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试行“分组”了，我选了“文”组，因为天性喜文爱艺，于数、理、化、工相远。“文组”的学习、文化活动方式丰富活泼，“分数”不像理科那么“死板”，设比赛，争荣誉，有奖励，但已不同于抠一个死“分数”了。我就在英文翻译比赛中得过奖牌、银盾。奖牌是铜的，铸有图案、格言，皮质的佩带，可以挂在腰带上。
英语教师有顾先生、柳女士，水平都高，口语也稳稳当当，自如流畅。但我那时已经订阅英文报纸杂志，买《牛津字典》，不满足于“课本”范围了。
国文课最受欢迎的是孟志荪先生的讲授，从《诗经》到李后主的词，都很精彩。他一口道地的“津腔”朗诵南唐李后主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同窗黄裳（本名容鼎昌）最喜仿学，下课后大声学那声调，抑扬顿挫，音韵铿锵，是我们课余的乐事和趣事。
我们的思想自由得很，什么新旧中外都接触了，如当时一批新作家的文学丛书、精刻本的《梦窗词》、洋文原版的名著……一时是兼收并蓄，无所关碍。也无人干涉。
我们的写作生活也展开了，因为有《南开高中》校刊是发表的好园地，我们经常有文章刊出，包括散文、译文、研究论文，也有诗词创作。我有一次将自作诗词送请孟志荪先生评阅，他在卷后写了两句，曰：“参透禅宗空色相，是真情种是诗人。”
我们也开师生联欢会；有社会视察课程，有各种形式的劳作练习。在日寇侵华毁校前，我与四五位同班步行“南下请愿”——要求政府抗日。那种爱国精神，也是南开教育的一大重点。
每逢春秋佳日，或夏季白天日长，课余多暇则晚饭后“溜墙子河”是一乐事，即出校门一直往南走，到墙子河旧址为终点，中间经女校的楼舍。记得与同窗黄裳是每晚必行，行一次则讨论乃至辩论，谈笑风生，旁若无人——主题最集中的就数《红楼梦》为第一位。
那时男女分校，只有到化学楼上大课，女同学才过来，常常是坐在后几排——那是当时唯一的“梯级座椅”的扇面形教室。教师要穿像医生一样的白外衣制服。
南开女中规定的校服虽无特殊形样，颜色则是规制的，一律是“藕荷”色，很好看，男生远远望之，不免有所咏叹，好像有的说那颜色如同晚霞，“哪得这般颜色作衣裳”！
三
南开有“社会视察”课，唐明照先生带领我们到各工厂、机构去了解社会情况，不作兴死读书、读死书。南开精神，毕竟不同于一般者大抵类此。
南开到秋天以菊花驰名津沽遐迩。有一处大花窖，王先生为主持，花种之富之美，不可胜言，每一种都有雅名，如“朝晴雪”、“醉舞霓裳”……十分可爱。
提起这，我还“犯过”“窃罪”：有一次，二哥来看望我，似是周末假日，到午饭时我自去吃饭，他独留于花窖，并无一人同在，他就将最可爱的一二种名花的幼芽从根上掐下来带走——原来菊之生命力最强，根下衍此幼芽甚旺，只要掐一小段，插在土里就会生根成活，长成大株，善养菊爱菊成癖的就如此“偷”取人家的名贵种色。我虽未动手“窃花”，却也做了“副手”，罪有应得。如今，二哥早已不在尘世，而王先生的菊种，不知还如昔年否？记此小故事，或可充为我在南开母校的“佳话”吧！
这些往事前尘，大约知道的人不多了吧？南开中学，美好的回忆，说之不尽。
高中母校忆当年
今年十月是天津实验中学建校八十周年的校庆之期。这所中学是我高中毕业的母校。我毕业于1939年之暑假前夕，其时年当二十二岁。六十多年前在校的情景，历历犹在目前。信笔追记若干片段，作为对母校校庆大典的献礼，那就太寒俭了，而对比我年轻的校友来说，也许有些趣味，或亦不是全无意义可言吧。
你如问我：为何迟至1939年才高中毕业？要回答这一问，可就说来话长了——在此不能详及，把事情简化成几句话：我幼少时所遇的那年代岁月，你是根本无法了解与理解的，连想象也没办法。我的小学时期，是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民国年间，败兵窜来，占驻学校，要停课，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绑票匪闹得极厉害，民不安生，逃难逃到亲戚家……如此失学苦度岁月。熬到高中二年级，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学校解散，又是更大的灾难。因为不受敌伪的“亡国教育”，我只能选觅当时在津的教会学校，于是选中了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工商学院的附属中学——这就是我执笔为文以表纪念的母校，亦即实验中学的“前身”。大家口中都称之
