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仁是不是要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呢？她俩做的当然也不很对，不过也不能算什么大错儿。她们并没有太越出规矩。孩子们总是爱看“西洋景”。在家不是也吃糖吗？
她俩决定等体仁先发动。吃晚饭时，体仁一言不发。木兰威胁他说要把他做的事告诉父亲，也许意思是把打她嘴巴的事告诉父亲，也许并不止此，因为体仁还有别的事情也是不宜于让父亲知道的。体仁长那么大，谁也不怕，只是怕他父亲。所以他认为明智之举就是一切不提为妙。
哥哥欺负她们这件小事，使她姊妹俩越发团结亲密，而且让她们俩不由得思索男人和女人的分别这件事。木兰此后更喜欢听父亲谈论“新时代的女子”这个题目，以及不裹脚、男女平等、现代教育等问题。此等异想天开的西洋观念，已经把中国弄得动荡不安了。
体仁不但骄纵得坏起来，实际上在家里也渐渐失去他应有的地位。
体仁，事实上，也可以说是个“私生子”，因为是他母亲结婚后五个月生下来的。他母亲是杭州一家开扇子店家的女儿，这一家也算是正正当当的中产阶级商人。小姐与姚思安相遇时，姚思安已经三十岁，小姐是二十岁。两人发生了关系之后，姚家老太爷知道了，坚持儿子必须娶对方小姐为妻，因为小姐是正派人家的女儿。双方商谈了一下，女方的条件是男的将来不许纳妾，因为男女双方家庭都怕把这件丢脸的事声张出去，女方所提的条件也就不能太认真了。我们已经说过，姚思安早年荒唐放荡，为所欲为，后来才痛改前非，不但如此，并且对生意事业一切看穿，潜心钻研老庄之学。有一段时期，有个江湖术士答应传授他点金术，他在那个骗子身上耗费了一笔巨额财产。姚太太虽然不识字，也不得不开始查看账目，收取租金，后来不久，就由她哥哥来经手管理那些业务了。
她嫁到一个富有之家，住在城里宽大的房子，有男仆，有丫鬟，过去在家从没用过这么多人，一时真不惯于这么奢侈。以前自己没享受到的，现在她都教儿子恣情享受。但是她缺乏一个有教养的妇女的学问和气质，她不知道富有之家的儿子应当怎样教育。从孩子时期她就让体仁在丫鬟围绕拥簇之中长大，甚至于纵容儿子在她面前用巴掌打丫鬟。体仁也像好多私生子一样，长得倒满俊，细白的肉皮像父亲，乖的时候也聪明伶俐讨人喜欢。父母居然允许他骑一匹烈马在城里满街跑。平常这个孩子总以为自己了不起，不屑于遵守一般男孩子遵守的规矩，在朋友家吃饭，吃了一半竟会离开桌子，出去跟丫鬟瞎扯。他母亲竟纵容得他心里有他是姚家唯一的财产继承人的想法，而且满心以为他的一条命总值得普通人的十条命。他快到十五岁的时候，姚太太明白她的儿子是已经惯坏了，但是已经无法可想。
父亲的态度却完全不相同。他觉得体仁现在跟他年轻时候是一个样儿。他知道自己年轻时是骄纵坏了，给自己招了许多麻烦。但是父亲越是对儿子严厉，越是不容易见到儿子，因为儿子也就越躲着他。所以姚思安这个做父亲的，已经弄得自己的儿子战战兢兢地不敢见他了。
他们逃拳匪的前几个月，体仁用刀子伤了另一个男孩子的脸，伤口直到脖子上，受伤的孩子流血很多。他父亲把他缚在院子里的树上，打了个半死才歇手。这使他越发怕他父亲，越发恨他父亲。打了之后，体仁在床上躺了十来天。姚太太在儿子面前对丈夫说：“我知道他也得受受教训。可是他若是有个好歹儿，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你叫我老来依靠谁呀？”这么一来，关于管教体仁，夫妻二人便成了南辕北辙。而父亲就把儿子看作“孽种”，只好任其自然，要倾家荡产也只好由他了。两个办法都不对，一是任其自然，二是严加管束，这样，不是使他皮肉受苦，就是使他心情不乐。中国传统的看法是这样：恐惧对身体有害，人若是气血不舒或是吓破了胆子，会引起种种的毛病。后来不久，母亲也就把她儿子看作“冤家”了。就像前辈子欠人家账，这辈子人家来投生做这一家的儿子，要挥霍了这一家的财产，这个儿子自然是这家的“冤家”了。
因为实际情形如此，无可奈何，母亲认为家中出此不肖之子，这是命。父亲从哲学的盛衰之理上看，认为家中出此不肖之子，也是命。
木兰的地位也被拉到两个相反的方向，因为体仁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由于她本身的优点，她就越来越受重视。
