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皇帝下令，两湖、两广、福建、浙江等各省，应火速采办木料，迅即运往京城。此时正值太平天国之乱后期，南方各省饱经战争之祸，烽火连天，狼烟遍地，优等木材资源极度稀缺。南方的总督、巡抚们个个一筹莫展，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候补知府李光昭站出来了。他通过内务府向同治皇帝呈上了一道奏折，文中称：“候补知府李光昭将数十年商贩各省购留香楠、樟、柏等巨木，价值数十万金，砍伐运京，报效上用。”
在一堆枯燥的文件中看到这样的奏章，同治皇帝喜出望外。当即将奏折批转给军机处，给予李光昭一系列便利条件，请沿途地方各省官员悉心关照，各地税收关卡免税放行，等等。从此李光昭领到了“奉旨采办”的一面大旗，披在身上作虎皮，开始了他到处招摇撞骗、投机倒把的生涯。
李光昭到底有没有弄到上好木材的能力？这个问题一查便知。李光昭自告奋勇上奏要求采买木材之初，就曾有御史王家壁提出过质疑。王家壁称，臣等查李光昭寄居汉镇多年，从来没有贩运木材的历史，其家道也并不殷实，且个人品行向来不端，身上有官司尚未了结。
但是内务府并没有把王家壁的质疑当回事。一旦利益当前，那些人管不了那么多，一门心思只顾往黑道上走。
李光昭身上的那桩官司，涉及两年前他同洋人做的一笔生意。李光昭认识不少洋人。两年前，他把襄河出口处的一片无主人的荒地卖给了洋人，等到洋人买到荒地之后，才发现上了当，那片荒凉的不毛之地什么都做不成。洋人向李光昭提出交涉，要求退钱。李光昭是个今日有钱今日花光的角色，那笔钱早已花光了。他跟洋人商量，说可以筑一道堤坝，让那片低洼的荒地变成良田。洋人被李光昭忽悠得答应了。等到筑堤坝开工之日，地方乡绅站出来抗议，说那片荒地本来是襄水宣泄之区，如果筑上一道堤坝，襄水大涨时没有出路，必然四处泛滥。汉阳三镇的老百姓，岂不会大受其害？
李光昭何尝不明白这番道理？但是为了对洋人有所交代，只好仰起鼻孔大打官腔，非要坚持筑堤坝不可。当时李光昭手下带着一班人，差点同地方乡绅动武。后来还是洋人劝架，才不至于打得头破血流。随后，官司告到巡抚、藩司处，由汉阳县到汉阳府，无不贴出煌煌告示，严禁筑堤，以保民生。
洋人天天缠着李光昭要求退款，李光昭硬着头皮拖诿道：“我们大清国是有王法的。朝廷是讲道理的。地方官吏包庇当地乡绅，这不要紧，我到京城里去告，就不信打不赢这场官司。”
李光昭这一去，恰如泥牛入海无消息，再也杳无音信。那个洋人等了半年多，也不见李光昭的人影，托人到京城里去找。回来的人个个摇头，说京城里若干衙门都打听过了，人家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洋人只能自认倒霉，乘坐海轮漂洋过海回了国。
话说李光昭当年并没有真的消失。他来到京城，没有去官府里走动，而是在帽儿胡同里包租了一个四合院，本意是为了躲债，却在吃喝玩乐中认识了京城里不少的老少顽主。其中有个人名叫宝麟，在内务府里任职。通过宝麟穿针引线，一来二去，李光昭结识了内务府的不少官员。上奏折请求采办木材一事，就是李光昭与内务府官员内线串通一气所想出的主意。
李光昭领到圣旨之后，胆子更是大了许多。他请京城的裁缝做了面旗帜，上书“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几个大字，挂在出行的车头或者船头上，沿途威风凛凛的派头，盖过了巡抚、藩司的风头。按照李光昭的计划，原是想到湖北神农架去采购木材，那里是千百年的原始森林，李光昭有所耳闻，心想在神农架总是能采购到优等木材的。谁知到了汉口一打听，神农架的木材如果现在砍伐，要三年才能运出山。这在时间上无论如何是来不及的。李光昭心思活络，马上把目标转到了别处。他想，与其这样，不如到香港去洋商那里买木材。
一到香港，李光昭就住进了这个自由港最大的得利客栈，包了两间房，一间作卧室，一间当工作室。楼房门前贴出一条梅红长笺，大书“钦派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寓”。外人不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来头，都把他当做一个大钦差，一个个恭恭敬敬地同他打招呼。李光昭身穿一套西服，戴一副大墨晶眼镜，雇了一顶绿呢大轿，带着三两个小跟班出出进进，招摇过市。
