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80年代，大兴语文教学改革以来，有一种——后来几乎要形成教派——教学主张，近于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不妨称之为“大乘语文”，信众曾遍布国中；另一种信众至今仍很多，是寻求自我解脱，救赎自身的教学改革，可称之为“小乘语文”。
现在“大乘语文”，还有人修，看来是还想修成教派；而“小乘语文”天然地拥有散漫的信众，永远在做救赎无已的挣扎。
《荷塘月色》教过多遍，也听别人上过多遍，而思维定势总是集中于月下荷塘与荷塘上月的部分，其实开头诸段亦未宜忽，余曾作专文以探究之。
文章是个整体，彼此关联，照应绵密，善读善教确乎必须做到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这须是一辈子修得的真功夫、硬本领，非徒靠参考书所能掌握也。
《东坡志林》载，宋真宗听说隐士杨朴善作诗，就召见他，问：“此来有人作诗送卿否？”杨朴回答说：“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大笑，把杨朴放走了。
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二）诗云：“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敢在皇帝老子前说真话、说笑话，倒也见得皇帝老子有雅量，有水平，有文学修养。北宋文化教育之所以发达，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
鲁迅说，应该像列宁所主张的，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所以他认为“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
然而如今的改革，注意到“风俗”、“习惯”者几希。语文课改也是这样，鲜有注意教学之风俗习惯者，于是多少口号、理念、措施、办法，最终都退让或消解于旧风积习，而改革只是徒费精力耳。
然而即是风俗习惯，亦不可一概而论，一笔抹杀，也应如鲁迅所说，必须“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
读鲁迅，忽然悟得他的文章之所以为今之青年——就仅指中学生吧——所不乐读而觉得费解，除了时代的隔膜之外，思想文字之跳跃、旋转、回环、跨越、骤转也许更为主要。教鲁迅作品，当更多注意培养学生“跳”和“跨”转的思维，虽有难度，实大有益。
周国平曾发表文章称，“教育产业化”的实质不是市场化，而是混淆了市场化改革与公共治理改革。一方面该改的不改，政府高度行政化的治理方式，对学校的直接微观控制，垄断教育资源的方式皆未变；另一方面，不该改的却改了，公立学校用靠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设租寻租，将其变成需要花钱购买的服务，向社会、家长强势地攫取经济资源，并架空了弱势阶层和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教育产业的主体本应是民办教育；在“名校办民校”的极端不公平竞争中，真正的民校不但步履维艰，而且大面积死亡，假民办扼杀了真民办。
有人问陈丹青：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陈答：别谈教育吧。现在哪有教育啊？
一些“外行学者”对教育现象的洞察，往往远超过教育界人士的眼光。他们的发声，较无顾忌，所以能够直剖要害。只是直剖要害，却未能直捣要害。只要将教育当作统御的工具而纳入政治控制的领域，则无理、强势、不公之种种，就很难绝迹。
陈丹青说：“学校开会，动不动‘教师队伍’怎样怎样，我说，这是军事用语啊，怎么在高等院校口口声声。”
我也同意不要再用“教师队伍”或“团队作战”这样的战争术语。用“教师群体”多好，教书的人大家在一起研究、探讨、交流，这是多么自由而鲜活的聚合。大家共同讨论，集思广益，智力资源共享，同时也独立自主，而不求整齐划一，这岂是团队所能比拟？
家是什么？
三毛说过了：“一个电灯泡，灯泡下有个桌子，桌子周围有人在等你回去吃夜饭。”
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不是已经成为久违的记忆了吗？
林庚说：“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在发现世界的新的美。”
可是我们语文课堂上教诗歌，却总是热衷于解释诗、分析诗，不能从诗中去发现那“婴儿”的“好奇的眼睛”。诗是让人共鸣的，不是让人共识的。
钱理群说，他的个人气质里，既有“堂吉诃德气”（强烈的参与社会运动，充当战士的冲动），又有“哈姆雷特气”（对实际社会运动多有怀疑，因而犹豫不决）。
钱理群说，应该“还思想于思想者”。强调思想的独立价值，做一个思想的学者，不是政治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也不是国师、幕僚。
鲁迅曾经提醒，真正的精神界战士，不要落入“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亦即时刻都要保持政治、思想上的独立性，不看别人脸色说话，只说自己的话。
