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重修颐和园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件事：清廷为慈禧太后筹办60岁生日庆典。那场筹办中的庆典活动规模极大，挪用的却是北洋海军的军费，朝廷大臣们闻讯之后，人声鼎沸，议论纷纷。文廷式则第一个站出来，上奏提出停办慈禧太后的生日大庆。这件事惹恼了慈禧太后，据说慈禧太后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谁让我一时不高兴，我就要让他一辈子不高兴。”
甲午海战失败后，清廷割地赔款，极尽耻辱。文廷式也忧心如焚，向光绪皇帝提出了拒和、迁都、抗战的建议。当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是文廷式率先将条约内容秘密透露给了康有为等人，在京参加会考的举人们发起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事件。紧接着，北京成立强学会，变法维新如雷霆之势汹涌而来。慈禧太后大为恼怒，为了斩断光绪的这条“臂膀”，下令让光绪对文廷式严谴。
光绪把这个消息偷偷对珍妃说了，珍妃十分悲痛，在光绪皇帝面前长跪不起，啼血求恩。光绪摇头叹息，在铁娘子慈禧的懿旨面前，他也无能为力。为了保住文廷式的性命，光绪下令让文廷式停职离京，以避不测。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文廷式以回乡为母亲扫墓为名，请假离京。这一去，他再也未能回到政治权力的中心。不久，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向清廷弹劾文廷式，称文“常与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慈禧太后以“交通宫闱，扰乱朝纲”的罪名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再度独揽大权，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珍妃也被禁闭在景祺阁后面的小院里，不准她与光绪见面。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临出京之前，命二总管将珍妃从景祺阁后面的小院里拉出来，以“洋人入城，免受污辱”为由，将珍妃推入宫井中杀害。
文廷式得知珍妃的死讯后，心情十分沉痛，有诗一首《咏月》为证：藏珠通内忆当年，风露青冥忽上仟。重咏景阳宫井句，菱乾月蚀吊婵娟。
文廷式是名誉京城的大才子，他的诗词常常被人击掌叫绝。最有名的一首名为《蝶恋花》，词中写道：九十韶光如梦里。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落日野田黄蝶起，古槐丛荻摇深翠。惆怅玉箫催别意。蕙些兰骚，未是伤心事。重叠泪痕缄锦字，人生只有情难死！
这首词借写离情，抒发了词人在山河破碎时的深愁惨痛。眼看着大好河山被外族一寸一寸割据，词人心如刀绞，在他眼里，寸寸山河，成了寸寸销魂地。委婉悲凉的词句，蜿蜒到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后，才发出一声声沉重的叹息，让听者观者为之动容。
野史中说文廷式与珍妃关系暧昧，这并不可信，至少还不曾发现相关的任何一条史料。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古时候的人没有那么开放，这种师生情绝不可能发生。而且珍妃入宫后贵为妃子，文廷式见她一面都不可能，何谈恋情？不过，文廷式倒还真的是个情种，他与袭夫人的一段恋情，被世人广为传唱。
晚清有个人物名叫梁鼎芬，广东番禺人，与文廷式是同乡。梁鼎芬才情横溢，为老师袭镇湘所赏识，袭老师将其同族侄女许配给了梁鼎芬。光绪六年（1880），梁鼎芬与袭氏夫人举行婚礼，那一年梁鼎芬才23岁。也就是同一年，梁鼎芬还有一桩喜事：参加殿试考中二甲。“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之乐事恰巧遇到一起，让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婚后不久，梁鼎芬衣锦还乡，偕同袭氏夫人回到广东。这之后，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改变了梁鼎芬的整个人生痕迹。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代表清廷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梁鼎芬等一班士子义愤填膺。那一年梁鼎芬26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执笔上疏，弹劾李鸿章“六大罪状”，当杀。一个26岁的毛头小伙去挑战朝廷重臣，这样的做法无异于鸡蛋碰石头。果然，慈禧太后大怒，梁鼎芬险些遭到重罚，幸得军机大臣阎敬铭的护持，才得以躲过了一场灾祸。但是到了第二年，梁鼎芬还是受到了惩处，被追定了一个“诬谤大臣”的罪名，降五级调用。
