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忽然悟出了宗教的含义，宗教的教义正好是与商品经济相悖的：一个要出世，一个要入世；一个教人超脱忘我，一个教人斤斤计较；一个教人崇尚自然，一个教人崇尚金钱。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对于受难者、穷困者、弱小者，宗教就是最好的慰藉。
记得自己年轻时曾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挫折痛苦中度过，渐渐产生了对宗教的皈依感：学会了忍让、宽容；学会了用心专一，心无旁骛，“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变得冷静、超然，把许多事情看得很淡；瞧不起追名逐利争风吃醋，于是逃避竞争，寻求心灵宁静和自我解脱；赞美急流勇退，崇尚视富贵如粪土，敬佩“面对孤灯伴寂寥”的修行功夫；有意寻求痛苦的折磨，以为借此会变得崇高……所有这些与宗教相关联的情感和思想渐渐沉淀，形成当时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以为在精神上达到了某种境界。以后，这“境界”愈是在利益角逐的情场、官场、生意场中，愈反衬出孤独、高傲和凄凉。
近些年来，由于不屑追逐，由于被冷落、被轻视、被欺骗，往往又产生了耿耿于怀的困惑，对以往所谓精神境界的正确性和永恒性表示怀疑，不知在“利”与“义”这两者之间，应该向哪一方倾斜。
三
这次去深圳的第三个感受是，新闻界一些不好的现象时有发生。从事新闻工作八年，类似的走穴活动大约参加了三次，这第三次使我对新闻“走穴”的印象坏透了。打个比方，好比一群强盗，打着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号，到处吃喝，还要让企业掏钱、送东西。装模作样请人家介绍情况，记上几笔，其实心里早就清楚那些东西根本发表不了，如果能发也是关系稿。更可恶的是那些从中牵线搭桥的新闻掮客，以帮助联系“新闻发布会”或“首都记者团”的名义向企业要钱。一伙人白吃白喝白参观之后，一拍屁股走人了，到头来企业啥也见不到，当了冤大头。
此外，有个“时装模特大赛”，企业主办费赞助费花了200余万，可组委会的几个人原来是一群光拿钱不干事的混混，组织工作做得乱七八糟，谁都对这次活动不负责，却都想趁机捞一把。有个姓陈的，原是歌舞团吹黑管的，前几年跑到香港，仗着国内的老关系，两头吃，大赚其钱；有个姓胡的，自称部队领导，搞军事情报，兼做反间谍工作，父亲是某部副部长，说话口气大得能一口吞下大象。“我有多重身份，如果把特殊身份拿出来，到哪儿都得放行”，吹得天花乱坠。还有个利女士，金鱼眼睛又描又画，像个妖精，然而活动能力超强，今天领你去国贸大厦顶层吃早茶、观市景，明天联系去卡拉OK跳舞唱歌，半夜喝了酒回家，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又来了，不知哪来那么多精力。我们这些“记者团”的人，就像一群木偶被人家牵着走，又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被人家领着进行现代都市消费启蒙。
仅仅几天，见识了各色人等，发觉深圳这个地方真乃全国“各路英豪”汇聚纠缠之地。骗子多得很，可有关系、有本事、手眼通天的也大有人在，要想混得好，须八面玲珑、四处出击、巧舌如簧、左右逢源。这里没有同情，没有怜悯，没有谦恭礼让，只有利益关系。混得好就混，混不好就滚蛋，“深圳不相信眼泪”。
这是一座大熔炉，各色人等经过这熔炉的冶炼，才算在商品经济的初级班毕业出师。
在深圳，遵循商品经济的游戏规则，那些受传统教育较多的年长者往往不适应，常常抱怨人心不古，而年轻人就较能理解，较能适应。深圳商店里商品标价是没准的，按标价拦腰砍一刀，商家仍大有赚头。在深圳买东西要会砍价，不会砍价就会吃大亏，恰恰是那些年纪稍大些的老实人不会砍价，让人家轻易地就给涮了。而小年轻就可以拉下脸，分毫不让连蒙带唬，哪种人更适合在商品经济中生存呢？
所以，深圳那地方有人爱，有人恨，有人一头扎进其怀抱，有人避之唯恐不及。在那里生存没有安全感，但处处存在机会。所以有人说，那是年轻人的世界，是冒险家的乐园。对于老年人、传统型的人，懒散的人，说得夸张些：犹如进了刑场。
有时我想，中国改革开放引入商品经济，也无形中带来了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和道德准则。这些以利益为原则，以金钱为尺度的行为规范，对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是一个强大的冲击。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普遍推开，新兴资产阶级以其精明强悍登上经济和政治舞台，而那些没落贵族尽管抱着尊严、风度、自认高尚的道德，无可奈何花落去，这种旧道德的丧失令很多贵族青年文人困惑不解，于是用文学形式对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批判，形成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中国是否也在经历着由传统道德观向现代道德观的转变呢？