钱理群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必然是边缘化的，是“站在边缘思考与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其价值也就在这里。
但钱又说：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实践的合理性，这是一条必须划清的界限。
我想，“思想的学者”，这是针对“无思想的学者”说的，更是对“不独立的思想”而言。思想的“独立价值”，也不是单单指的不拥护、不赞同、不合作，更需要和更可贵的，是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包括说出的和没有说出的，都是“站在边缘”的说话，不要也无须进入“中心”。然而更重要的是不能都用“思想的合理性”来要求实践。
鲁迅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生活。”
我在“文革”集中营里，领略过这样做的“奴隶总管”。后来大家以越狱的奋勇行动，把他打倒了。
周作人说他不是宗教徒，而是一个爱智者。
我觉得“爱智者”这个命名很好，其实凡是知识分子都应该是一个爱智者，而不是多知者。多知不等于爱智。“辩日”的两小儿讽孔子：“孰为汝多知乎？”这个“知”，就不是“智”。
读书的面的确要广，要杂。一灯独燃，不如众灯互映。佛家有谓“千灯相照”，即是读书时所生发的智慧光辉，彼此照映，亦即周作人所说的“物我回响交流”。
愧哉。余虽好学，亦仅有小灯一盏两盏而已，“物我回响”又何其微乎！
道家说：虚无为本，因循为用。禅宗说：世外人法无定法，方知非法法也。法律是战胜者的工具，历史拼的是诡诈与暴力。
不记得这话是谁说的了。其中似乎有点什么逻辑联系。且记，待查，再想。
好像是陈映真说的，无法了解一个没有中心指导思想的价值多元的社会，而总以为民主国家也有它的“集体行为”。在中国文化下成长的人们，的确很难想象什么是多元的价值，更难以了解多元社会是如何运作的。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必须放在一个能不断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体制脉络里来加以叙述。也就是说，美国国家政策的形成，以及国家行为的运作是多元价值在法制里头，由激烈竞争发展出来的。有时它代表的是决策当时的利害考量，但有时它又代表对真理的向往和坚持。美国任何的国家行动都不是一个人或一小撮人所能支配的。美国宪法所创造出来的机制，使美国社会必须定期作出批判、检验或甚至于反省。这样的一个机制才是美国“文明”最主要的精髓。美国因此不是只有一个；她是一个不断根据历史的进展和需要而调适她自己信念的共同体。这个体制，我们叫作“民主”。换句话说，美国没有“集体行为”，她只有多数的决定。就是在二次大战达到最高潮，一船船的年轻人被送往欧洲战场打仗的日子，在美国，也还是有很多人写文章反对干预美洲以外的事务。
这一段话，颇令人开窍。什么是“民主”，我们很少去仔细想过。政治体制和社会机制的“民主”，已经在教科书上、在报刊上都读过。但没有听过如此深入的诠释。也许这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民主”，而非刚刚抽芽或灌浆的“民主”，我们思犹不及。
看文字，须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亦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小窗幽记》）
此话好像不是眉公先生的首创。“鏖战”和“推勘”，是指不可囫囵吞枣，浅尝辄止，而是要有非弄懂它不可的刻苦钻研精神。但是，读书最好还需要像曾国藩所说的“如沐如濯。”以及“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
福州一中校友罗威，后来到英国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在其所著《路在自己脚下——我的英国MBA求学经历》中说：MBA经历中真正能够经久不衰的，不是课程中学到的学术性知识和技能，而是MBA课程带给人的种种体验和感悟。
中学，尤其福州一中这样的名校，它所要努力的，是将来也须留给学生有独特的体验和感悟。否则，名校，亦徒是学生考试成绩有名的学校而已。
丰子恺《漫画的描法》中有一段话可记：
“有许多中国留日的美术学生，讥笑他们‘模仿得不像，一股日本气’！这是日本人的长处，又是日本人的短处。盖若得其当，则不作生吞活剥的模仿，而能在文化艺术中保住其国民性与民族精神，便是长处。若不得其当，则国民个性倔强，气量狭小，眼光短浅，必不能成大事，便是短处。”
我以为当与不当，一看是否有对对象深入本质的观察，二看能否具有自我独立的艺术眼光，三看其技术能够娴熟掌握与否。
乐府《城中谣》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当代文风对中学生的传染，也大略如此。
伏尔泰，这个启蒙主义的超腕儿，世界民主之父，人文主义的祖师爷，曾经写过犹太人为“玷污过地球表面的独一无二的超级流氓无赖”。但他的一句名言却千古掷地有声——
“先生，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犹太思想家，却是第一批认定伏尔泰为文艺复兴超级大师的人。
我想，这都是自由的恩赐，宽容的惠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