上没有化妆，额头的拐角和下巴都有明显的伤疤，也能够看见或许是因生孩子而泛起的雀斑以及眼角细细的纹路。
就当我处在莫名其妙又恍然大悟的混沌之中时，她叫：“哥，我是荣荣呀！”
是啊，虽已多年不见，但荣荣毕竟是荣荣啊。
荣荣怀里的孩子是个男孩儿，虽然一直在咳嗽，但给我的感觉是很乖的。要知道我是不怎么擅长哄小孩子的，所以也就只会摸摸他的下巴或者夸一夸他长得漂亮之类，连说了几遍后自己都尴尬了。其实我在还没有再次遇到荣荣的很多个日子里都幻想过与她重逢的情景，而我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要问她去了哪里。
我想你可能也知道了，我什么都没有问她。她跑到不远的一个冰柜处取来了一根雪糕、一瓶饮料，塞给了我。在她给我递雪糕和水的那一刻，我看到荣荣手腕上有好几个用烟头烫伤的“烟花”，不管是别人烫的还是她自己烫的，我的心一下子被刺痛了。于是我就什么都不想问她了。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偶尔回答她的问题，说一说我的生活和际遇。她夸赞了我能够走出打工的生活去完成大学学业，也说了她嫁给了一个不错的男人，过着平静的生活。说着这些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睛微微地湿润，她又用手捋了捋挂在耳边的碎头发，动作和七年前一模一样。
等到我坐在车上再一次回头看时，她已经在刚才的那个冰柜里又取出了一个雪糕，喂给了自己怀里的孩子，而且还把孩子微微地摇动着，但眼睛注视着我的方向。一时间，我非常感慨，我庆幸我没有问荣荣我想问的问题，当她叫我哥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只要她活得好就是最好的。
我从车窗向荣荣那儿望去，在她的斜上方，是一块大红的广告牌子，上面写着“向荣超市”四个大字，再就没有了任何的文字和图案，我心中有种叫欣慰的感觉。距离冰箱不远的地方，是两棵不高不大的枣树，稀稀拉拉的叶子在微风的吹捧下摆动着，互相温柔地碰撞着。
四
那次见面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不经常聊天，过年过节会发送简短的祝福短信。2015年的初春，荣荣打电话问我有没有认识的呼吸科医生，她需要给孩子办理住院，但是没有床位，孩子病得非常严重。我托了很多朋友把她孩子安排到了解放军第五医院。
那个与我只有一面之缘的孩子，由于小镇医院的误诊，在到达解放军第五医院以后由急性哮喘引发高烧、肺炎。当我最后一次拿着饭盒去给荣荣和她老公送饭的时候，我的医生朋友悄悄告诉我，孩子没有救回来，已经夭折了。
我透过长长的走廊看到尽头瘫坐着荣荣的丈夫，走廊的中间是阴暗的，尽头那里有光从窗户中射进来，照在他的身上。我没有看到荣荣，我有意地躲闪，怕自己会在她面前彻底崩溃，那只能让她更难过。
初春的北方依然寒风冷冽。我衣服的拉链没有拉住，有刺骨的风吹着我，我把带来的饭连同饭盒一同丢在了垃圾桶里，眼泪不自主地汩汩流落。我说不出一个词语和一句话，我也说不出一句指责和抱怨，只因为真的太难过。
前几日，我给荣荣打电话问她近来过得如何，她顿了顿说过得不错，正在调理身体准备再要一个孩子。我承认我是一个矫情并且易动感情的人，一时间高兴激动得哽咽失态。荣荣却发出一声很浅的笑声说：
哥，只要我不死，就都能扛住！
我又想起十几年前那个吃过苍蝇还笑着给我五块钱封口费的小女孩，于是觉得天空明亮，阳光万丈。
你知道的，我和你一样
一
我是一个病人。得了与我纠缠不清、不大不小的病。此时，左手插着针，右手拿着笔，医用胶布渗出了一层粉色的血，美丽得像是一朵正在开放的花儿，忘记了疼痛。
我本是一个略带伤感的人，所以就更不愿去关注那些更加伤感的人。可每日都重复着排队挂号、病床吊针，让我很难不去铭记那些与我遇见过且伤感的病人。
