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淡泊于名利，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一直是教书，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多年，他都淡然处之。平时他主要管两件事：一是“聘教授”。季羡林先生对现在我国这种评职称的办法颇不满，他多次向人说：“过去用彤先生掌文学院，聘教授，他提出来就决定了，无人有异议。”盖因用彤先生秉公行事，无私心故不会有人不满。二是学生选课，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指导学生选课，然后签字。故他的学生郑昕先生于1956年接任北大哲学系主任时说：“汤先生任系主任时行无为而治，我希望能做到有为而不乱。”现在看来，“无为”比“有为”确实高明，自1957年后北大哲学系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945年胡适接任北大校长后，有一阶段他留美未归；西南联大三校分家，北大复员回北京，事多且杂，时傅斯年先生代管北大校政，他又长期在重庆，因此我父亲常受托于傅先生处理复员事务，自是困难重重，他只得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来为北大复员尽力了。后胡适到北京掌北大，但他有事常去南京，也常托我父亲代他管管北大事，而父亲也就是帮他做做而已。
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东厂胡同一号成立了一个“驻北京办事处”，傅斯年请我父亲兼任办事处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父亲全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另一份。”而他对办事处的日常事务很少过问，由秘书处理。记得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所给稿费较低，而他自己根本也不知当时稿费标准，对此也无所谓，后他的学生向达得知，看不过去，向中华书局提出意见，中华书局给予高稿酬。这又使我想起，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我父亲那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得到这消息后，很不高兴，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我父亲对金钱全不放在心上，但他对他的学问颇有自信。1949年后，我家在北京小石作的房子被征用，政府付给了八千元，我母亲颇不高兴，但我父亲却说：“北大给我们房子住就行了，要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
1949年后，父亲任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当时无校长）主管北大工作，但因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不是“民主人士”，也不过问政治，实是有职无权，此事可从许德珩为纪念北大成立九十周年刊于《北京大学学报》中的文章看出。1951年下半年他改任副校长，让他分管基建，这当然是他完全不懂的，而他也无怨言，常常拄着拐杖去工地转转。我想，当时北大对他的安排是完全错误的，没有用其所长，反而用其所短，这大概也不是我父亲一人的遭遇，很多知识分子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
钱穆在他的《忆锡予》（我父亲字锡予）一文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孟子曰：‘柳下惠之和'，锡予殆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之流矣”[1]。确如钱穆伯父所言，父亲治学之谨严世或少见，故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作已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经典性著作。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所说：“汤先生……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胡适在看此书稿时曾在日记中记有：“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权威之作。”（《胡适日记》，1937年1月17日）其治“魏晋玄学”实为此学开辟了新的道路，至今学者大多仍沿着他研究的路子而继续研究。父亲做学问非常严肃、认真，不趋时不守旧，时创新意，对自己认定的学术见解是颇坚持的。但与朋友相聚论政、论学，他常默然，不喜参与争论。故我父亲与当时学者大都相处很好，无门户之见，钱穆与傅斯年有隙，而我父亲为两人之好友；熊十力与吕澂佛学意见相左，但均为我父亲的相知友好；我父亲为“学衡”成员，而又和胡适相处颇善，如此等等。据吴宓伯父原夫人陈心一伯母说：“当时朋友们给锡予起了一个绰号叫‘汤菩萨'。”陈心一伯母九十九岁，住吴学昭处。我想，这正如钱穆伯父所说，我父亲“为人一团和气”，是“圣之和”者，而非“圣之时”“圣之任”者也。
我父亲虽有家学之传，并留学美国，但他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无其他嗜好。他于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京戏，不喜饮酒，只抽不贵的香烟；他也不听西洋音乐，也不看电影，更不会跳舞，在昆明时常与金岳霖先生交换着看英文侦探小说，偶尔我父母与闻一多伯父母打打麻将，或者带我们去散散步，在田间走走。我父亲的生活非常节俭，从不挑吃，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我母亲为他做的布书包去上课。1954年他生病后，每天早上一杯牛奶，一片烤馒头片，放上一点加糖的黑芝麻粉，他就满足了。有一次，我姑母没看清，把茶叶末当成黑芝麻放在馒头片上，他也照样吃下去，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
我父亲一生确实遵照我祖父的教训：“素位而行，随遇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我想，像我父亲生在国家危难之时，多变之际，实如钱穆伯父所说是“一纯儒之典型”。从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继家风、为人为学、立身行事之大端，且可看出他忧国忧民之胸怀，现录“跋”中一段于下：
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唯今值国难，戎马生郊。乃以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据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唯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乂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
