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感化。
回首王阳明前三十年走过的路，虽然他从十二岁就已立下读书做圣人的理想，并为了这个理想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实践着。他觉得圣贤就应该顺境安民，所以十五岁的他便独自到了边境去考察三关；他读朱熹的“格物穷理”说，便立马和朋友一起到竹园格竹子；在南昌时他去铁柱宫跟道士练习养生的导引之术，他练书法，结诗社，游览名山大川访仙问道。这一路走来，有失有得，有时离圣人之道很近，又时又有偏离。王阳明在追求圣人之道的道路上，其实是走过很多弯路的。
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这一段话，是王阳明去世后，他的朋友湛甘泉写在他墓志铭里的一段（《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湛甘泉后来同王阳明一起弘扬儒学，不愧王阳明的生死至交，对王阳明一生了如指掌。
尽管，此时的王阳明离他真正归于圣贤之学还有一定的时间与距离。但到这一年，王阳明追求圣人之道的理想与途径已经越来越清晰。他决定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的仁义之道，沿着儒家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重回京师 结识甘泉
弘治十六年，王阳明在西湖疗养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他的身体得到极大的恢复。身体慢慢恢复了，王阳明的用世之心又开始活动了。他重新回到京城，等待机会。
机会还真是说来就来了，弘治十七年（1504年）秋天，三十三岁的王阳明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那时的乡试主考官自然要由文章精粹之士担任，何况，王阳明出任乡试主考官的地方还是齐鲁文明之地、孔孟之乡，那里曾有很多孔子的高徒，那里对乡试主考官的要求自然更要高于别处。
尽管王阳明才华非凡，但千里马还需先有慧眼识才的伯乐。他能出任山东的乡试主考官，与当时的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有着极大的关系。陆偁早已久闻王阳明大名，听说王阳明回到京城，他特意派人前去京城邀请王阳明出任山东乡试主考官。
陆偁的邀请让王阳明又惊又喜，他深谢陆偁给自己带来的这个机会，又满心忐忑，深感自己的责任之重大。大明朝的乡试主考官，多从京官中直接选拔，且多由那些直接负责教学的官员担任。王阳明当时任职刑部主事，被调去任乡试主考官当属特别录用。再者，王阳明虽然满腹经纶，却从来没有担任过类似的差事。但孔孟之乡，对正满怀热情走在追寻圣人之道上的王阳明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诱惑，那里的山川风物，那里的贤士名流，都让王阳明心向往之。能到那里去选贤擢士，对一位儒家士子来说更是一种至高的荣耀。
王阳明果然没让陆偁，也没让山东的士子们失望，那次乡试从试题到录用都由王阳明亲自主持。
王阳明在主持山东乡试的过程中，共出了十三道经义题、五道策论题，此外，论、表还各出一题。经义题选的大多是“四书五经”中跟经世致用有关的语句，策论主要是考察考生对当时急务的对策。王阳明在《山东乡试录》中不仅列出了自己出的题目，还附上了标准答案。（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
出任山东乡试主考官，是王阳明第一次以一名儒学家的身份在世人面前出现，也更加坚定了他在儒家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而在那次乡试中，王阳明的儒学思想与才华得以展示，这让他在朝野上下的名声更响了。
这年九月，王阳明圆满完成乡试官的任务，回到京师。回京师后，王阳明又被转任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负责选拔武官的考试。一文一武，两场考试的主考官，足见当时朝廷对王阳明的器重。
在两次选拔考生的过程中，王阳明渐渐发现一个问题：他发现当时的士子学者多与他年轻时一样，只一味沉溺于辞章记诵之学，他们一心读圣贤书，也不过为科举经仕，却不知身心修行为何物。到这个时候，王阳明对儒学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他决定致力于提倡圣学。
提倡圣学，必先使人立成圣人之志。王阳明开始向周围的人讲学布道。以王阳明的才华与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可以想见，他的课堂定是精彩非凡的。如此一传十，十传百，他在京城的名声日渐响亮，有更多的人慕名而来，聚集到他的门下。王阳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公开授徒讲学了。
在当时读书人当中，程朱理学被视为正统儒家之学。王阳明也曾熟读程朱著作，并对朱子之学深信不疑。十七岁那年，王阳明为实践朱熹的“格物穷理”说亲自跑到竹园去“格竹”，却失败了，自那次之后，他对朱子学开始产生了一些怀疑。
