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南开中学无疑是当时大后方最好的中学，我能进入那儿上学当然是得力于我的堂姐在那儿教书，当然也和我父亲于1927年至1928年在南开大学教过书有关。我在联大附中只读到初二，没有读初三，而到南开直接进入高一，功课的压力自然很大。开始我还可以勉强跟上，可越来越感到困难，因而对学下去的信心动摇了。于是我写信给父亲说我不想学了，想回昆明。父亲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说，读书、求学就像爬山一样，开始比较容易，越往上越困难，这就看你是否能坚持，只有有志气的人才能爬上去。爬得越高，看得越远，眼界越开阔。他还举出一些古今学人坚持为学的例子来鼓励我。父亲的这番话，不仅使我坚持在南开学下去，而且对我一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我虽无大成就，但总力求日进，而有所贡献。重庆南开确实造就了不少人才，我所在的四六、四七两级，现在是两院院士的就有十余人，有些在国外也都有成就。前几年，为帮助重庆南开恢复抗战时期的光辉，南开校友会组织了一个“顾问团”，其成员大都是两院院士，而人文学科的顾问只有我一个。这大概是和父亲对我的鼓励和教导分不开的吧！
记我的母亲
在我看来，我的母亲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是中国母亲的典型代表。我父亲到美国留学四五年，她带着我哥哥一雄和姐姐一梅留在北平。当时，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由我祖母当家，每月只给我母亲少量的零用钱，所以母亲得常由黎姨妈接济，这当然是相当困难的，我的姐姐就是在此期间病逝的。我母亲最伤心的事是，她生了六个孩子，却有四个是先她而死去。试想，母亲自己没有什么事业，而“相夫教子”是她最主要的责任。母亲对父亲的照顾应说无可挑剔，在这方面她大概没有憾事。然而孩子的早逝总像一块重石压在她身上。我记得，在宜良时，母亲和我谈起哥哥一雄，她说：“一雄如在我身边，也许不会死。”她这是在自责，在思念，因为哥哥毕竟是她的大儿子。30年代，我们在北平时，哥哥参加了学生运动（据《北京大学校史》记载，哥哥是1938年在长沙与袁永熙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喜欢照相，拍摄了许多“一二·九”运动时的照片。在当时，拍照片是很花钱的，因此他常常向我母亲要钱，母亲也总是满足他的要求，而我父亲对此颇有意见，他觉得我哥哥应该好好念书，其他事都是“不务正业”。但父亲也只是说说而已，从不与我母亲争辩。最能表现母亲的能力的，是她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由北平经上海至香港到海防，这一路是要经过日占区、法租界、英殖民地，又到日占区的海防，几千里，她都应付过去了。而且到香港后，她还有兴致带我们坐缆车游香港太平山。抗战期间，在云南，教授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薪水总是不够，有的教授以刻图章、写字补充家用，有的教授为其他学校兼课补充家用，而我父亲既不会刻图章，又不精书法，且又不去他校兼课。于是就靠我母亲设法支撑家用，先是卖由北平带去的首饰，后又卖带去的衣服。卖衣都是由母亲摆个地摊，和买主讨价还价，这种时候，我的大妹总是帮母亲守摊。1946年暑假回到北京，这时我伯父因生活困难已将缎库胡同的房子卖了，搬到北海旁边的小石作胡同二号的一个院落。这个院子也有二十余间房，有三个院子，但年久失修，都是由我母亲雇人修理的。修理后成为一座不错的住宅。在云南，我们或是住在破尼姑庵中，或是租住在别人的破房子里。这回有了自己的房子、院子，母亲用力把它打扮了一番，房子都油漆一新。院子里种上了花木。我记得有一棵白丁香，开起花来真漂亮。1952年9月13日，我和乐黛云结婚就是在这个院子举行的。可惜这个院子于80年代中以八千元为政府所收购，于此盖了一座楼。就是在这个院子里，还发生了一件值得说一说的事。1950年，抗美援朝中，我报名参军，要求赴朝鲜前线，这时《新民晚报》记者访问我的母亲，他问：“你能同意你的儿子上前线吗？”母亲回答说：“别人的儿子上前线，我的儿子当然也应该上前线。”这时政府号召捐献买飞机，母亲就把她保存的金子捐献了。这些都是因为抗战胜利了，共产党把外国势力赶跑了，官吏们和老百姓一起同甘共苦，使得像我母亲这样的女性，爱国也不愿后人了。1952年暑假后，我们家由城里搬到西郊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址），住在燕南园五十八号。