放下了鱼竿，投下了鱼饵，就等着鱼儿来咬钩。第一个来咬钩的英国洋商叫阿多富，此人年事已高，瘦弱的身子骨，却显得精神矍铄。双方说好价格，要付定金的时候，李光昭一声冷笑，说是像这样的生意，如何还要定金？大清皇帝要买木材，还怕少了货款？等木材运到天津验了货，自然会照价打款，内务府的规矩一向如此。
阿多富在中国经商多年，是个中国通，对中国官场上的规矩懂得许多。李光昭说的道理，他心中自然是明白的。于是不再多说，在合同上签了字。李光昭本以为从此天下无事，等英国洋商的木材运到了天津港，雪花般的白银就会滚滚而来。然而好事多磨，合同签字后没有几天，阿多富忽然得了中风，在香港的公司里一命呜呼了。
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李光昭有点懊恼。
第二个合作伙伴是法国木材商人勃威利。勃威利为人有点古板，坚持非要付一笔定金不可，哪怕定金不多，象征性付一点，也是表明一个态度。合同签订之日，双方对合同内容逐条推敲，订购洋人木材三船，共计三万五千尺，货款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三十天内运到天津港，验收之后付清全部货款。按照勃威利坚持的意见，李光昭付了十块鹰洋，算是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下。
本来以为这件事已经大功告成，谁知一个月后，木材运到了天津港，却在直隶总督李鸿章手上碰了壁。原来，三大船木材运到天津港之后，按例要报到天津海关，申请免税放行。这事让李鸿章知道了，非坚持要亲自去看一看不可。
李光昭的遭遇，应该说是咎由自取。这个拿钱买来的候补知府，打着内务府钦差的旗号在外头四处招摇撞骗，李鸿章早已有所耳闻。他坚持要亲自过问，就是想同李光昭过不去。李鸿章带来前来稽查的官吏，个个都是木材业的内行，很快发现了这批木材生意的不少“漏洞”。首先是木材尺寸不符合标准，虚报浮夸风严重；另外，三大船洋木材共计三万五千尺，李光昭也报价太高。稽查官吏们私下议论说：“那人太贪，不到十万两银子的货，竟报价三十万两银子。”
李光昭案件的揭发披露，在清廷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圆明园的重修本来就受到不少非议，从工程动工之初到李光昭案曝光前，已经有御史沈淮、游百川、文祥、李宗羲、杨浚等人不断上奏要求停工。对于御史们的不同声音，同治皇帝不好公开反驳，只能装聋作哑，尽管如此，面子上已经很不受看。如今重臣李鸿章又上奏章提起这事，更让同治皇帝心里窝了一肚子火。
恰恰在这个时候，天津港那边又出了一件事，更是火上浇油。船舶装载的木材停泊在港口七八天了，却始终见不到李光昭的人影。法国商人勃威利急不可耐，向天津领事馆提出了申诉。
申诉材料又转到了李鸿章的桌案上，李鸿章匆匆翻阅几页之后勃然大怒。悄悄派出捕快，将李光昭拘捕起来，等候朝廷的发落。李鸿章再将情况上奏给同治皇帝，奏章中提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事涉国际纠纷，牵扯到法国、美国等几家外国领事馆，千万不可小视。
同治皇帝刚刚收到李鸿章的奏折，还没来得及细读，另一位清廷大臣翰林院编修李文田的奏折又送上来了。同治皇帝把两道奏章折开来一起看，李鸿章的奏折中语气还算柔和，而李文田的奏折更让皇帝受不了。
李文田的奏折中，先是从西北的一桩异事入手：有一颗彗星，经历十日不灭，人人惊为不祥之兆。彗星又被老百姓叫做扫帚星，按旧时民间迷信说法，扫帚星主凶，见则有天灾或者战乱。李文田在奏章中说：“聚敛之臣，不如盗臣。左右近习与夫内务府大小臣工，皆聚敛之臣而盗臣者。”又说：“皇上以天下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自家，盗臣自以为计，于皇上何益？”
李文田的奏折，明里是指责“聚敛之臣”，实际上隐含有批评皇上之意。一通道理说下来，结论则是请皇上立即停止重修圆明园。
看完奏折，皇帝震怒。事情还没有完，到了第三天，由惇王奕誴领头，醇王奕譞、贝勒奕劻、景寿等一行七八个人来到了皇帝面前。惇王奕誴性情粗犷，书读得也不好，但是他有一个常人所不具备的优点：敢在皇帝面前直言。奕誴带来的几个人都是皇亲国戚，血管里流着爱新觉罗氏的血液，在他们看来，所谓家国都是一回事，天下本来是爱新觉罗氏的天下，只要是一心为大清王朝好，说话措词也用不着太婉转。反过来想，话说得太轻飘了，皇上未必能听得进去。
几个人轮流发话，一句比一句重，同治皇帝听得汗流浃背，额角上直冒冷汗。归纳几个人话中的意思，一共说了六条：第一是要敬畏天命，西北已有扫帚星示警，不能不格外多加小心；第二是要遵从祖制，收缩内务府的权力；第三是善纳谏章，多听从御史们的意见；第四是重视库银，国库万万不可空虚；第五是远离小人；第六是惩治聚财之臣。“六条”的核心意思，是立刻停止重修圆明园。