其实，追溯朱子格物之学，它来自于北宋的大理学家程颐。朱熹重视“格物”，把“格物穷理”视作儒学入门的第一步。朱熹通过不断地读书积淀，到四十岁之后也意识到自己以前学问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明白了“格物”的真正内涵。可以说，格物之学，是朱熹大半生读书思考积累的一种学问，非常人所能轻易达到。王阳明年纪轻轻，他的学问与人生阅历的积累还清浅，他只凭着满心的豪气去实践朱熹的“格物穷理”之学，失败自然在所难免。但王阳明天生是个执着、意志坚定的人，他决定了的事情，哪怕历尽波折，也决不轻易放弃。弘治二年，也就是他十八岁那年，从江西南昌偕妻子诸氏回余姚的途中，他去广信上饶拜访了当时的大儒娄谅，那一次，与娄谅的倾心交流让他对宋代儒学中的格物说有了新的理解。此后，王阳明因身体等原因，也曾迷上异说，直到三十一岁在阳明洞中修养，渐悟出其释、道两家的不足，才又重新转身儒学。
比较朱子学与阳明学，二者之间有同有异，差异似是更大一些。在追求圣人之道做学问的过程中，一旦选择了儒学之路，两个人都不曾动摇过，这是两人的相似之处。但朱熹更注重苦读与向师友求教，也就是说，朱熹是通过勤学苦练最终达到圣人之境的。王阳明则与朱子不同，他更注重内省与体验，即“存心涵养”，王阳明是通过不断地克服内心的种种苦恼与痛苦，才慢慢体会出真正的人伦之道与儒家之道相符，这才转而笃信儒学的，这也是王阳明提倡的新儒学被后世称为“心学”的原因所在。
在王阳明之前，鲜有人对朱子之学提出怀疑。而今王阳明却向众人说：“向心内求理，方得真知。”“心即理也”格物穷理，不从物去“格”，而先要从自己的内心去“格”。王阳明此论一出，便在当时的学者士子中引起哗声一片，何方狂士，竟然连朱熹的《大学》格物之学也敢质疑。一时之间，众说纷纭，王阳明也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他提倡的新儒学甚至被视为异端邪说，让那些正统学者谈之色变。
天下苍苍，人海茫茫，孤胆英雄也有一二知己在。就在王阳明被淹没在众人一片质疑声讨中时，有一个人竟然逆流而上，勇敢来到他身旁。这个人就是湛甘泉。
湛甘泉（1466—1560），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湛甘泉幼年丧父，由母亲陈氏独自抚养成人。天性聪敏的他十四岁入学，十六岁即入广州庠就读，明弘治五年二十七岁的他考中举人，二十九岁前往江门求学于陈献章（号白沙），从此潜心研究心性理学。
这陈献章可也不是个一般人物，他与娄谅师出同门，同为吴与弼的高徒。陈献章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主静心学”。所以有人也把陈献章视为阳明心学的前辈。
俗语说严师出高徒弟，有严师耳提面命，再加上湛甘泉自身的刻苦用功，数年间他的学业大进，深得老师陈献章的赏识，被视为白沙学说的衣钵传人。湛甘泉在同陈献章学习“主静心学”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随处体认天理”学说。这陈献章也真称得上一位贤师大儒，他允许自己的弟子去发展自己的新学说、建立新门派。湛甘泉晚年坚持讲学，门人弟子满天下，他九十多岁还去游览南岳，一生著述极丰。这自然是后话。
弘治十八年（1505年），就在王阳明回京师欲授徒讲学的这一年，已经四十岁的湛甘泉进京赶考，一举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当时的主考官张元祯和杨廷和见到湛甘泉的答卷后，曾对他啧啧称赞：“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
王阳明曾拜见大儒娄谅，湛甘泉是陈献章的衣钵传人，而娄谅与陈献章又师出同门，如此说来，王阳明与湛甘泉之间不能不说有一份奇缘。两人于这一年在京师会面了，那是明代新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面。二人会面之时，王阳明对心学还没有十分深刻的了解与清晰的发展方向，但他们二人的学说都以体认为主，这为他们日后共同致力于提倡圣学奠定了基础。二人投缘，一见定交。
有了湛甘泉的支持与加入，王阳明不再犹豫，他与湛甘泉一起投入复兴圣学的忙碌中，在京城大张旗鼓授徒讲学。
颇为让人遗憾的是，后来，他们二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到晚年，二人的观点甚至变得水火不容，湛甘泉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王阳明则转向“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学。湛甘泉自称“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阳明心学与湛甘泉的体认之学被称“王湛之学”，两大学派在互相批判与对峙中各自得到繁荣发展。清代大儒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言：
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宗其旨，而渊源不可没也。
尽管后来湛学没有王学那般兴隆，但王湛之学，都曾在明代儒学发展史上绽放过绚烂的光华。而王阳明与湛甘泉，尽管后来在思想上产生分歧，在学术上分道扬镳，但二人的友谊却绵延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