第一位病人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古稀老人。西安的夏季酷热难挨，他却始终都戴着那顶毛线帽，黑色。每日7点，他就那样坐在轮椅上，眼睛注视着对面的一片地方，一动不动。每次路过我都会停下来和他共度几秒，一开始我会问他一些诸如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戴着毛线帽、为什么一个人看着远方之类的问题，可他从没有回应我。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不想与我对话，还是他本来就是一个聋哑人。当然，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就那么站在他的身旁，不再说话，甚至在那几秒里我都不曾呼吸。我也试着与那老人看向同一个方向，可我除了看到一群人以外，再看不到任何。
10月27日，病情没有丝毫好转的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再次走在那条熟悉的路上。提起我兴致的，是那个坐在路边眺望的轮椅老人不在了。
我询问卖早点的老板，他却说，这里有过你说的那个老人吗？
是啊，除了我这个多愁的病人，又有谁会注意一个坐在路边戴着黑色毛线帽的老人。
在我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了角落里的一张被黑纱布围着的照片。相框里囚着的是那个戴着黑色毛线帽的老人，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正脸，如此亲和慈祥。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在笑，却也似乎都在沉默，那一刻，我确定，他走了。
输完点滴，我走在来时的路上，再一次路过老人的位置，眼前的几片黄叶飘然落下，直至安稳触地。我又自然地望向老人永远注视的那个方向：
一整排的小商贩在张牙舞爪地招揽着不怎么热情的顾客；父母的背上挂着孩子的书包，孩子一蹦一跳地说要抱抱；穿着暖色长裙的女人妖媚地挽着男人的胳膊，男人的另一只手温柔地捋了捋女人的头发……
莫名其妙地，泪如雨下，打在我脚旁安详的叶子身上。我似乎终于知道了那个戴着毛线帽的老人在注视着什么。
第二个人是我在病床上认识的，年龄与我相仿，男。
躺上病床之前我就看到了一个包在白色被子里发抖的人，旁边立着一个冰冷的蓝色氧气罐，护士手忙脚乱地说要随时把他送到大的医院。
看护我们俩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温和男医生，白大褂里穿的是一件翻领的深色衬衫。
医生第一次进来时拿走了他腋下的温度计，高烧四十余度。临出去时又翻起了他身上的被子，说要凉凉。第二次进来时，医生手里端了一杯有轻微热气的水，问他喝水吗，他回不喝。又问喝些吧，他回不喝。医生再问来喝些吧，终于，他挣扎着起来，吹了吹，喝了那杯有着轻微热气的水。医生出去的时候又问了句是否再倒一杯。
他这次端来的不是热水，而是酒精。医生用纱布蘸着酒精给他一遍又一遍地擦着身子，腋下、后背、屁股、脚心……反反复复好几次。
等到体温降了以后，他拨通了电话，应该是他母亲，他的声音变得温柔细腻。说到刚才有一个陌生医生像父亲一样给他擦洗身子的那一瞬，我看到了来自七尺男儿的眼泪，那么突然，却又顺理成章。
我问他为什么高烧这么严重却一个人冒险打针，他说可以陪床的同学都放假回家了。我问他要吃些什么，他连连摆手说不吃不吃，脸上满是真诚。
在打发我的朋友去给他买吃食的那段时间，我和他聊着一些轻松的话题，最后他笑着喝完了一大碗水果粥。我又递给他一个大苹果，他竟然用手掰成了两半儿，声音清脆，还给了我一半儿。我笑着说你的病好了啊，那么有力气。他却说着谢谢，快要哭了。
一时间，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刻意支走了陪我的朋友，又把点滴的速度调到最慢，只是想让他知道，这个病房里还有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