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一章所述，身陷1898年以来日益激进的历史变革进程，严复其实已为教育界找到了一类相当踏实理性的文化认同再造路径，其中不仅明示文化革新绝不是发动激进政治制度改革所能解决的，而且反复强调包括文化革新在内的一切改革行动都必须充分尊重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重建，而不是一味“复古”或盲从西方。严复十分期望教育界的注意力能从激进政治改革运动中撤出来，转向在古今中西文化之间展开扎实的文化探索与再造，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重新找到文化出路，中国教育也才可能创造出“统新故”、“苞中外”的新文化。
然而严复的文化革新方案却被清末激进的历史变革进程抛弃了（尽管由他译介的自由、进化、权利等成为教育界竞相引用的新口号），他自己在地方学校的改革实践，也因遭遇纷乱人事与利益争斗而无法顺利展开。[100]这位生于1854年，与康有为（生于1858年）同辈的理性改革家只能失意退出个人无法驾驭的变革激流。
接下来本文便要探讨“1860后”、“1870后”后辈有何种文化表现，尤其是他们能否超越1898年以来教育界渐成主流的以激进政治改革为本的文化革新。就此而言，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和俞樾的弟子章太炎，前者生于1873年，后者生于1869年，二人堪称清末最引人注目的新一代文化革新先锋。然而他们却是1898年以来激进政治变革的后续主导者，并未跳出激进政治改革藩篱，反倒是身处教育界边缘、独上高楼的寂寞青年学者王国维（生于1877年）自觉从激进政治改革中撤离，转向文化与教育创造本身，并且是在清末新课程体系中展开文化创造，从而不仅为中国教育贡献了诸多现代文化，而且形成了一套现代文化课程范式。
1.依旧以激进政治变革为本的主流文化革新走势
1898年9月，实施了103天的“戊戌变法”突然流产，梁启超与其老师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未曾预料的失败没有终结康有为的政治变革意志，梁启超更是试图迅速扭转局面。为此，梁启超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倾注了满腔热望奔走于日本政界，呼吁营救光绪皇帝”，尽管一番奔波下来，却“没有取得看得见的成果”。此后，梁启超又开始撰写《戊戌政变记》，并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上发表，希望藉此可以争取英国、日本等国政治力量的同情与干预，帮助光绪帝、康有为平息反对势力，挽救突然被扼杀的“戊戌变法”运动。[101]
为写《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前后花了六个月时间。期间，他本可以深入反思自己所看到和所经历的革新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方向上的调整，但事实上梁启超依然坚持“政变”以前的新旧对立分析框架与立场，并据此将中国1898年以及此前即以启动的历史变革简化为“百日维新”，甚至现在更多人认为这只是“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还把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说成是晚清“惟一的进步力量”，慈禧及其他“维新”反对者则被描绘成反动的守旧派。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多年奔走，谋求“进步”改革，终于在1898年赢得了光绪帝的支持，但反动的慈禧却将“进步”改革扼杀了。[102]
从陈寅恪开始至今，国内外早已有学者对梁启超的历史叙述表示怀疑，认为他只是在为康有为及“维新派”辩护，陈先生甚至认为更值得同情的改革力量乃是张之洞一方。[103]当然，后世的这些是非议论改变不了历史本身的进程。虽然不知道梁启超主观色彩浓厚的历史叙述是否争得了英、日等国执政者的同情，但通过发挥他的“天才写作能力（gifts as a writer）”，“梁启超的叙述确实打动了不少对国内实际情况不甚了解的海外华侨，进而使他们对‘保皇’运动表示热烈支持。”[104]言外之意，梁启超按自家意思讲述的故事还是取得了对其有利的效果。
至于国内局势更是对“维新派”有利。如戚学民所言，“历史在这里展现了它的严峻和反讽，慈禧等人凭借政治势力暂时挫败了维新力量，但是梁启超却用富有魔力的笔取得了叙述戊戌变法史的权力。”[105]最终慈禧等人所赖以为生的政治体系都被日益崛起的激进文化“权力”掀翻了。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还不是“维新派”如何重振暂时失败的变革行动，而是梁启超本人的文化革新事业在遭遇惨重失败后有没有发生变化。
