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中国的土地问题似乎是一个无解之结的中国结，实际上是个一句话就能解开的极简单的结。解开这个结，与其说需要智慧，莫如说更需要的是勇气。需要像前任总理朱镕基那样的“准备100口棺材，其中有我一口。”那种舍我其谁的英雄赴难的勇气。
中国农业缺少的是《国歌》所呼唤的那种强烈的危机意识。
（2010年10月19日 《三秦都市报》）
中国古代皇帝们的《罪己诏》
——封建帝制时代的自我批评
什么是《罪己诏》？
仅仅是《罪己诏》的三个字便让人望而生畏，惊心动魄，这三个字，字字千钧，居然敢“罪”及皇帝？在有文字记载的长达4000多年的中国的封建帝制时代，谁敢问罪皇帝，妄议朝政，以身试法？敢如此无法无天，轻则砍掉脑袋，重则诛灭九族。
可我们细读历史，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真有皇帝们的《罪己诏》，而且数量庞大，车载斗量，难以尽数。
读读皇帝们这些字字含泪，声声泣血，声泪俱下的《罪己诏》，中国古代的真龙天子们，其诚惶诚恐，自责自省，卑谦恭如，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让人五味杂陈，感动不已，唏嘘不已。
皇帝们不仅自我降罪，还要昭告天下，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样的帝制政治？
皇帝也会犯错自责自裁吗？
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万世之尊”，是因为他建立起了中国式的封建帝制大厦，他为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大厦，砌建起了“三纲五常”的花岗岩般的强大柱石。中国封建帝制的香火之盛，树大根深叶茂延绵数千年而不断，全世界独一无二。
孔子理论的核心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后来的“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女子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夫君，夫死从儿子。”。
在中国的封建帝制下，“普天之下，莫为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的权威大得无边无际，达到生杀予夺，大到无以复加，大到如日中天。
所以，中国字中的“理”字，是由一个“王”字加上一个“里”字组成。即“王”之“言”即为“理”也。皇帝的一言九鼎可见其重。敢以下犯上者，诛其九族，可见皇帝的威严到了何种惨烈的程度。
皇帝是永远不会有错的，判断对错的标准是皇帝一张嘴说了算，错的也是对的。皇帝的意志是天意，“天”还会错吗？
可皇上也真会有错，可奇怪的是，中国的权威大得无边无际，大到无以复加的皇帝也常常作自我批评。皇帝的自我批评的典型模式便是《罪己诏》。
单听到这三个字，便足以让人心惊肉跳了，皇上会有“罪”吗？皇上的“罪”居然要“诏告天下”，更加地不可思议了。
“为尊者讳”的原则在这儿行不通了。若旁人竟敢如此批评圣上，一百个脑袋也不够砍。就是那五个字：“君辱而臣死”。可皇帝自己却要发《罪己诏》，可见皇上的自我批评，坦诚到了何种程度。
《罪己诏》源远流长
中国的皇帝的《罪己诏》渊远而流长，居然可以上溯到公元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的神话时代。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自有帝制以来，便有《罪己诏》相伴相生，如影随形。
不要以为下《罪己诏》的皇帝，都是亡国之君大厦将倾时的被动之作，我们查一查《罪己诏》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下《罪己诏》的皇帝大多是功德盖世的圣明之君。
据典籍记载：大禹登帝，一次，见犯罪之人，伤神饮泣。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民罪，深感负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帝王。
这是我们可以查到的，最早的以皇帝“口谕”的形式发布的《罪己诏》。
商灭夏后，汤帝布告天下，此布告史称《汤诰》。在《汤诰》中，汤检讨了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后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文字形式《罪己诏》诏告天下的皇帝是汉文帝。
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在该“诏”的开篇第一句话中便自责说：“朕既不德，……”这4个字的分量很重，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
同年冬天，汉文帝又下了第二道《罪己诏》。
由此可见，在“皇帝威严大于天”的中国，发布《罪己诏》的。并非都是亡国之君的被动“罪”己，更多的是开国之君、盛世明君的自我反省的主动之举。
明君盛世的《罪己诏》
唐王朝（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
在唐太宗的历史卷宗中，我们找到了这位在位不过23年，却颁布了28道的《罪己诏》；这位建立了强大的唐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伟大帝王，他的谦恭讳和，自责自省自律，真的是万世楷模。
在“二十五史”中找到的，下过《罪己诏》的周成王，居然下了260份《罪己诏》，另外还有4份，一份是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两份是崇祯皇帝的《罪己诏》。如果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8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
最早的一份《罪己诏》是汉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个时间跨度为2085年。平均每8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颁布。
各朝下《罪己诏》的皇帝数量分别是：汉代十五位，若包括吕后的话，两汉有二十四位皇帝，其中有十五位下过《罪己诏》；接下来三国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吴国两位、两晋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辽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占比例来算的话，清朝比例最高：十个皇帝有八个下过《罪己诏》。
镜可以正冠，史可以鉴人。
范文：清·顺治皇帝的《罪己诏》
中国古代皇帝的《罪己诏》甚多，但清朝顺治皇帝的《罪己诏》读来让人感悟良多。
顺治皇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他亲政不过10年。首先革除了明朝末年的诸多弊政，又克服了满族统治者自身的落后因素，笼络汉族士大夫以洗刷关外伧荒，从而缓和了民族矛盾，将满族的统治，也变为满汉一家，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民族间的相对包容，使得国力强盛，府库充盈，扩疆拓土，使得满清王朝成了名副其实的天朝大国。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所以我们说，福临顺治皇帝是清朝开国时的圣明之君。
然而正是这位盛世明君，在他的《罪己诏》中，其反省之诚恳，痛深创巨，字字千钧，痛陈自己的14宗大罪，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反省自裁，自我批评，是十分难得的，谌称《罪己诏》之范文：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大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恨，帷事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宗皇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应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正东，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于己相侔，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材，是朕之罪一也。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刀不即行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然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常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即诸王大臣会议，岂能别有奇策，只得议及裁减俸禄，以赡军需，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概从优厚，然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岂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朕性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
人之们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几，自然多有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士缄然，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
朕既知过，每自尅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者改，以致过端日积，愆戾逾多，是朕之罪一也。
……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一位大清王朝300多年的开国之君，能作出如此深刻的自我反省，难怪当时的清朝，可以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GDP总量世界第一的天朝大国。
我们在皇帝的《诏书》中，既没有听到居功自傲唯我独尊的狂妄自大，也没有听到，排除异己强权政治的专横跋扈，几乎让我们怀疑自己的耳朵。
《罪己诏》是执政者强大的标志
西方学者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一书中，把中国帝王的“罪己诏”，跟西方的charisma（魅力）理论相比较后认为，如果一个皇帝不能对自己的政过进行反省的话，他的charisma就会流失掉。
《罪己诏》是“君权神授”的帝王们的“自我批评”。《罪己诏》并非执政者之耻，而是执政者之荣，并非执政者软弱的表现，而是执政者强大的表现，通过这段中国封建皇帝的自我批评中的极品鉴赏，我们又该从中悟出些什么？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自洁自净最好的过滤网。对于一个实行一党制的国家，尤为重要。
对吗？
2016年第4期《唯实》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