为“工商附中”。
工商学院设在天津马场道，校舍建筑很引人注目，最高的是教堂顶部的大钟，很神气。附中则在校园的西端，是平房，教室也很敞亮。但我是高中插班生，高三的教室和宿舍却不在西边，是属于“学院部”了。一切设备，都相当高级，胜过了南开中学。
你会又问：怎么又成了插班生？这是因为，我读至高二，不幸沦陷失学，如不升学，就要被敌伪组织搜去为之奴役，失学失业的青年处境最为危险。而我至此年龄，已到了最后一个考插班的机会，我坚决走求学之路，别无选择。
幸运极了！——问明工商附中这年（已到1938年）招高三插班生，是个少有的奇事。
投考了，——可真难忘却！
那天，上午考第一场“国文”。“送考”的人是我的一位表叔（名刘裕梁），人总是乐乐呵呵，从无戚容。我手执墨盒（现已绝迹的文房用品了）、毛笔等入场，表叔站在附近的一架“双杠”旁等候。不一时，他见我从考场中出来了，潇潇洒洒，向他走来，——他从未有过的惊讶惶恐之色现于面上，急问道：“怎么出来了！——不考了？”我说：“答完了，交卷了。”他不信：“怎么这么快？”我说：“太简易，我都熟悉。”
这下子，他立刻恢复了原有的满面春风，又添上了加倍的欣喜和赞佩之语气的容颜，表示“这太了不起”。
其实，这不稀奇，我从小的语文水平是可以的，尤其是诗词、古代汉文等，有些根底，与一般少年稍有不同，所以看试卷太容易了。
除了“国文”（那时不叫什么“中文”），我“拿手”的还有英文。记得这门考试是笔试与口试两次分行。大约是笔试够格的才要口试。那回，主试的是刘策恩先生。全部问答不过三五语，就满意地让我退场了。他说的第一句是：“Don't be excited...”意思是关照考生不要紧张，慢慢答话。我说：“Oh， no. I'm quite all right.”然后他只问我姓名和原在何校，何以插班。他见我对答如流，语音正确，频频点首，即表示“好了”，示意没有问题了。
以上两门的“光荣史”，却掩不过我在“数理化”方面的“不行”。尤其是数学，我简直忘光了。
我在初中（河北大经路北端的觉民中学），并不如此，那时我们小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学三门全用英文版外国教材，我门门一百分，大考外号“铁第一”，棒极了，连老师都另眼看待，温言和语，视为“特殊生”。可是升高中后，我入了文科班，这些课程久已疏远，兴趣骤减，分数下降——加上失学荒废，再让我做这些复杂的“方程式”和“求解”，我真是“英雄莫论当年勇”，唯有叹气伤怀而已。
面对考卷，计无所出——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非常”的答案：这儿没“算式”等，却是一段文字！
那段话大意是说：我这种学程经历太不幸、太特殊了，客观所致，非一己之情愿；如其他试卷尚可，恳望数学一项许以宽容，视为特殊，以续我努力求学之路程……
大约这份试卷确实是打动了阅卷的诸位老师。榜发后，我竟被录取了。
这种历史经过，我如不记，谁复知之？
高三的一切条件、待遇，实际上是与大学的规格毫无分别了。晚晌自修的图书馆座位灯明地敞，学子自己用功，无人督促。宿舍每室四人，相处和睦。有好文的（如我），有好武的（运动员）。清晨须早起，而少年们“恋枕”，常常遇见老神父来“查屋”，他推门一看，见大家都躺在那儿看天花板，就以洋调的中国话喊“起来”。学生立即坐起——可他一走，就又躺下，再“享受”一会儿……老神父久而知其情，就第二次推门喊：“起来！”
教师很齐楚，水平也高。我心里有比较：绝不逊于南开，或有过之。英文刘老师，数学周老师，都负盛誉而孚众望，余者亦不稍弱。因是教会学府，所以有一门讲“道”的课，老师名叫申自天，德国人，脾气很好，满口汉语，自编的教材是用德文拼音写中文——坐在台上讲一点钟，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可是谁也听不懂这长篇大论到底是讲的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考试。