这篇“跋”写于1938年元旦，正值抗日战争开始之时。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五十五年了，我父亲去世也已二十九年了。我作为他的儿子和学生虽也有志于中国哲学史之研究，但学识、功力与我父亲相差之远不可以道里计；于立身行事上，也颇有愧于“家风”。但我尚有自知之明，已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吸取了不少教训，对祖父的教导或稍有体会，当以此自勉也。
父亲给我的三封信
父亲给我的三封信早已不存在了，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它们是永远存在的。我父亲于1964年去世，这年我已是三十七岁了。在三十七年中，只有四年我没有和我父亲生活在一起。1937年8月至1940年2月我父亲因卢沟桥事变经长沙到昆明去了，我和母亲仍然留在北平约有两年半没有和父亲在一起，那时我还小，父亲没有给我写过信，只是在给我母亲的信中，问问我和弟妹的情况。1943年夏，我由昆明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1945年1月我又回到昆明，这中间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就是在这一年半中父亲给我写了三封信，只有三封信。
在谈这三封信之前，要交代一下我为什么要到重庆南开去念书。1941年夏，我进入联大附中，1942年我读初二，我和几个同学对当时的童子军教官专制作风很不满意，加之我们偷偷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对陕北颇为向往。于是我们五个人：我、余绳荪（余冠英的儿子）、游宝谟（游国恩的儿子）、曾宪洛（曾昭抡的侄子）、胡旭东，决定去延安看看。我们没有路费，就分别偷了家里的金子，卖了作为路费。我们由昆明先到贵阳，准备由贵阳去重庆，再去西安，由西安去延安。到贵阳，我们住在一小旅馆里，吃过晚饭，刚准备睡觉，忽然来了几条大汉，说要我们到贵阳警备司令部去一趟。到那后，就把我们几个人关在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内的小房间里。这就是说，我们被捕了。特别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还带了一本《西行漫记》，因而感到会有很大麻烦。不记得是谁忽然发现，屋子的地板有缝，我们感到有救了，于是把书撕了，一张一张由地板缝塞了下去。我们又共同编了一套谎话，说是我们要去重庆念书，并且各自还找到一两位在重庆的亲友作为护身符。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警告我们不要听信什么谣言，对带领我们的余绳荪还加以恐吓说：“不要以为不会把你枪毙。”我们几个一口咬定，都说对联大附中不满，要换个学校，到重庆念书。对我们的问话没有问出什么来，就把我们关在侦缉队旁边那间小房子里。关了大约一周，联大附中派教务长魏泽馨来接我们回昆明。警备司令部还派了人随同押送。回到昆明，父亲并没有责骂我，反而把我们几个出走的孩子的家长给联大附中校长黄钰生（也是西南联大教育学院院长）的信给我看，信中对联大附中的教育进行了批评。这样我们都不愿再回附中读书了。正好我有一位堂姐汤一雯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于是我就决定去南开中学了。那时由昆明去重庆的机票非常难买，而我这样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买到机票就更是难上加难，我父亲带着我跑了好几趟航空公司也无结果。这时我真有点心疼我父亲，父亲由于撰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自1931年至1937年几乎每晚到一两点才睡觉，这对他的身体有很大影响，他不仅患有高血压病，而且心脏也很不好。由我们住的青云街到南屏街航空公司所在地要走半个多小时，有时还要跑到飞机场去，那就得一个多小时了。后来实在无法，父亲只得去找毛子水教授帮忙，因为据说毛先生曾是军统头子戴笠的老师。这样我才得到了一张去重庆的机票。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了一年半，于1945年1月又回到昆明了。这期间父亲一共只给我写了三封信，而母亲给我的信更多一些。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不知道生活的艰难，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生活更加艰难。在南开所有的学生都住校，吃集体伙食，菜很少，大概我们吃完第一碗饭，菜就没有了。有些同学家在重庆，往往带点私菜，或者带点加盐的猪油来拌饭吃，而我则没有这种可能。因此，我就写了封信抱怨生活太苦。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抗战期间大家生活都苦，不应该对此有什么抱怨。并且说，他在读清华时，由于祖母不给他车费，每星期六回家要走几十里路，并没有抱怨。他还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抄给我，并且说：前方战士流血牺牲，这样你才能在后方读书。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多想想比你更困难的人，要像杜甫那样，在艰难的生活中，他想到的是大庇天下寒士。父亲的信虽是这样写的，但他同时又多寄了一点钱给我堂姐，让她买点猪油给我拌饭。后来我知道，这期间我们家正是困难时期，本来父亲的薪水就不够用，加上我妹妹患了肾炎，治病要花不少钱，而我母亲由北平带到昆明的衣物和首饰渐渐都卖光了。父亲的信和他的所作所为，对我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每当我想起他的这封信和他让堂姐给我买猪油，我都不能平静，感谢父亲对我的爱和关怀。我比起父亲来在学术上没有他那么大成就，但我不敢苟且偷安，总是希望能对得起他，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
我的大妹汤一平患肾炎不治而离开了人世，她那时只有十四岁。起初，我父母都没告诉我，是后来从我堂姐那里知道的。我有两个妹妹，小妹早在北平时就因患痢疾去世了。大妹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她和我只相差一岁半，感情也最好，在我写的《生死》（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中记述了大妹的死。当我知道了大妹病死后，写了一封给我父母，述说我的哀恸，“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父亲给我回了一封只有二三百字的信，信中引了孔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并且说：“对于生死、富贵等不是人应去追求的，学问和道德才是人应该追求的。”他要我好好读书，注意身体。从父亲这封短信看，他确如钱穆先生所说，是一“纯儒”。又近读《吴宓日记》，其中也记有父亲在一次演讲中说“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所在”。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父亲正好五十岁，是否“知天命”了，我不敢说，但他要求我做一个有学问和道德的人，这无疑是儒家对做人的要求。而我在五十岁时（1977年）才像孔子十五岁那样始“有志于学”吧？大概到我六十岁（1987年）时也才如孔子四十岁时那样进入“不惑”之年。父亲立身行事所依据的儒家思想多多少少在我身上有所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