很明显，没有发生变化。创办《清议报》、撰写《戊戌政变记》期间，梁启超的革新立场仍和康有为一样，他甚至希望教育界乃至整个世界都认为“只有康有为才是中国惟一的改革力量，只有康有为的方略才是惟一的救国方案。”[106]作为康有为之后最有影响的后辈革新者之一，梁启超独自担负起革新的领导重任时，并没有突破康有为开拓的以激进政治改革为本的文化革新道路局面。他从事了不少新的文化革新实践，从创办《清议报》，到撰写《戊戌政变记》，每一件事都非常投入，然而这些文化新实践仍把文化视为政治改革工具，仍是为了能迅速改革传统政治体制，建立“君主立宪”政治，而不是为了专门创造新文化。
梁启超自己说得更干脆，创办《清议报》时，是其“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最激烈的时期，以至不久“政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驯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三年后“不得已停办”。[107]1902年春，梁启超又创办了《新民丛报》，继续“灌输常识”，追求其政治改革事业。就方式而言，这次文化实践是在重复此前的办报行动，至于“报中论调”，也是“日趋激进”，只不过这次行动造成的社会反响让他有些意料不到——如他本人所言“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108]梁启超因此成为康有为之后教育界引领革新的新一代“巨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创办《新民丛报》的前后一段时间里，梁启超在保持“激进”色调的同时，思想似乎还是发生了颇为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便是“国家”概念在其思想中日益扮演重要的作用，甚至取代了原先的“保皇”信仰。与之相联系，“民权”、“民治”、“民族”等概念也逐渐涌入梁启超的思想世界。如果一直发展下去，这必然会与康有为的政治理想发生冲突。康有为也觉察到了梁启超的思想变化，因此不断写信告诫弟子“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并不许弟子在文章中使用“自由”、“平等”、“民治”等与“民权”相关的词语。[109]但此类禁止并不奏效，梁启超还是转向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并给康有为带去了“毁灭性的打击”，将后者的言论“送进了博物馆”。[110]
今天来看，梁启超1902年另外创办《新民丛刊》，算是“独立门户”之举，不过其结果也“非常成功”，“在思想性上，在编辑风格上，在发行销量上，以及在民众口碑中，继起之《新民丛报》都大获全胜。”[111]那么，执意要突破康有为束缚、追求“思想进步”的梁启超究竟为中国教育贡献了什么样的新文化呢？1902年1月，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了《新民说一》，其中明确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112]。这与之前追随康有为及光绪帝直接投身政治改革，试图在中国建立“保皇”、“保教”政体相比，显然是想另外开辟一条变革新路。
如此重新界定“第一急务”正是为了展开此前的“国家”理想。梁启超希望中国能成为“安富尊荣”的“国家”，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从“新民”开始，“新民”即由此被他视为“中国第一急务”。与之相联系，康有为提出的“保皇”、“保教”等行动计划，便很自然地被梁启超悬置了，因为在他的“国家”视野里，这些计划都不如“保国”重要。[113]总之由“国家”出发重新界定“第一急务”正是他的思想超越与革新之处。而梁启超之所以会有此“国家”思想转向，一定意义上是为了能与当时盘踞日本且主动示好的“革命派”达成合作关系，[114]摆脱孤立无援的危险处境，但这一结构更是其根据时势人心变化所做出的理性调整。
言外之意，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仍是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力量。梁启超既不认可康有为一意孤行的上层政治改革，也不认可“革命派”的下方“革命”运动，而是坚持寻找自己的方式。1902年，这一方式终于形成了，即依靠自己的“新民”文化和“新民”教育行动，建立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从1902年2月发表《新民说一》，到1906年，梁启超一直都在以写文章的方式，展开其“新民”政治文化教育行动，意在教导国人，让他们学会将“国家”作为效忠对象，取代过去的“皇帝”信仰，然后具有“自由”、“权利”、“义务”、“法治”等现代政治道德观念，从而成为有能力让国家富强文明的“新民”。