同治皇帝被说得有几分冒火了，指着惇王奕誴说道：“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我这个位子让你来坐好不好？”惇王奕誴见皇上动了怒，赶紧弯腰赔罪。皇帝也正好找了个台阶下，嘴里嘀咕道：“我亲政才一年半，莫非就这一年半，把国事搞得糟不可言？”
这一场风波差点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后还是以同治皇帝让步，停止修建圆明园而罢休。涉及李光昭案中的几个人物，分别都作了处理。李光昭被判处监候斩；内务府得对这件事负责，内务府大臣崇伦、春佑等人庇护李光昭，欺蒙皇上，即行革职；负责圆明园工程的总管贵宝和文锡，也因为不称职而被削职为民。
人生只有情难死
同治皇帝因为重修圆明园，惹得朝野上下一场大风波。此事殷鉴不远，到了光绪皇帝亲政前后，又一次重新上演了。
这一次，是光绪皇帝发谕旨重修清漪园，并改名为颐和园。前面说过，修建颐和园本来是慈禧太后的意思，但是因为这个事发生在光绪皇帝亲政前后，自然就与光绪皇帝脱不了干系。
这件事还要从珍妃说起。
以前的历史书上，总是给予了珍妃过高的评价。人们毫不吝惜辞藻，用最美好的语句来刻画她。追究其根源，与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珍妃被投入那口幽深的胭脂井有关。也就是说，在珍妃的身上，人们寄予了太多的同情，把她渲染成了理想的化身。不错，珍妃年轻貌美，聪慧伶俐，她站在光绪一边支持改革，又敢于和阴冷的铁腕人物慈禧太后作对。尽管如此，身处在封建体制之内的珍妃，有着一些先天性的性格缺陷以及人性的弱点，比如珍妃贪污一事，就是她在金钱陷阱中挣扎时留下的人生污迹。
关于珍妃贪污，晚清和民国的诸多轶文笔记中均有记载。
随手摘录几句。御史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这样写道：“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是用人之权，君主不能专也。”
这里纠正一点小错误：胡思敬笔记中所说鲁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不实。鲁伯阳实际上并没有上任。
鲁伯阳向珍妃行贿的故事放到后面再讲。先说被光绪皇帝百般宠爱的珍妃，对朝政大事兴趣十分浓厚。她前面有个最好的榜样——慈禧太后。
比较糟糕的是，对于朝政大事，珍妃不仅兴趣浓厚，而且还躬身其间，对政治进行暗箱操作。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她向光绪皇帝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堂兄志锐；另一个是老师文廷式。而后妃干政，这在清朝历史中是不允许的。
文廷式，祖籍江西萍乡，生于广东潮州。此人自幼聪敏好学，17岁师从番禺著名学者陈澧，于地理、史学尤为精通。光绪十六年（1890），文廷式参加清廷殿试，考上一甲第二名进士，成为人人羡慕的榜眼，被授翰林院编修。两年后，提升为光绪的四品侍读学士，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
文廷式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升擢得如此之快，其中就有珍妃的功劳。
珍妃进京入宫之前，就与文廷式认识。珍妃有个表哥叫志锐，满洲镶红旗人。志锐的父亲裕泰，曾经当过湖广总督。年轻时，文廷式与志锐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那时候，文廷式经常到志锐的家中去玩。志锐家与珍妃家只隔一两道巷子，文廷式在志锐家经常见到瑾妃、珍妃。时间久了，双方也熟了，文廷式教瑾妃、珍妃写字画画，成了瑾妃、珍妃的兄长兼恩师。
珍妃入宫后不久，极力向光绪推荐文廷式。当时的文廷式，虽然已经考中进士，却只获得了翰林院编修的七品小官，珍妃为他打抱不平。为此，光绪皇帝特地举办了一场中断了近20年的翰詹大考。在这次大考中，文廷式被光绪直接选拔为第一名，升任翰林院四品侍读学士。此时年轻的光绪皇帝正在暗中筹划一场戊戌变法，身边亟须人才。于是，多才多艺的文廷式很快就成为了光绪得力的帮手，开始接近政治权力中心。