梁鼎芬的仕途之路自此陷入低谷。罢官之后，梁鼎芬再次决定回乡，先去谋求一份职业，解决人生的第一大事——吃饭问题。临行前，京城里一班熟悉的京官热诚相邀到南河沿去看莲花。梁鼎芬心情郁闷，填词一首《台城路》，“只是相思，泪痕苔满径”，借着咏荷花抒发内心深处对友人留恋、对袭氏夫人的不舍之情。
按照梁鼎芬的打算，先回乡去谋得一个职务，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在那边立住了脚，明年初再把家眷接过去。梁鼎芬自幼父母双亡，从小寄居在姑姑家长大，深知生活的艰辛。无论以后干什么，总得先有份稳定的生活保障，才是正理。出京城之前，梁鼎芬把爱妻托付给情同手足的好朋友文廷式。
一场突如其来的婚变，就在这时候悄然发生了。
婚变的真实原因和具体的内幕细节，人们不得而知。这个爱情故事的结局是：袭氏夫人追随文廷式，去了新恋人的祖籍江西萍乡，并且生下了三个儿子。
这场震动晚清宦海的婚变，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在于文廷式，古训中有一条：“朋友妻，不可欺”，对于朋友的妻子，正人君子要主动避嫌，与朋友妻子有染甚或占为己妻，将会是被人谴责的丑行；在于袭氏夫人，未能严格遵守妇人之道，同样会被同时代人所不齿。这件事在当时，确实属于惊世骇俗之举，无论文廷式还是梁鼎芬的亲友，都对此事讳莫如深，从不愿意谈及。
倒是梁鼎芬对婚变的态度，值得现代人回味。毋庸讳言，得知袭氏夫人与文廷式的情事后，梁鼎芬必然经过了一个极为痛苦的阶段。他留下的诗《夜坐有怀》可佐证：坏墙斜月女萝香，散发无人坐受凉。酒罢微酲更惆怅，数声长笛一庭霜。
但是，梁鼎芬是个性情孤直的人，他与文廷式的友情，后来竟终生不变。光绪十四年（1888），阳春三月，梁鼎芬来到湖南长沙，这是当年他迎娶袭氏夫人的伤心之地，正巧文廷式也在这里。
在与长沙朋友饮聚的酒宴间，梁鼎芬与文廷式见面了。据文廷式记载，“两人一见异常惊喜，遂留宿乡间，四更始寝”。接下来的日子，两个人几乎天天在一起。3月25日，这天郭嵩焘请客，也是梁鼎芬离开长沙回广州的日子。文廷式连宴席上的酒都没有喝完，便急于去为梁鼎芬送行。那一晚，两人夜里谈到很晚，文廷式还写了诗词赠给梁鼎芬。
梁鼎芬与袭氏夫人的爱情之弦断了，但是友情却并没有终结。他在武昌张之洞府下任知府时，曾经在武昌府署的花厅上刻了一副楹联：“零落雨中花，春梦惊回栖凤宅；绸缪天下计，壮怀销尽食鱼斋。”无限深情的追忆，无限深情的思念，都蕴含在其中。晚清有笔记野史记载，文廷式去世之前，家境窘困，生活拮据，袭氏夫人还前去向梁鼎芬求货，梁鼎芬“辄有所赠”。
大历史与小细节
齐白石的画意趣盎然。有一幅农家草虫的画：一颗大白菜上趴着一只蝈蝈。大白菜是恣情写意，蝈蝈却是工笔细描，分毫毕现，连虫翅上的脉络都清晰可见，一只生动活泼的蝈蝈从画中振翅欲飞。
大历史的妙处，往往隐藏在不大被人注意的若干小细节里。
光绪皇帝推行戊戌变法，失败在于慈禧太后的阻挠和干涉。而慈禧太后对光绪的愤懑不满，起初源自于皇宫家庭里的细微小事。
据商行瀛《珍妃其人》一文，珍妃初入皇宫时只有13岁，还颇得慈禧太后的喜爱。她天真活泼，聪明伶俐，除了穿戴旗装礼服外，还经常扮作男装在皇宫中走动。“乌黑的头发，后垂大辫子，戴上头品顶戴，三眼花翎，身穿袍子马褂，足登朝靴，腰系丝带，居然是一位美少年似的差官。”珍妃与光绪共玩共乐，恩恩爱爱，慈禧太后也没有觉得怎样。
珍妃后来何以被禁闭？按商行瀛先生的说法，与清室宫中的制度有关。
按清朝制度，内廷经费与国家开支是分开的。内廷的经费领于内务府，皇后每年例银一千两，嫔妃以下逐步递减，妃每年三百两，嫔每年二百两，按月支取。珍妃出生在贵族之家，从小出手阔绰，习惯了大手大脚，每个月的经费都不够用。更重要的是进入清宫之后，眼看着周围的环境都是这样，卖官鬻爵成风，耳闻目睹，珍妃也免不了受影响。卖官帽子，是珍妃所能想到的生财之道。
整个卖官的流程是这样的：串通奏事处的太监，打听到哪个位置有官缺，然后告诉志锜等人，出面去寻找想买乌纱帽的人。敲定之后，通过几名贴身太监转告给珍妃，再由珍妃在合适的时候向光绪皇帝进言。整个卖官流程的主谋是珍妃的亲哥哥志锜，卖官收入所得，大部分被志锜拿去了。也就是说，珍妃既是为自己捞钱，又成了胞兄志锜的摇钱树。