关于梁启超“新民说”的具体内容，学术界已经做过许多研究，[115]这里只想强调，梁启超这一番前后“若出两人”的思想调整，不仅让他做起了公共教育实践（不是在学校里做），而且为当时中国教育界贡献了一种新文化，即国家主义“新民”教育学。事实上，除了实践“新民”教育学之外，梁启超自1901年以来，还适时推出了其他文化革新计划，包括：1903年7月到1904年10月间通过在《新民丛报》上开设“诗界潮音集”专栏，发起一场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游离的“诗界革命”[116]；1902年11月另外创办《新小说》杂志，呼吁“小说界革命”，将“小说”这一长期受轻视的文学形式作为“新民”教育和“改良群治”的首要利器。[117]
此外，1902年梁启超还试图发起“史界革命”，改变为帝王“资政”的“旧史学”，建立为“国家”培养“新民”的“新史学”，并曾“立志要编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史》，把‘新史学’的主张转化为可以广泛传播的通史教材。”[118]从“新民”教育学，到“新诗”、“新小说”、“新史学”，可以说，梁启超其实已为教育界勾勒了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化框架，虽然它们无法赢得清末中央政府的认同，但它们却对清末乃至民国的学术、教育及文化朝何种方向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学术、教育革新和文化认同重建努力都是在梁启超开拓的“国家”、“新民”框架下展开的。如李伯元便是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言论的激励下，转而以创作小说的方式，来唤醒民众起来“救救中国”。[119]再如，吕思勉也是在梁启超的强烈影响下，将“新史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与教学理想。[120]
其实，梁启超还在音乐、美学等领域发表了革新构想。[121]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在如此繁多的文化领域展开革新事业？梁启超可谓最有激情、也最勤奋的文化革新领袖，但即使如此，他显然也无法驾驭上述一系列庞大的文化革新计划，甚至缩小至其中的某一个领域，往往都很难耕耘出文化成果来。即以“新史学”为例，这一想法便拖到1921年转赴南开执教时，才真正得以些许展开。[122]个中原因，固然与梁启超精力有限而又太过繁忙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梁本人政治志向太大，且他又恨不能立即实现宏大政治改革志向，心思总难落在学术文化及教育创造本身。
用学术语言说，梁启超的政治志向即是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的“现代民族国家”，通俗地讲，便是做一大政治改革家，因此在政治道路上越走越深，欲罢不能。1906年“新民”教育学建构完毕后，到1911年晚清解体时，梁启超仍未脱离政治来潜心发展自己定下的各种文化教育事业。待到民国成立、“北洋军阀”主政，梁启超则先后做起了“财政部长”、“司法部长”，开始一段“有理想”但却“一无所成”的“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政治生涯。1914年“一战”爆发，梁启超又将手伸到“外交”领域，主持签署了“第二次善后大借款”，不顾此前耻辱的“二十一条”，向日本银行借钱以解财政危机。结果舆论哗然，段祺瑞只好让梁启超辞职，以平息众议，保住自己的政权。[123]
仕途从此终结的梁启超再次转到文化教育领域，接受了中国公学、南开等重要学校的教职，并到许多学校发表演讲。看上去其活动方向确实是转为“著述教书”了——“中国通史”在内的学术文化创造计划再次摆在案前，并推出了新的学术文化计划，如清代学术文化研究。然而梁启超依旧无法割舍其宏大的政治改革理想，晚期的“国学”文化及教育实践也因此再次异化为达成政治目标的工具。如张朋园所见，梁启超最后十年在各地的教育教学活动，其实是为了在学生中培养力量，组建自己的“新党”。为此，他甚至“有野心控制全国的文科教育”。只是由于没有足够“班底”，连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诸多主动向他求助的重要学校，他都无力去“控制”，直叹可用之才实在缺乏。[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