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吾国与吾民——有书为证，顶好大家手执一册，焚香静读，你们多得些知识，我多收点版税，两有益的事儿。
六，幽默的意义与技巧——专为美国大学生讲；女生暂不招待，以使听完不懂得发笑，大杀风景。
七，中国今日的文艺——专为研究比较文学的讲演，听讲时须各携烟斗或香烟与洋火。讲题：（1）《论语》的创始与发展；（2）《人间世》的生灭；（3）《宇宙风》怎样刮风。
载第11期（1936年8月5日出版)
沈鸿英的孽账
……
柳兴西
尝忆余少时，每哭，母必甘言慰抚，弗止，则必曰：“沈马英来矣，胡尚哭耶？”闻言大骇，即趋附母怀，紧抱母，哭亦随止。又常见邻妪，亦以余母治余之法以治其子女，及今思之，当年幼稚之可笑。然处当时一闻“沈马英”三字即觉惊骇不胜。然沈马英者究为何物，竟有如是之可畏者？然一闻即觉其可畏，一若母氏之所谓虎，实则虎之为物，亦未曾睹，乃由家中所豢猫，类而推之（盖吾乡目虎为“大猫公”），并及于所谓“沈马英”，遂觉其可畏。及今思之，彼时愚痴之可笑，而当年“沈马英”之可畏，诚有其可畏处也。
所谓“沈马英”者，即余兹所述之沈鸿英。马英，沈氏为草寇时之名，受抚之后，易“马”为“鸿”耳。沈广西之雒容县人，少失怙恃，性顽劣，童时已有恶少之称。及长，辄与市井无赖游，尝流落于邻邑融县之长安镇。长安对河有地名东墟，墟有某氏豢牛甚多，马英思欲盗之，夜入其居，盗一牛出，以茶木力刺入牛下部，牛创痛甚力奔，比晓抵于柳城县之大埔墟，为程盖百有余里矣。即系牛郊外，而乞佣于一团总家（团总即该地之土豪），黄总某怜其贫，纳之。马英阴以其牛售于屠户。事发牛主控于有司，侦悉捕之，马英曰：牛主失牛为某夜，余佣于某氏家固为翌日之晓，牛固行甚缓者，安能以一夜间走百数十里耶？此固知余牛之非其牛也。有司直而释之，其计遂售。马英盗心之起自此始，其为盗亦自兹始。
清光绪末，政治紊然，群盗蜂起，时马英纠集同党窟居于融柳边境之李四洞，无以为食，乃四出劫掠，后乃创“绑票”新法，将融之一富农黄某架而去之，索价数千。黄老而胖，架时以轿至巢，黄忧伤勿食，马英日遣徒与之为叶子戏解其闷，食必饮以肥甘。价定，马英使徒带至融市，乃以金不足，愤而再絷之去。时融柳间盗虽蜂盛，惟只于劫掠财物，未闻有此“拉参”之举，故骤闻之，阎巷间人辄为之色变。且马英拥有匪徒数十，步枪十余，官警庸懦，莫如之何。乡间妇女，被其污者，不可数计，其妻何氏（前沈部师长何才杰姊），亦由“拉参”而来。而何氏之前，融之黄陵村有某氏女，色甚美，字于某家，将举婚而为马英掳去，宠之，后女以事归家，父母为之遣嫁，马英无如之何。及受抚，马英过融，招女谓之曰：“余爱汝甚，何舍余而别去者？”愿以金贷其夫，携之营中，女不可，马英无如之何，然思慕甚，常遣人以其劫掠所得贻之，女辄辞退。马英好色，妻妾多人，然所过处辄遣人搜罗城乡妇女，或以利诱，或以威逼，被其污者，遂不可胜计。