这又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命题：在“义”与“利”之间，是“重利轻义”，还是“舍利取义”？
理智告诉人们：“利”往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它像一柄冷光森森的长剑，带着邪恶、丑陋与血污，但披荆斩棘所向披靡；而“义”尽管崇高伟大，寄托善良美好的愿望，产生文化、艺术与宗教，但它却像一层温情脉脉的纱，一片虚无缥缈的雾，遮挡了历史前进的轨迹。
（1990年12月）
关于善恶报应
古今中外，恶人当道、好人遭殃的事，多得充斥于整部历史，挤得那些善恶报应、因果相依的故事只占很小一个角落。对当道的恶人，尽管人们心存鄙夷，但仍有不少人要表面上赔笑脸，献殷勤，甚至表忠心。
大多数人只承认现实、承认结果、承认权力、承认金钱。那些道德、善良、同情、无私之类的字眼儿，只对某些人的心灵和多数人的嘴巴有用。在现实利益的角逐中，在生存的竞争中，只能靠实力说话，而且强权总是会占上风。有时觉得，那些针对弱者的所谓赞美之词，其实是一种虚伪，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这与其说是规律，不如说是例外，是那些软弱无力的人们的美好愿望或自我安慰，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源于同一心理基础。假如现实不去“报应”，善良的人们便会进一步麻痹自己：“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假如仍然无效，便只好寄托于宗教，寄托于来世，祈祷好人都升天堂，恶人都入地狱……
（1993年4月）
关于命运
命运这东西真令人琢磨不透。她像一个美丽的姑娘，有时对你表面亲热，有时又拒人千里之外；你想追求她时，她突然跑掉了；你心灰意懒时，她又纵容你、诱惑你，让你心旌摇荡；有时，她突然跳到你眼前，投入你的怀抱；有时，她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之后，又让你备尝失恋的苦果。
如果说人生有什么最难把握的东西，那就是机遇和命运。你不知道怎样行动才对，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了结果，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认为得到了什么，其实失去的更多；明明失去了，但无形中又得到了别的什么。总之，说不清，道不明。很多人既不愿意盲目瞎撞，又不知如何行动，往往在蹉跎之中，一辈子就耽误过去了。
我的一个堂姐因车祸去世了，留下一个男孩。丈夫与她感情甚笃，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一家三口很愉快。妻子故去给丈夫带来的伤痛自不待言。然而时隔不久，有人上门提亲。那女人也是一个丧偶者，同病相怜，一拍即合。她丈夫在国外开车，因车祸身亡，单位给她的抚恤、赔偿金十多万元。这个女人的文化层次、工作性质都强于堂姐，而且还有宽裕的住房。对于我这个姐夫来说，丧妻固然痛苦，但得到的却加倍丰厚；命薄的先去了，留下的往往因祸得福。
以往数十年中，中国人活得很拘谨。国家的大环境把每个人管得死死的，个人选择的余地很小。如今不同了，世界变化很快，各种各样的机遇跳到人们面前，供人们去选择、去把握。许多新观念、新思想对原有的价值观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于机遇，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他们可以轻易地改变过去追求的目标，去追求新的目标，他们未来的天地很广阔。对于中年人、老年人，再改变就不那么容易了。
由于以往所受的教育，本人过多地接受了比较保守的人生哲学，信奉知足常乐、顺应自然、鄙薄物欲、淡然处之，同时讲究执着追求、用心专一、有所不为。以为人的一生只能干一件事情，于是死守着过去曾经追求的东西，把种种新的机遇，统统视为诱惑，或不屑一顾，或背过脸去，装作看不见。我追求得并不狠，不像某些人那样玩命；我比较散淡。另一方面，我又很执着，不愿轻易放弃，总是一点一点地接近目标。