这时我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工作，地点在市内东城区的贡院西大街，只是到周末我才回燕园。而乐黛云留在北大，担任中文系的秘书和教员党支部的工作，因刚刚由城里迁到城外，加之正是院系调整时期，她的工作很繁忙，家务一切都由我母亲操持，我们回家就是吃饭，什么事也不用我们操心。1953年7月22日，我的女儿汤丹出生了。乐黛云是没有时间照顾汤丹的，我更没有时间了，女儿是由母亲亲手带大的，就是1957年12月24日我的儿子出生以后，也是由母亲照管的。特别是乐黛云在1958年2月被划为“右派”，我又常下乡去搞什么“大跃进”，在这困难时期，都是母亲帮我们渡过难关。在当时，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了个“右派”，对这个家庭来说必然会有个大变化，但是，我母亲对乐黛云依然如旧，没有半点表现出不满。在乐黛云下放“劳动改造”期间有假期回家，母亲总是准备丰盛的菜饭来给她以补养。这就是中国伟大的母性，难道几十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正是把人的自然本性都变成了“奴性”吗？幸好我母亲一直待在家里，甚少受“思想改造”之苦，因而她的“人性”比起经过改造的人保存得多一点，这是我们家的幸运。
由于父亲于1964年去世，这对我们家庭收入有很大影响，靠我和乐黛云以及我弟弟、弟媳的工资是维持不了家用的，这时还由政府每月给我母亲一百元生活补助，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母亲的生活补助被取消了，只得靠积蓄补足，但日久积蓄用完，生活就大不如前。母亲因父亲的去世，又加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黑帮”，时常要挨批斗，母亲整日担惊受怕，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大大影响了她的身体，自1968年起她就生病长期卧床。燕南园在北大校园内，它的南面就是学生宿舍群二十八楼至三十二楼。1967年下半年，北大的红卫兵就分成了两派：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和以牛辉林为首的“井冈山”，开始还只是辩论，互贴大字报，但后来发展成两派的武斗。我这个“黑帮”住在燕园很容易受到两派的注意，而且自1966年秋起，我们已经自动地退出几间房子，这样我们一家四口和我弟弟一家四口再加上我们的老母亲住在一起也比较挤了，于是我们一家四口于1968年初就搬到中关园的小平房中去了，这样我就可以远离武斗区，以期躲避灾难。而我弟弟一家四口和我母亲仍然留在燕南园，因为我弟弟和弟媳不是什么“黑帮”之类，所以没有什么“革命组织”找他们的麻烦。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我们的工资很低，每月只能挤出二十元给母亲。实在无法，我们就开始卖父亲的藏书，先把《四部丛刊》卖给了南京大学，后又把父亲藏的外文书卖给了武汉大学，以渡过难关。母亲就这样卧病在床，后来神智也不大清醒了，有时认识人，有时也认不清人了，这样一直到1980年她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们。
东厂胡同大院中的大孩子和小孩子
这两年，我两次去看在东厂胡同住过的那个大院。一次是在一个雨天，我和邓可蕴一起去的；另一次是约集在大院中住过的几位小朋友梁柏有、傅尚媛、邓可蕴一起去的。大院已破烂不堪，而我家住过的那几间房子，门窗倶无，只剩空架一个，看起来真是十分感慨。由于听说这大院将全部拆除，地卖给了香港某大老板盖大楼，这两次去我们都拍了若干张照片，以作纪念。
东厂胡同大院据说是黎元洪的总统府，或者说是黎总统的住宅。从1947年初到1950年初，我在那里住了近三年。但由于我在北大做学生，1947年至1948年底以前大部分时间住在学生宿舍里，真正住在大院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半，而这一年半在我一生中也是很难忘掉的了。当然不仅是大院本身，更为难忘的是那几位同住大院的小朋友。我那时是刚过二十岁的年轻人，也就是大孩子吧，而那几位小朋友只是十三四岁或十五六岁的小孩子，但我们却玩在一起。