乌纱帽卖得多了，免不了会露出蛛丝马迹。有一次，珍妃将四川盐法道官职卖给了一个叫玉铭的木材商人。按照惯例，新官上任之前都要到皇宫前来跪拜，由皇帝亲自召见，简单问答几句，一来体现皇帝的温暖，二来表示皇帝十分体察政情。轮到召见这个玉铭的时候，光绪皇帝问他：“原先在哪个衙门里当差？”木材商人惊恐万状，结结巴巴地答道：“小的原先在木厂。”光绪皇帝十分诧异，叫人拿来了纸和笔，命玉铭将其履历写出来。玉铭提着笔，手直打颤，好半天写不出一个字。这件事让光绪大为光火。更糟糕的是，当时慈禧太后就坐在旁边，眼看着这个情景不停地冷笑。
此事发生在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风声所播，涉及宫闱。事后，慈禧太后严厉训斥了光绪。光绪不得已发了一道谕旨，云：“朕奉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敢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庭，向称淑慎，是以优加恩眷，洊陟崇封。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慌左右近侍藉以为寅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
光绪皇帝与珍妃在皇宫中形影相随，感情深厚。可以想象得出，光绪在写这道谕旨时心情之沉重。自此以后，珍妃交由皇后严加管束，幽禁于皇宫内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的院子里，人身失去了自由。
据说，在降瑾妃、珍妃为贵人的前一天，光绪皇帝给慈禧请安时，慈禧一直铁青着脸不理他。光绪为瑾妃、珍妃求情，在地上跪了两个多小时，可慈禧太后铁石心肠，丝毫不为所动。最后，慈禧太后恶狠狠地说：“瑾妃、珍妃的事，你不管，我来管。不能让她们破坏家法，干预朝政。下去吧！”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10月28日这一天，珍妃确实遭到了“褫衣廷杖”。堂堂皇妃，被扒掉衣服用木棍打，这在清朝是极为罕见的。
参与珍妃卖官鬻爵一案的众太监，一律都被处以极刑。据当时在宫中的太监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一书中透露：
太后宫的掌案太监王俊如，其徒弟小太监宣五、聂八，皆在其内。因为太后留面子，将王俊如等三人发遣奉天，缓些时日，方以密旨命盛京将军长顺将王俊如就地正法。其余奏事处总管太监郭小车子，奏事太监文澜亭，以及光绪御前太监杨姓孪生兄弟，人称对儿杨者，并无姓名可稽的内殿技勇太监，珍妃景仁宫的太监等，共同交内务府慎刑司立毙杖下，前后打死的太监有六十余人。
光绪二十年前后，京城社会每于聚谈间，必谈论珍妃卖官一案。这桩案子中，珍妃的亲哥哥志锜为沟通宫内外要犯，在珍妃案败露后，惧祸逃往上海。所得资财，存入北京前门泰昌绸缎号生息，成又自然转成了股东。
清朝晚期，卖官鬻爵不仅成了公开的秘密，甚至已经合法化。朝廷里明白告示的捐纳制度，说白了就是卖官帽子。清宫里头只要有点权势的，几乎人人都在卖官。太监总管李莲英卖官的生意做得尤其大，据说连慈禧太后也卖过官。珍妃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珍妃团伙卖官鬻爵的众多案子中，影响最大的一桩案子是鲁伯阳案。
晚清御史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叙述了案件始末：“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直笔论事，文字简洁洗练，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二十个字，字里行间却掩藏着复杂的故事，像条迤逦的大河，波涛汹涌。
晚清吏部主事何德刚的《春明梦录》一书中，对鲁伯阳买官上海道一事有更加详细的记录：
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复电到，谓确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两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
鲁伯阳何许人也？遍查鲁伯阳的履历，只知道他的祖籍在安徽，中年时参加淮军，隶属李鸿章的部下，在淮军粮台处管过账本。大概是在淮军粮台处捞到了一些银子，鲁伯阳出钱疏通太监，要买个上海道台的乌纱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