如今，外面的诱惑越来越大，新的机遇越来越多，常常搅得我心神不宁。于是，我找出种种理由来自我安慰，说服自己入定，就像佛教徒一样眼观鼻，鼻观心。然而，常常是一遇新的刺激又把持不定。于是我这样想：其实人生有许多种哲学，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积极，一类消极，关键看本人的处境和心境。如果觉得自己有力量，有能力，不安于目前的境况，可以选择积极进取的人生哲学；如果自己觉得软弱，受过不少挫折，便自然用“知足常乐”、顺天应时、执着专一来安慰自己。执着是对的，固执就不好；灵活好，变化无常就不好。怎样掌握分寸？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从来没有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真理。也许我上次改变是错的，这次改变就不一定错，关键看结果。
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常常令我的思想发生各种变化，渐渐觉得过去执着追求的一些东西，是不是那么回事，值不值得。自以为精神高尚，也许并不如此。
前不久，一个大学同学向我诉说了他的苦恼：他看到不少人发了大财，腰缠万贯，觉得自己十多年孜孜追求伏案写作得到了什么？不值。人生这辈子不就是让自己活得舒服些吗？想想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为了职称，为了房子，争呀，奔呀，到头来，不知赔了多少笑脸，多少精力，领导高兴，才赏你那么一点儿；再看那些私营业主、小老板，想咋干就咋干，谁也管不着，手头有几十万存款，就不再受那窝囊气了。
他的话确有道理。现在正是好时候，改革的潮流使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年前我到大连采访，一个养鸡个体户的经历令很我感慨。钱有了，贡献大了，各种名誉也跟着来了，记者、官员轮番上门。过去他的领导，一个区团委书记，也辞掉公职跑到他手下，给他做部门经理去了。过去的一条小虫，如今成龙。
（1993年6月）
贫困的哲学和哲学的贫困
依本人目前的收入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公职人员而言，也就这些，跟发财比相去甚远。今日听说单位里一人拉来赞助款25万元，仅提成一项就抵本人几年的收入。所以要想赚钱，就得像这位哥们，利用工作机会，结识名流，特别是企业家，只要马屁拍得好，喇叭吹得响，到时自然会分得一杯羹，或赏得一块肉骨头。
时下社会上纷纷扬扬的下海经商热，烧得人们晕晕乎乎。朋友相聚，三句话便扯到赚钱上。东一笔买卖，西一桩生意，钢材、汽车、化肥、水泥，从大宗生产资料到小型家用商品，在曾经的一群笔杆子、书呆子口中滚来滚去，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其实多数是空头支票，最终的结果就像肥皂泡——吹大到一定程度，自然破灭，踪迹全无。
然而，人们仍乐此不疲，似乎十桩里面总有一桩能成，成一桩就是一笔大买卖，顶好些年工资。细想想，在神聊中沟通了信息，开阔了视野，还激发了想象，促进了消化，总不是件坏事情。
过去追求精神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今面临选择的困难，在知与行、精神与物质、自我修养和利益角逐之间左右徘徊，犹豫不定。一些人毅然下海，赢得一阵掌声和暗暗的妒忌；过后有人呛了海水，迫不得已爬上岸，又换来一阵嘲笑和私下的庆幸。当然，也有少数人乘上大轮船远航，或沉入海底被“淹死”。
就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基本上是一种矛盾心态：面对日益窘迫的收入，的确想改变一下。当为生活所迫时，那点面子就顾不得了。君子不言利？当今的君子就该言利，理直气壮地言利。教授卖茶叶蛋并不丢人，家里寒酸表面愣充有钱才丢人。对有些人而言，除了内心里胆怯以外，还觉得生活的目的还不能仅仅为了几个钱。过去写作、做学问、搞研究，如今虽然不实惠了，但那毕竟是一种事业，一种精神追求，乃至一剂自我安慰的心灵良药，如果一下子抛弃了，有些舍不得。一切围绕着金钱和利益打转儿，把赚钱当成过去写文章做学问一样去追求，总觉得丢面子、不甘心。
时下最聪明的解决办法，就是“脚踩两只船”，利用工作之利业余之便，寻找赚钱的机会。如今提倡第二职业，提倡经济活动中的中介行为，似乎没什么不光彩的；同时，本职工作照做，文章照写，精神追求、道德修养，并不因为赚了点小钱而不安。其实一切都很正常，甚至精神产品因有参与经济活动的实践而更丰富、更实际，没有了浮夸和虚伪。
当然，两全其美是很难了，其结果也许是：赚钱不多，学问也做不好。但这样总比“贫困的哲学”和“哲学的贫困”都要强些。
（1993年2月）
梦幻少年
少年时代有一段日子，常常睡午觉，而且睡得很沉很沉。一睡半个下午，魂魄不知到何方远游。当触电般醒来时，半个脑袋总是木木的，仿佛知觉一时不知去向。迷迷怔怔地坐上好一会儿，那飞去归来的魂魄才慢慢地聚回脑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