东厂胡同大院中有一块大草地，还有假山、小土山、亭台楼阁，可以说应有尽有，树木很多，而我最喜欢的是白丁香和碧绿的竹子。我家住进去时，这大院已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驻北平的办事处了。我家住的是大院最后一排房，房子在一个台子上面，除厨房和厕所外有五间，而我另住在台子下面与之并排的一间，西面就是傅尚媛家了。邓可蕴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的女儿，他们家住的是大院最前面的一排房。梁柏有住在邓可蕴家东面偏北的一所房中，她是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的女儿。有时我家的亲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万比先也来，住在我们家，因而他常常参加我们这一伙玩，也算是大院中的一个大孩子吧！
大院偏前中间有一用不规整的石头筑起的假石山，其上有一座大阁榭，四面是玻璃门窗，中央放有一乒乓球台，我们常在里面一面打球，一面谈笑。很幸运，我还留有我们几个在这假石山上的照片，虽然照片有点模糊不清，但是还可以认出其中的人谁是谁。今年我们再去大院，这阁榭已不存在了，而我们几个人也都六七十岁了。
1948年冬围城期间，我们常在傅斯年住的那所大房子里玩，或者是打桥牌，一面打牌一面听唱片。我们几个人都喜欢听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施特劳斯的东西。因为唱片不多，有的常常听很多次，像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蓝色多瑙河》，肖邦的钢琴曲《月光》，柴可夫斯基的《悲怆》，莫扎特的《小夜曲》，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中的大合唱，都是我们最喜欢听的。围城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正是因为围城，给了我们一段等待的时间，等待黎明。
1949年夏日的晚上，有时我们躺在大草地上，看天上的星星。那时的星星很明亮，现在北京的夜晚是看不到那么明亮的星星了。星星照着我们，我们看着星星，我对邓可蕴说：“邓可蕴，你能把天上的星星数清吗？”她看着星星没有回答，而是唱了一首小学时学的歌：“夏夜繁星点点，散布蔚蓝空内，银光速下栏杆，入睡，美人入睡。”也或许是我给她唱的一首歌吧！夜黑黑，大院空荡荡，正是讲鬼故事的好时候，故事会使人们紧张、害怕，但这种气氛更引人呀！记不清我是不是给他们讲过从我母亲那里听来的一个“真故事”：我父亲1922年至1924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教书时，有位王姓老教授病故。一日，王老教授的夫人坐在老先生的书房中，忽见老先生正坐在他的书桌旁，夫人并未觉诧异，片刻后听老先生说“生前总觉到考完试改卷子很麻烦”，还叹了一口气，就不见了。我想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真实的，因在人思想里常会因想念，出现幻象，幻象总会消失，但常有一些因素使之显现，而“生前”二字大概是这位夫人听到后，王老先生消失的原因吧！
邓可蕴送给我一张照片，是她、傅尚媛与我父亲一起照的，他们三人坐在大院的草地上，后面立着邓可蕴刚买的一辆新自行车。草地是那么美丽，两个女孩是那么生动活泼，我父亲是那么慈祥。我不记得这张照片是谁照的，如果是我照的，那我是幸福的。我父亲非常喜欢孩子，可以和孩子们说笑，当时他是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因无校长，他相当于校长），能和两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一起坐在草地上照相，而且夸奖邓可蕴的自行车很漂亮，大概一般大学校长不会这样做吧！
东厂胡同大院也许不久就会完全消失，它留给我们的难道是一个幻象？不是的，大院留给我们的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我常常想到它，想到那些小朋友。现在我虽然老了，但我想起这段在大院中生活的日子，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沉醉，好像我又年轻了，它把这以后的种种烦恼都驱逐掉了。几十年沉重而苦难的历程都会被大院的欢乐之风吹跑。
东厂胡同大院快消失了，大概我和我那些小朋友也不会再有心情去看它，时间会使一切成为过去，最后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