陆荣廷奉命招抚，马英从之，出为管带（约如今之营长），驻柳州。时革命先烈刘古香失败，匿居柳州，沈鸿英乃慰之曰：“有我在可无惧也。”居之于营，丰其饮食，刘以为幸，乃沈阴电陆氏，刘遂被害，沈遂以功升统领，陆更厚遇之。此后沈之屡得晋擢，以此始。沈得志，大兴土木，于其故里雒容，建居宅家祠，巍峨为一邑冠。题其家祠匾额者，乃为陆荣廷，今之过其居者犹见之也。民十孙总理令陈炯明率师入桂，时沈为桂林镇守使，见陆氏势失，率部入湘转赣，投于吴佩孚。时吴方欲用兵西南，夷革命势力，助以饷械，擢为援桂军总司令，加镇威上将军衔，使入桂。时桂人怵于战祸，求治之心甚切，而在桂之陈炯明部与刘震寰部有隙，桂局未奠，土匪骚然，闻沈归，以其兵众力厚，能重奠桂局，故桂林民众大喜，咸于户榜“万家生佛”四字以欢迎之。时陈炯明叛变，总理檄师援粤，沈应命与桂之刘震寰军，滇之杨希闵军，会师东下。及至粤，沈为陈所贿，反戈，为刘杨军所败，退入桂之平乐贺县。而桂局因刘杨等东下，空虚，陆部旧人如韩彩凤辈，电请陆氏返桂。陆自沪假道安南至邕，并赴桂林劳韩部。沈以图粤未逞，改而图桂，乃率兵攻桂林，与陆韩相持数月，城中粮尽，人民哀请陆韩离桂以息兵争，沈得入城。当沈之攻桂林时，以城坚未易攻下，乃喻部属曰：“愿诸君勉力，苟能克之者，准予‘发洋财’三日。”故沈部入城，大肆劫掠，妇女之受污者万余，至今桂人言其事者，犹为之色变也。
沈攻桂林之日，李宗仁、黄绍竑奉南方政府命组定桂军，乘虚入邕。而沈军因围攻数月，死亡甚众，而弹械亦渐竭，力遂弱，尝败于李黄部。及民国十四年，唐继尧遣其弟继虞率黔军入桂，集重兵于融县三江，沈与之合。乃黔军以气候不适多病，益以居民逃散一空，粮尽，退走宜山百色入滇。沈失利，率众横窜至平乐贺县，屡为黄绍竑军败，与其子荣光匿伏山岩中。得该地一土豪某导之，乘船自漓江下梧州。时缉捕甚力，沈化装为一堪舆家，手携罗盘，至梧，泊于梧州下之某处。将夜，沈假寐船中，闻舟子互语：“人之穷通实难说，今居舟之数客，焉知非来日之贵人。”沈闻言骇，阳谓闻此间有一佳城，颇欲相之，遂挈子及某登岸，逃而出桂境，绕道至广州，寓一旅舍中，伏居不出。一日，因结账以钱交掌柜，掌柜见而呼之为“督办”（盖沈曾任某某督办）。沈故作愕曰：“余商人也，汝何故呼吾为督办者？”掌柜曰：“余久居贺县之八步，固甚识督办也。”沈闻言惊，即挈子及某逃香港。
沈至香港，以其搜刮所得数十万，于港之新界建一“上将军第”，以为菟裘，并购田若干亩，收集其祖父下之族人同居，自此专务实业，野心遂息，日遣其妻妾率引族人耕耘田亩。居恒亦力从俭省，粗食布衣，客至始偶宰一鸡，且必留其半，为翌晨待客。尝谓客曰：“余获尝鸡肉，托君之福也。”人奇之，曰：“吾家人众，食必宰鸡十余头，否则余一人丰馔，亦殊不乐也。”其一反前时行为，有如此者。沈晚年佞佛，常至港之岑湾某寺顶礼。然好色，得血管爆裂病，虽治，亦旋愈旋病，前年乃入寺静养，终以病发死。死后，沈家报告遗产，计廿万，遗嘱以五万予伯叔后人，五万予兄弟，十万予其子，但多系不动产，且嘱不许变卖，留为后人教育抚养之需。又沈生前于宅旁购一大园，遍植果木，中为生圹，嘱死后葬其中，果值所入用为岁岁祭扫其墓。沈草莽出身，横行数省，殃民祸国，而晚年竟能一反其所为，有如此者，其所以较张宗昌辈得获善终，亦以此欤！
载第33期（1937年7月1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