姚太太对女儿之严，正如她对儿子之宽。她对女儿严是给女儿传统的教育，理当如此。在这方面她认为是讲得通的。自己的女儿是生在富有之家，长在富有之家，可是她们不能在家过一辈子，不能永远享受那份财产呀。她们要嫁到别的人家，贫富高低不一定呀。所以她们必须有女人主要的美德：节俭、勤劳、端庄、知礼、谦让、服从、善理家事，以及育婴、烹饪、剪裁缝纫等技能。
但是在对待儿女之差别一事上，姚家比别的人家可相差太多。
木兰和莫愁在八九岁，就要学正坐，两腿紧并在一起，而体仁在椅子上永远不是正坐，而是把椅子弄斜，两根椅子腿着地，自己则把两只脚放在桌子上。丫鬟宁可在四周围闲着没事做，木兰姐妹也必须自己洗内衣（当然要晒在不会有男客人看得见的隐密的地方），帮着在厨房做事，发面蒸馒头蒸包子，擀面烙饼，自己做鞋，裁衣裳，缝衣裳。她俩唯一不做的事，就是不用去舂米、推磨、磨面，因为做这种事会把手掌弄粗的。她们必须学会女人在社会上的礼节风俗，诸如怎么送礼，怎么赏送礼的用人，记各种节气，各种应时的食物名称，婚、丧、生日的礼节规矩，辈分高低，远近许多父系母系方面亲戚的称呼，如舅父、姨父、伯父、叔父、舅母、姨母、姑母、伯母、婶子、姐妹、姑表姐妹、堂姐妹、表兄弟、姑表兄弟、堂兄弟、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还有这些人的子女称呼等。不过拿女人的聪明记这些复杂的名称关系，是没有困难的。木兰十四岁时，在一家丧礼客厅里，用眼睛一扫，就凭棺材后头那些人的丧服记号特点，看得出死人有多少儿子，多少女儿，多少儿媳妇，多少女婿。木兰知道姑娘嫁后几天回门，几天之后新娘的弟弟到姐姐家去回拜，在回拜时什么时候婆家端上四碗什么菜，她都弄得清清楚楚的。她知道新娘的弟弟只能把那些菜尝尝而已，不能大吃。这都是活学问，又有趣，又有用。
姚太太把家里的事也渐渐跟木兰商量，叫她用笔写下来，比如说装在箱子里是哪些东西，好帮着记忆。孩子这样就成了母亲的大帮手，因为，比如说，上次五月节送哪一家什么礼，收到哪一家的什么礼，她就不必自己记了。
此外，木兰已经开始学怎么熬药，开始由纯粹经验，进而渐渐懂了中药的道理。她知道螃蟹跟柿子不能同吃，因为螃蟹是寒性，柿子是热性。她凭药的样子和味道，就辨别得出是什么药。中国家庭常用的药以及它们与食物的关系，她已弄得很熟悉。
纵然如此，木兰还是有几种女人所没有的本领：第一，她会吹口哨；第二，她会唱京戏；第三，她收集古董，而且能鉴赏。第一种本领是在山东时跟荪亚学会，在北京练习成功的。另外两种长处是她父亲鼓励培养的。
木兰的母亲总是把她父亲看作一个腐败或是破坏的力量。比如木兰的母亲发现女儿由山东回来后，开始吹口哨，她大为吃惊，因为她想那太不像女人了。可是父亲说：“那有什么妨碍？吹口哨算不了什么大毛病。”她自己练习得吹好了，就在后花园教她妹妹吹，母亲终归不管了。锦儿也学着吹，但因为身为丫鬟，总不敢在太太面前吹。
父亲的腐败劲儿在教女儿唱京戏上，真是表现得最明显。想一想父亲怎么教女儿唱呢！音乐、跳舞、演戏完全是妓女、男女伶人的事，在儒家眼里看来即使不算越礼背德，也是下等人的事。可怪的是那些儒家夫子却自己喜爱京戏。但是姚思安不喜欢儒家那一套。他是天马行空思想自由的道家，他对正派的老传统是不在乎的。虽然他已经戒酒戒赌，他仍然迷京戏。因为姚家，上自老爷，下至仆婢，没有不爱京戏的。姚太太经常带着珊瑚和孩子们去包厢看戏，丫鬟们随同伺候，给太太倒茶，看守东西，装水烟袋。这时太太和孩子们喝茶，嗑瓜子儿，聊闲天儿。
常常这样听戏，外行也就找喜爱的戏一段一段地学着唱，也学身段神态。可是这种事普遍只限于男人。而姚思安偏偏教女儿唱戏，他像故意跟太太作对，跟社会习俗对抗一样。木兰的父亲的胸襟就是这样豁达大度，他就是最先吸收新思想的那批人，那种新思想就渐渐改变了中国的旧社会。到十六岁，木兰还常陪着父亲去逛隆福寺庙会，搜求古董。
木兰就这样在智慧与知识的教育环境中长大。若是把父母对木兰的影响划分个界限的话，母亲给了她世俗的智慧，父亲给了她知识。莫愁随后跟随而至，只是在智慧上进步大，在知识上进步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