另一个日语教员，是沦陷后校方为了应付，临时聘教的，没人真听真学，全是走过场，教员也明知其情，大家“默契”而已。
同学中似可粗分两大类：一是正规的本校生，走读，家在“租界”，富裕家的子弟；一类是老天津卫、近区外乡、饱经沧桑流转的续学者。前者年轻，活跃，天真，淘气，爱动，爱闹（课堂上小捣乱）；后者老实，安静，沉默，不出风头，不打打闹闹，似伤“老大”，无复少小时的稚气与朝气了。此二者间似略有隔膜，了解不够——此皆历史时代特殊条件所造成的，今日幸福的学子们，又如何能理解那一切无词以形容的情景与心境呢？
淘气的学生“欺软怕硬”，脾气好的老师上课堂，他们几个就打趣取笑，一位萧先生，取外号叫他“萧二爷”；萧二爷从不发怒，他的特点是一边点头，一边摇手——点头是答问，摇手是“劝”那几个“别闹”。我冷眼看去，觉得十分逗人笑！
好了，又多讲了。我愿年轻校友对于上述“历史”，勿当笑谈，应予深思，你们的时年与学校，是得来非易的。比起我个人来是何等的幸福快乐，应当珍惜，应当努力，不负母校的培育，使自己成为一名有用的英才，为中华民族争取更多的荣誉。
我现存的母校纪念品还有三件：一是毕业证书。上面贴的照片留下了我青年时期的面影。此片亲友都说是我照片中最好的一张。
二是毕业纪念册。这是同学自编自印的，内容颇为丰富。其中有我的词曲和墨迹，代表着我那年代的“精神面貌”。
第三件是一枚银戒指，正面长圆形，有花边，花边内是“工商”二字。内面刻有“周汝昌”名字。还有当时首饰店的印记。记得当时印纪念册和制银戒指，一共才收了二元钱。
这都已成了珍品，是我平生学历程途上的痕迹，十分真实而亲切。
母校八十周年校庆献词
津沽振铎念前修，七二春波八十秋。
驰道马场存旧址，英才骏影树新猷。
工商宜纪富民史，实验方以报国筹。
胜业辉光逢盛典，长怀绛帐溯风流。
入伍
自顾平生，一名村童，经历却绚丽多彩：当过绑匪巢穴中的“秧子”，做过津海关“暂用”小员，教过小学、大学里的课，当过出版社的编辑，进过“牛棚”、“干校”，出过国开会、讲学，做学生时也上过舞台串过戏，在“文场”中弹过月琴……给“老外”讲过《红楼梦》……但最不易忘掉的是还入过伍，当过兵。
那是1936年在南开高中二年级，学生要接受军训。先是在校内，然后是全市各校集中在北部宜兴镇韩柳墅，正经八百地“入伍”。
先叙校内作为军训课程的概况。别校不知，只说我们南开，要统一穿军服，记得是浅绿色海军式制服，胸前是两排纽扣，海军帽，下肢却是打裹腿。派来的教练是正式军官，连长级，有文化水平，南方人，身着呢子军服，佩着军刀，脚蹬马靴，相当神气——这还是政府派来的，与二十九军不是一回事。
这时，军训课还限于做“操”，如行、跑、“跪”（这是一种命令口号）……种种集体动作。学生们非常认真，精神奕奕，军官为了显示成绩，命学生队伍出校上街，一声口号，行止整齐，严明之至！老百姓群立观看，那军官见“威重令行”，面上现出得意的神情。
还记得一位连长有一次唤我去为他写字——进他办公室，方知是为他小楷抄写工作报告。
过了一个时期，命令传来，要集中军训了。大家又都兴奋起来，因这与在校大大不同了，又有点担心，又很好奇，等待崭新的生活方式和“滋味”。
这回，可算“入伍”了，不只是校内“操场”的一门“课”了。
入伍什么样子呢？听我粗述梗概——
第一，学生们的“洋式分头”不得留，一律剃光！
须知，这群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从未见过自己的与同学的“光葫芦瓢”，此时互视和用镜子自照，不禁同发一笑：原来“本相”如此！哈哈哈……
第二，发了军装，粗灰布单衣，有皮带。这并非“定做”，是真二十九军的兵服，调来让分给学生，各挑其合身的穿着，立即乔装改扮。
第三，发了步枪，每人负责这一新武器。只不发给子弹。那旧式老步枪，入手沉重得很，恐怕若是初中的同学会“承受”不了。
就这样，军训营在韩柳墅立起来了。最高长官是位营长，下面若干位连长、班长，各司一职。这些都是从二十九军精选调来的，他们身材高矮不一，面容各异，风度也各自不同，有严肃，有和蔼，有幽默……但对待学生却是一致的：爱护，训而不厉，教而不峻，知道这不过是一群青年学生，与旧时的“当兵的”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